文艺能不能用于“歌颂”、“唱赞歌”，能不能通过文艺这种手段、这个工具，对所爱、所敬“唱赞歌”、进行“歌颂”，表达善意，或者“揭示”还不算是“恶”的人性。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甚至曾经不是个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完全是因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有文人把它作为一个问题而在延安“解放区”提了出来。原因是，他们看到的“解放区”这也不顺眼，那也有问题。连干部吃个“中灶”都认为不“平等”。
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想“重弹老调”，想谈出点“新意”。是不是有“标新立异”，想扛起文化大旗，充当新的“旗手”以博眼球，或许有吧。也的确博得了不少人的眼球，受到一些具有相当高文化水平的人们的追捧。
众所周知，当年伟人在《延安讲话》中就提到了文艺中的“暴露”与“歌颂”。这是因为在“座谈会”中，就有从国统区到延安的文人提出过与莫言一模一样的问题。到现在，已经八十年过去。那年，莫言还没有出生。
天有不测风云，世事难料。在发表《讲话》的人身后，“非M化”骤起，如同火山迸发。文化界自不甘落后，在“解放思想”的名义下，冒出了不少的质疑者、反对者。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八十年代就认识到《延安讲话》“确实有较大的局限性，我们这一代作家早在80年代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几乎所有的努力方向，就是要打破这个局限性”。正可谓是“先知先觉”，“思想解放”的先躯。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上，走在了社会的前头，成为文学创作的领跑者。终于在诺贝尔文学奖面前“冲刺”成功。
莫言与当年“讲话”中提到的某些人，虽然处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认识却高度一致。相互之间有什么历史渊源？有没有历史传承？应该是有的。毕竟，莫言的那种思想还不能说是由他创立。
粗读历史，就会发现，没有证据证明文艺的功能，是为“揭露黑暗”而生。那样的“理论”何时由何人创立，不好判断。可以判断的是，它不是古人，尤其不是由中国古人创立。
不过，现在的文艺家那样理解文艺，创作文艺，是他们的“自由”。有人就好那一口，兴趣所在，大概属于所谓的“创作自由”与创作实践。
文艺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一种手段，自商周，它能够存在，能够延续，自然不是由于它只会“揭露黑暗”。那，甚至不是文艺的初始功能。
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农民的产生，文人中关注民生的人逐渐多起来。春秋末期的孔子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苛政猛于虎》就是一篇“揭露”农民生活困苦的作品。后世如唐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诗中就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白居易的《卖炭翁》也属于“揭露”的作品。这些诗，虽然流传于世，很难说他们揭示了“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和“人性中恶的成分”。按照莫言的判断标准，说不上是文学中的上乘之作。
不过，他们并不认为文学就是“揭露”，也写过更多“赞美”的诗。
中国的白话小说的开山鼻祖鲁迅先生说：“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
历史上的文人大抵如此。他们既然是人，他心里怎么可能只有“非”而没有“是”，只表达对“黑暗”的憎，不表达对“光明”、友谊、大好风光的爱与“赞美”？文人的心中，不可能只有“黑暗”，文人的笔，不可能只是专门向人们展示“黑暗”时才用。
以“揭露黑暗”为己任的文艺家可以不负“歌颂”那样的责任，他们能够阻挡的住别个文艺家担负那样的责任么？想挡也挡不住。文人，毕竟是文人，没权没势，还不能一手遮天，让文艺的百花园中，只有“黑暗”那朵“花”怒放。这里，以“花”作为比喻，不知是不是一种“赞美”。
如果不愿意在“黑暗”中被吞噬，在面对“黑暗”的时候，在通过文艺而反映黑暗的时候，不同的人，反映出来的也不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有人把“黑暗”揭露出来，是要人们适应、迎合“黑暗”，被“黑暗”吞噬。有人“揭露黑暗”，是鼓动人们奋起反抗，从“黑暗”中闯出一条求生存的路。不知莫言以为然否。由于没有看过莫言的书，不知道莫言“揭露黑暗”到底是为什么。
“黑暗”之所以称为“黑暗”，因为它与暴力、残暴，色情，虚伪，拉帮结派、相互倾轧，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不择手段等等联系在一起。这些无不与恶势力、黑暗势利联系在一起。“揭露黑暗”，自然就少不了描写他们，揭示他们内心深处的活动，甚至发展、变化过程。这，也许就是一些人的揭示“人性”。
正如“黑暗”与“光明”之间，没有一道明显的界限，不可逾越的鸿沟。“暴露”与“歌颂”也很难一刀切开。这是它们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决定的。
像“包公戏”，几百年来，经久不衰。说明“徇私枉法”，“贪官”仍然存在，这自然属于“黑暗”。但是人们还需要“包公”那样的官吏为民伸冤，没有，也要塑造一个艺术形象的包公。事实上，现在舞台上的包公，都是艺术形象。真实的包公什么样，倒是没有什么人追究和介意。包公，就成了“铁面无私，公正不阿，执法如山”的典型的艺术形象。
“揭露”，是文艺的功能，但不是文艺的唯一功能。也不是文艺的全部功能。如果社会上有光明，有公正，有正义，哪怕是那么一点点，哪怕是深藏在某一个角落，只发出一丝微弱的光亮，挖掘一下，放大一下，歌颂一下，让处在黑暗中的人们看到希望，也没有什么不好。那难道不是有良知、有责任感的文艺家的责任么？
“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总是相比较而存在，不会单独存在。否则，就不成其为社会。事实上，好的文艺作品，在“暴露黑暗”的时候，总要提倡点什么，歌颂点什么。有破，也有立，决不会只有一面。
像《水浒传》，揭露了官场的黑暗，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让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沦落为充军的罪犯，十分凄惨与悲凉。他被逼上梁山，不能不说也是一条出路。在《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也歌颂了深明大义的鲁智深的除暴安良，让读者读了十分快意。让人们看到，路遇不平，自有人出来一声吼。现实中这样具有“侠肝义胆”的人，尽管可能有许多缺点，特别是他们无视法律，无法无天，难道不能被歌颂么？
再说，读者生活在社会之中，是不是都爱看、爱读“揭露黑暗”的文艺作品？即使是莫言的“粉丝”，也未必。人们喜闻乐见的作品也不都是“揭露黑暗”的作品。看看舞台上的文艺节目及台下观众的情绪、反映，就可以做出判断。
无论是揭露“黑暗与邪恶”，还是歌颂“光明与正义”，无一例外，都是宣传，都想达到某种社会效果，某种目的。著名文学家是这样，名不见经传的文学也是这样。二者常常相辅相成，并不矛盾。把它们之间的矛盾势同水火者，只是某些，甚至是少数如莫言那样的文学家。
事实上，人，包括文艺家，文学家，固然有的生活在“黑暗”之中，历尽艰辛，看到的，感觉到的，都是“黑暗”。除了“揭露黑暗”，也许创作不出别的作品。读者可以给与理解。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生活在“黑暗”之中，感受与处在“黑暗”中的文艺家相同。强行要求文艺家都去“暴露黑暗”，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文艺的“创作规律”。莫言，虽然摘取了那个诺贝尔王冠，但是，在“揭露”与“歌颂”的关系上，他说的的确是“偏见”。经过今番的争论，尽管他保持“莫言”，实则“无言”。相信他在今后的创作中，会注意的。
就是在“争论”中，迎来了麦收。莫言深入田间，与乡亲其乐融融，不也创作了一首诗《麦浪滚滚》么。那不是“揭露”麦收的艰辛，而是反映获得丰收的喜悦。也可以叫做“赞美”吧。顺便，为家乡生产的收割机做宣传，应该是对收割机的“赞美”。
《麦浪滚滚》的诗意如何，因为不懂诗，不便评。看得出，这诗不是“揭露”。仅此，也就够了。说明莫言并非只会“揭露”。当初何必“作茧自缚”？
到此，“争论”是不是应该终止了？因为，莫言的实际行动为这“争论”做出了结论。
最近，在关于莫言的“文学观”的社会争论中，有人说，批评莫言的“文学观”的人们反对“揭露黑暗”。有的更极端，还愣说就是提倡“歌颂”、“唱赞歌”。错！这是不确的，甚至怀疑这是在故意歪曲，以转移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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