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小镇做题家」一词又被主流媒体反向推火了一把。从而，该词仿佛彻底“出圈”，从少数人的自嘲用语变成人们广泛使用的社会科学新名词。
但是，如「躺平」等用语在大众化以后的遭遇一样，「做题家」也遭到了部分舆论的粗暴对待：不仅其原义被扭曲，对其所指的社会群体的分析更是见仁见智。
总的说，我们认为对「做题家」群体仍应坚持两面性分析，估计到其往不同方向分化演变、固定服务于某个阶级或成为某阶级一部分的可能性；从而，站在最广大无产阶级立场上，争取使「做题家」往「斗争型人格」发展，使之汇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变革力量组成的潮流中去。
第一、我们的视野不能仅限于“做题家”群体
首先不应忘记在“做题家”之外，还有人数更多、也是真正底层的城乡无产者和他们的子女。和后者一比，做题家们已经算是条件比较好的了；正所谓在资本主义社会，能进象牙塔本身已经很说明一些问题。
网友说的好：能称之为「xx家」的，大抵都有一定成绩或建树，而更多人连做题“家”这样的自嘲或调侃都配不上；
不是每个人都擅长做题，成功了的才能算做“家”，不成功就是个做题手，甚至错题本；
上985的才叫做题家，其他充其量只是做题气氛组；
现实是做题家多，还是错题本多？
但即使有上述情况，做题家们也已“荣获”被主流媒体贬损的待遇。不难想象，底层无产者在“人上人”及其喉舌看来，就更是蝼蚁了，根本不在他们日常的视野范围之内。
第二、对“做题家”应坚持两面性分析
严格说，“做题家”并非当下社会成员中最具“改变秩序”利益诉求的群体。如这样一句话就典型地表现了其小资思想特征：“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在这里，做题家表现了某种对现实认识的缺位或扭曲。还是那句老话：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你已经不能讲“警惕”“防止”；国家的阶级属性也是取决于客观的“是不是”，而非主观设定、要求的“应该是”或“不应该是”。
这里更倾向于把“做题家”理解为中小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工人阶级当中较易滋生资本意识（由于其工作、生活条件）的脑力劳动阶层或相对安逸阶层的后备军。这个群体具有跟小资阶级极其相似的两面性动摇性，也就具有往不同方向分化的可能性：
一方面，应该肯定，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敏感性当然强于最广大的底层无产者，也比较具备科学文化知识，所以他们能更快转向马列毛主义，从他们当中无疑是会产生一批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知识分子的。
但是，也应该看到，另一方面当“小日子过得还不错”“还没被逼急”，或“终于熬出头了”的时候，他们又更容易转为保守，有的易被大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所俘虏，最多只是发发牢骚、发泄一下不满，往往是前面大义凛然慷慨激昂，末了又乖乖给自己划上几条红线，或“躲进小楼成一统”（非自嘲的那种），缺乏真正“改变世界”的动力和要求。
第三、“做题家”被贬损说明了什么？
但现在，不可否认，即便是“做题家”这样一群人，也已经受到居上层的资产阶级的排挤打压，还有“无情嘲讽”。
上层资产阶级，包括他们豢养的“偶像”、精英们，已经霸占着过溢的权力、财富和社会资源；在“做题家”群体也表现出若干对当下秩序的不满的时候，“主流”舆论立即以“金字塔顶端”人士特有的傲慢与不耐烦，对他们进行思想上观点上的“训诫”，以令其更安分于既有秩序，规规矩矩，而不是跟着“泥腿子”们一起鼓噪一些包含反抗意识的舆论。
“主流”表现出来的这种姿态是相当顽固不化的，相当有“暴发户”气息：从他们立场上看，本来，应该把“做题家”群体尽量收编或纳入其维持体系，尽可能“驯化”他们，使他们远离更底层的“真正危险”的无产者；这就要求他们对之进行若干改良性收买，使“做题家”们阶级“跃升”的通道保持畅通和起码的公平性，如此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嘛。
然而，当代大资本由于其形成的特殊性，即从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的“逆反”而形成，故此，不管其中的官僚权贵派还是私人自由派，都纷纷陷入了一种“身份焦虑”：前者始终不敢撕掉那一层用以伪装的红皮，后者则日夜忧心于私人财产缺乏强有力的认证和保障。
在这种由复辟而不是自然形成带来的“身份焦虑”下，当代大资本在施行其统治的时候，在不断固化自己的既得利益和主导的既定秩序的时候，就往往表现出更多的“蛮横不讲理”的特征，好比帝王史上政变者往往更忧心于“被政变”、更加防范身边的实力人物一样。正因为他们“生于不义”，所以才更多倚仗粗暴的手段进行“硬打压”，包括急急忙忙地固化秩序、垄断阶级跃升渠道，而不是像西方已经统治了几百年的资产阶级一样娴熟于各种“软控制”。这堪称当代资本主义“特色”的“不稳定结构”。
对“做题家”的态度，也是一例。
第四、“主流”的傲慢或将加速做题家的分化
如今，“主流”貌似如此“坚决”地要把“做题家”更推近于对立的营垒，那么，就只能意味着资本主导之秩序的更趋不稳定。
如前所述，从“做题家”当中是可以产生一批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知识分子的；那么，资产阶级这种“决绝”姿态，如果还是不改变并伴随若干改良举措，（一部分）“做题家”的无产化底层化转变恐怕会更加加速，从而为资产阶级准备一批“掘墓人”。
而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革命力量的组成与革命力量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是不能成功的。”既然这样要把“做题家”的“指责型”人格进一步给逼成“斗争型”人格，那么，就用得着一句老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一个阶级，要想维持其长远的成功的统治，光有“硬打压”是不行的，还必须要有糖弹式的“软控制”；既然当代既得利益者表现得如此缺乏统治的“天赋”，那只能说明：“生于不义”带来的“身份焦虑”很有可能贯穿于他们存亡的始终，应该恰如其分地把这种焦虑理解为一种复辟的反动阶级的担心被清算，因而苟延残喘、惶惶不可终日。
确实，从历史发展的总进程看，经历了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三大斗争高潮的无产阶级，虽然在长久掌握政权方面摔了跟头，但早在上世纪已经证明了自己具有夺得“阶级统治的工具”的能力，具有毅然而做国家和社会主人翁的英雄气概。
既然复辟资产阶级如此表现出自己在强硬外表掩饰下的虚弱，那么，就不能不祝他们尽早被从治人者的高位上推下来，其中的大部分或许还有“出路”，即成为新社会中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劳动者——这对于他们的“身份焦虑”来说，恐怕，也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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