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师余秋雨三十年前在《山居笔记·十万进士》中的遣词造句：
“……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爭取科举致仕……。”
暴露了自身古文功底的不足。他把“致仕”解为任官，但此词的真义却是辞官退休。致仕一词于传统文史典籍随处可见，余秋雨喜欢苏轼，且曾铺陈一篇《苏东坡突围》，而坡仙就有一文曰《贺欧阳少师致仕启》;大师还屡评红楼梦，该书第一百十五回甄宝玉不是说了一句“家君致仕在家，懒于酬应，委弟接待。”吗?
余秋雨误解致仕的硬伤，不是大师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无穷后患的体现。正如钱穆所指出：“近人为慕西化，竞倡白话文，不知白话与文言不同。果一依白话为主，则几千年来之书籍为民族文化精神之所寄存者，皆将尽失其正解，书不焚而自焚，其为祸之烈，殆有难言。”致仕失其正解，正是胡适之流倡白话、废文言导致的恶果，看看这家伙当年如何诋毁古文:
“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文言文是死文字，写出来的是死文学，彷彿二千年来的中国文人全是没有灵魂的殭尸，这是多么严厉的指控，无异于挖祖坟也。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是死的文字吗?陶渊明、谢灵运彩绘的田园山水是一片枯槁?李白的豪吟、杜甫的忧怀引不起共鸣吗?韩愈的雄文、柳宗元的妙笔不具品尝意义?东坡雄豪赋赤壁、清照哀婉叹黄花读之无动于衷吗?放翁魂断沈园、稼轩梦系疆场不值一嘆?三国、水浒没有生命力?西游、红楼无一点价值吗?
《胡适口述自传》的译注者唐德刚就以亲历天翻地覆的过来人身分作出历史反思:
“我国的文言文是一种一脉相承、本国本土产生的应用文字。它和语体是有血肉难分的关系，它不是像希腊文、拉丁文那种‘全死’的‘外国文字’。孔老夫子在两千五百年前发了脾气，骂人‘老而不死是为贼！’现在人民骂那些该死不死、祸国殃民的老头子，用的还不是这一句吗？你说它是文言呢？还是白话呢？一千多年来，全国人民雅俗共赏的唐诗宋词，什么‘床前明月光’、‘清明时节雨纷纷’、‘车如流水马如龙’……是死文字呢？还是活文字呢？”
“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字的特征。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吸收他人之精华，剔除自己之糟粕，原是义无反顾的；但是我们断然不可，因为洋人怎样，我们一定也要怎样。洋人语文一致的道理，便是他们的传统上没有产生过像我们那样简捷的文言。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我们也就一定要搞掉我们自己的极有效率的大众传播工具呢？”
其实文言不是单纯作为书写之用而已，华夏数千年的文化积累正赖其为载体而赓续以传。废除文言传授，不仅斲丧青年学生阅读古文的能力，甚且会从根本上摧毁炎黄子孙对自身文明的审美，一个没有灵魂之美的民族还能昂首屹立于世吗?
2018年5月4日北大校长林建华于建校一百廿周年庆祝会上致词，勉励学子“要励志，立鸿鹄志”，竟把“鸿鹄（hú）志”读成了“鸿浩（hào）志”；还将“培育了北大莘莘（ shēn shēn）学子”」念成“菁菁（ jīng jīng）学子”。
林校长闹出沸沸扬扬的鸿浩之丑，当在对史记的生疏，《陈涉世家》一开头即曰: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茍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辍耕垄上鸿鹄志，长啸山中鸾凤音。”陆游如果知道当代国子监祭酒不识鸿鹄将作何思?司马迁又会怎么看待我们这些不肖的后代子孙!
舍文言之本而就白话之末，书不焚而自焚，儒未坑而自坑，难道不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颠覆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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