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十八大后，毛泽东主义“斗争哲学”渐渐回归我们的政治生活。近几年，“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已不断出现在我们的政治、理论的宣传中。这表明，实践让人们渐渐地同当年的毛主席有了一些共同语言。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便引用黑格尔的话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接着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1）对此，我们中国人似乎还可以进一步补充：在悲剧向笑剧的演导中，还有若干的预演、过门和插曲。因为社会生活中悲剧的演变，决不象文化戏台上的悲、喜剧那样能轻便、快捷和简单地变化。
如何认识这一悲剧产生的原因，如何看待这一悲剧的必然性？历史和现实的斗争已经给我们显现出来的线索端倪有两条：一是，和平年代的斗争有着同革命战争年代无法比拟的复杂性；二是，我们历史的文化传统以巨大的保守力量，或同化着，或拒斥着“斗争哲学”。
这里顺说一句：马列毛的“斗争哲学”，同人格独立具有统一、同一性。
毛主席的“斗争哲学”作为锐器法宝，在敌我分明、阵线清楚和严重对抗的旧社会的政治态势下，曾指引和帮助了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踏上了走向主人地位的第一步。也因此，以及因毛主席本人的崇高威信，“斗争哲学”，被人们接受下来。然而，后边的路更长，也更为复杂。并且，旧社会这种特殊的极端性态势下的斗争，即广大人民在极度穷困、生存无望的情况下造反、愤起斗争，自古有之。对广大群众来说，这并不需要掌握“斗争哲学”的全部涵义，尤其是正义、道德方面。也就是说，由广大群众参与的革命夺权斗争的胜利，并不真正说明广大群众已掌握了“斗争哲学”这个锐器、法宝。
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但要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而建设新世界的斗争，同以往的革命战争相比，又有如下几点特殊性：一是，敌我两个阵线，通常要通过一系列斗争才清楚。二是，最为突出、最为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情况较为复杂，并因其处于新旧社会大转变时期，在斗争中，具有一定的改变其性质和方向的可能性。三是，一部分群众在旧社会因穷苦难耐，生存、生命无着，以及敌我鲜明对垒对抗而激发出来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到了和平时代，在有利可得、生存暂有保障时，可能淡化、减损和嬗变。实践证明，这种被逼上梁山的斗争、牺牲精神，只要没有在革命斗争中进一步改造上升为自觉的革命精神，它很大程度上不是完全科学正确的革命斗争精神。对极少数人来说，有的可能是奴性的野性发作，也有的可能是一种个人主义的铤而走险；更多可能是乖巧的投机应势，随革命节节胜利大潮而发出的引人注目的呐喊、顺势捧场。它既极容易减损，也极容易嬗变为非理智的形式，复归为原来固有的奴性。四是，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斗争形式造成的民众性心理定势，诸如一批二斗三关四杀，这些简单的处理阵线清楚的敌我矛盾的有效形式，有极大可能被一些人顺手拿来处理和平年代错综复杂的矛盾（其中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是造成历史悲剧的原因之一。
造成历史悲剧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民族旧文化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因种种条件，曾造就过举世无双的封建社会。这一封建社会和世界其它国家的同质社会相比，它不但在社会形态上十分成熟完备，而且其经历的时间也长得无与伦比。也由此，它形成一个内容十分丰富和稳定的文化系统。诚然，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其精到精巧的伟大之处（若干年前，台湾的柏杨，曾把它一概批判为酱缸文化，实属极端片面）。如，它的社会本位的伦理思想，奉公去私、谦和互助的人际协调论，勤劳勤俭、艰苦朴素的奋斗思想等。但它也有明显的缺陷，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羞羞答答的利已主义”为核心的保守中庸思想，及与其相关的无独立人格精神封建处世哲学。这一缺陷，同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是大相径庭的。
作为历史旧文化的积淀，保守中庸思想和封建处世哲学，同梦魇一样，魇压着人们的头脑，使人们在社会斗争面前——
第一个应急反应是退避、不置可否、不论是非，在斗争的多边形上寻找内切圆的圆心，力图立足圆心，不偏不倚；或在内切圆上滑动。在一些人的心理上，比较深刻的观念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遇有混浊，则掘泥扬波，逢到晕醉，即哺糟而歠酾；刻骨铭心的是“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送花者香，栽刺者臭(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湍之”、“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等。这些多如牛毛的“警世恒言”，大都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第二个反应是：应时附势，随波逐流，凡见欲倒之墙，必积极凑上去尽力推之；凡闻权威声音，就立即热心唱和……
第三个反应是：不管是随波逐流去斗争，不管是沉默以“明哲保身”，只要遇到挫折，达不到保身利已的目的，马上便叫苦连天，悲观失望，或牢骚满腹，甚至永无休止地唠叨“人心不古，天理不存”。当然，旧文化观念熏陶下的人也不是没有一点自我的斗争精神，不过这种斗争精神──这正是我们要说的第四个反应：在一切明哲保身、推欲倒之墙和发牢骚都无用──不但无用，甚至祸及自身，无法生存时，这些旧文化观念下的人中的一部分（即不是这些人中的全部，当然也不是极少数），则会一反常态，以一种异常猛烈的态度介入斗争，不惜豁命相拼，甚至铤而走险，进行破坏性反抗。这种斗争和反抗，说到底同毛主席所提倡的共产党人的“斗争哲学”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由这种文化变态而激发出来的无序斗争、甚至野蛮，造成某些苦果，不应把它简单地记在“斗争哲学”的帐上。因为，作为现实存在一种旧的观念力量，它不可能不表现；没有人提倡斗争哲学，它也照样要表现。要使之克服，亦不可能光靠甜蜜的允诺，安详的劝导和温馨的抚慰的。
以上所揭示的四个原因，尤其是对旧文化观念下的人们的言行写述，尽管反映的是几种典型，决不是指大部分人，更不是说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但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故有很大的能量。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里，它们裹挟在我们党和毛主席所高举的“斗争”旗号下，是不可能不使共产党人的这一斗争法宝暂时的失灵的，也不可能不造成毛主席个人和社会的双重困难。
辩证法常常要等待历史许久。而因不能等待，不能忍受辩证法进军的开始阶段所造成的痛苦（这也是历史涤罪的必然痛苦），而抛弃辩证法，则永远走不出历史悲剧所设置的怪圈的。因为这等于人们常比喻的读书必须缴学费；而今已缴过学费，却仍没有成绩，并半途而废——重蹈中国人造反的历史旧周期，岂不可惜。
从社会整体方面作进一步明确的分析，可以说，悲剧在于斗争哲学首先遭到习惯势力的阻抗，接着被扭曲变形，最终斗争所争取的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走向其否定自身的反面。
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使我们民族不少人缺乏坚定的原则精神。故在一定时间里，不能正常地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难于进行严肃认真、实是求是和充满热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然而，矛盾、斗争是普在的。在严肃的思想斗争面前，不少人开始通常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在必须参与的斗争面前，有些人则又不甚考虑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搞清是非、团结同志、做好工作的科学态度，而把功夫用在辨风向、识潮流上。在社会大潮主流面前，有些人即使自己已认识到错误观点、事物倾向，也不能按正当正常的组织原则进行批评(斗争)。有一些人非但如此──为了表现自己对潮流的积极和忠诚，还十分卖力地去作“指鹿为马”式的论证（当然，按组织原则办事，同组织保持一致而暂时保留个人意见，在组织布置下服从纪律，统一行动，不应算作放弃原则），甚至加以发挥创造，使小沟成大河，小错成大错。有时明知其中是非，心存不同观点，私下也常嘀咕，但表面上照样是口号激昂，感情动人；照样是千字文章，万字论著，浩浩洋洋，不绝于世。当然，也有些人，开始尚有一点正确的斗争精神，有自我人格尊严，但经不住来自错误方面的斗争，在一顿顿大棒捶打之下，就呻吟，就张皇，就痛心疾首，就大叫“难得糊涂”。于是就变节，改腔换调，——且格外用力，以示真诚。有如此种种人，而布鲁诺式的人物终是寥寥。结果只能，万人一面，亿口一调，本来仅有的小错，甚至本来正确的东西，在迎合投机、诚惶诚恐的心理下被学舌的鹦鹉和效颦的东施机械模仿为错误。而错误一旦产生，又以讹生讹、错上加错，最终放射扩大为离开本来目的、目标的十分荒唐的东西。此时，“斗争哲学”的丰富内容，纯正的目的，科学多样的方法都不见了，仅剩下“炮打、火烧、油煎”那些所谓“罪魁祸首、千古罪人，乌龟王八”的庸俗鄙陋的斗争。飞瀑之下必有深潭。两极相通。在一种极端倾向之后常常会出现另一种相反的极端倾向。当斗争的火力已大到不可能再大时，不久，炮打、火烧和油煎别人的人又该让开始被炮打、火烧、油煎的人炮打、火烧、油煎了，于是就有混战，就有朝秦暮楚的二子逆臣，就有莫名其妙的潮起潮落。虚妄的斗争和斗争的虚妄转眼变成斗争的冷淡；原来为之斗争所争取的正确目标不是被冷落在一边，就是被指责为罪孽。此时的社会中的部分人们，虽能正确且异口同声地指出现实中发生的悲剧，有个别人甚至还发誓批判清算“悲剧的制造者”。可惜，这种信誓旦旦的人，没有多少人能去考虑自己在悲剧中有没有责任，更不去研究这种悲剧在历史发展中有无不可避免性，以及能否把异已规律变成自觉认识。总之，往日斗争表明，在一些人的灵魂深处，同毛主席“斗争哲学”决无一致之处的庸拙不堪的斗争意识还在起作用。
而从毛主席个人来说，困难在于他自身的伟大斗争精神，在建国后即被孤立起来。这种孤立的斗争精神，因为有权力和以往的威信支撑，不但使他本来想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造就民主的欲望一时化为泡影，并使自己似乎成了专断式的家长。
建国后的毛主席，仍像革命战争年代一样，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在发生意见分岐时，他仍一如既往，──不怕以一人“否定”大家（革命战争，他就常常独树一帜，坚持自己认定的原则）。这种情况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这里主要指毛主席实际成为我党我军的最高领袖后），他的战友们并不因为他位尊于首，并有中央委托交给他的“个人否决权”，而不敢同他争论、争执。资料表明，在那个年月里，无论是彭德怀、刘少奇，无论是朱德、周恩来和任弼时，都敢于同他“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也互有胜负；对人的处理也不是没有差错，但的确起到了最终能搞清是非，坚持正确意见和真理，团结同志，做好工作的作用。
可是，建国后的情况渐渐反常了。在发生分岐意见时，人们开始是注意毛主席的不同意见，渐渐地变为担心同毛主席产生不同意见。此时，当发生重大原则问题，开展批评斗争，毛主席一如既往地从自己认定的原则出发（自己没有发现错误，就应坚持），又坚决坚持自己观点时，有人开始盲目服从，也有人以尊重权力为目的，开始批评别人对毛主席所持真理的不服从（实际批评者可能并未搞清什么是真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一方（毛主席）强烈的原则心理，同另一方（其他人）避退求和心理，形成极为巨大的思想落差。这就使毛主席的晚年，无论正确还是错误，他的观点都会成为组织决议。特别是当个别人坚持不同意毛主席的观点，毛主席总有多数人（实际上这很可能是虚假的多数）通过决议，而使这些人不受重用（从组织原出发，这是不可能不这样的），甚至因斗争的复杂，一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人们渐渐不敢从正面提出同毛主席的不同意见，——哪怕这些不同意见是十分正确的，并且实际有多数人在暗地里支持。因为，每当正面交锋时，往往因毛主席的坚决态度，具有不同意见的多数人，反而纷纷做起检讨来。几乎没有多少人能象毛主席那样，──只要自己认为正确，便要坚持（在行动上不反对组织上通过的决议，但个人保留意见），降级罢官也在所不惜。由此，毛主席的个人悲剧在这里产生。到后来，毛主席身边少有不同声音，民主一时冷落。尽管他并不愿意一人说了算，但有些人们尽管一边在心里批评他一人说了算，却恭维着，甚至“逼”他仍旧一人说了算。这就造成了似乎是“一个头脑代替亿万人头脑”的状况。
针对建国前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一些人对毛主席态度的改变，针对建国后有人受到毛主席的不公正处理，而使党内很多人不敢向毛主席提出批评（即斗争）的情况，有人辩白解释（实际为自己辩白）说：建国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掌权，党得到人民拥护，这时坚持原则，敢于批评斗争，如受处分，个人不光彩。这种辩白乍听起来似乎有理，其实，这实际上还是一种明哲保身，只不过是因它有着深厚的文化思想沃土，不少人在灵魂深处对此却“高度”认同、认受！毛主席则相反，他始终认为真正的共产党人，个个都应坚持原则，不要顾惜个人名誉得失。人人会犯错误，他自己会犯错误，共产党也会犯错误。所以，坚持原则，在组织和纪律允许范围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必须的。坚持原则，是双向的，批评者要坚持，被批评者也要坚持；双方都要坚持，这是个人独立人格和组织原则，都要求的东西。那么，谁是真理呢？最终只能让斗争来辩明，在实践中证明。
撇开毛主席在实践中所坚持的一些具体观点不谈（因为，这些具体观点总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探索性缺失），他的坚持原则搞清是非，爱憎分明，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的精神，完全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最终也有利于人民事业的发展。鉴于他所认识到的斗争的重要性，在处理他和别人认识和思想的矛盾时,他始终从两方面提出实现斗争的要求,一是自己要坚持原则，没有认识到错的，就不能盲从、屈从于多数人（但行动上要服从组织决议），应坚持到自己认识错了，或别人知道错了为止。二是作为别人，要敢于对权威（包括毛主席本人）的缺失提出批评，敢于坚持原则，因为有时真理让权威或组织认识、接受，要有一个过程；又因为被批评者是代表组织的权威，批评者受点不公正待遇是有可能的，也可以说是正常的。比如像毛主席本人，早年受过的很多不公正待遇，以及毛主席在1965年前给彭德怀的不公待遇。其实，当认识仍在斗争中选择的时候，出现这些问题，实际是正常的。人们不能指望革命和发展的每一步都合理、美好。因此，把个人名誉利益放在第一位去考虑的人，那种做一点好事，开展一点斗争，就要求社会人们承认；坚持一个原则，马上要人给他戴上英雄的桂冠，这是一种利己之心，且过于短见，更有悖于共产党人本来确立的“为人民利益不怕牺牲一切”的思想；也有点讽弄亵渎革命先烈、前辈革命精神的变节之鄙。所以，毛主席要人们敢于当海瑞，当真海瑞；当一个把棺材抬着向皇帝进言劝谏的海瑞。而不是总想冒险当一下海瑞，企望立即受人称道，马上加官进爵的假海瑞。当一个按组织原则办事、说话的现代海瑞。当一个受了不公正待遇还要冷静严肃地坚持真理的海瑞。对现代共产党人来说，就是既坚持原则，又不搞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更不搞私下的个人或帮派活动。为了真理，为了真理的实现，个人做点牺牲，也当无怨无悔。
也许有人认为：“斗争哲学”是人类思想、认识的高境，在很长时间里，很多人难以掌握，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它的运用必然造成悲剧。我们可不可以首先通过学习，在人们从理论上学懂斗争哲学的全部内容后，再把人们带上斗争之路呢？回答是否定的。在前边的类似问题上，我们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回答。此外——我们一直在说，斗争永远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永不熄灭的赫拉克利特之火。它不是人造的，当然也不会有一种突发的善的“带入”，而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此外，斗争哲学作为正确理论，它转化为正确实践，其中介始终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而且主要是实践，必有一个跌跟头般的实践过程。况且，传统文化的保守中庸部分，有时还是需要一点非理智非规范的斗争去冲击的；没有这种冲击，没有“斗争哲学”的首次演示，我们就不可能使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在“涤罪所的历程中”，是要领灾受劫的──甚至不可能是一点点和一个极短时期。
悲剧是喜剧的先导。毛主席十分清楚这一辩证法。他不害怕人们指责他是“讨厌的好斗的亚力司”（2）。他以惊人的胆识，以自身的崇高威望，把斗争之火引出旧文化系统的铁幕，把我们民族的弱点鼓凸出来，把我们一些人的平庸、偏私和懒惰暴露出来……总之，把问题揭示出来，使之同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发生撞击，以期在未来有一个突破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真正打破中国自我封闭、千年沉睡的状态。这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仍需要重申，尽管昨天的史无前例的冲击，必然以悲剧形式演出第一幕，但它却以喜剧为最终目标，──也实际寓涵着喜剧。社会主义的大戏，未来社会的大戏，肯定是要有这一幕的。这也是毛主席系统地毁灭包括一切迷信（包括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在内的各种旧文化、思想和习惯的战略性步骤之一。
通过主动冲击，以鼓凸暴露我们民族弱点的必要性在于：这些弱点，似如肌体病毒，它也是一种客观性存在，不以接种疫苗（接种疫苗会有不适和痛苦）而产生免疫抗体的方法来解决，它日后的自然暴发，或使社会颓蜕复辟旧制度，人民的痛苦和伤害将更大，甚至不可控制。有道是：害怕局部牺牲，而扼抑人民主动的——且基本有序——的文斗，久而久之，终至武斗；即不搞文“和”的革命，就必然酝成武革。所以，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毛泽东，对此，都有同样的看法，或类似的看法。
历史结论是：害怕积极有序的斗争，终造奴才和社会停滞。由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开展的斗争、革命所形成的阵疼和牺牲，要比长期维持旧制度、旧文化思想所造成慢性伤害和痛苦，要小得多！谓予不信，请看中国的两千多年的封建黑暗、人民的苦难！！
为此，我们要为党越来越多地提倡“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欢呼！！
注：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卷
（2）参见《古希腊罗马神话》亚力司条。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