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去了单位人事处，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提前办好手续，九月就正式退休了。之所以用“（平安）落地”或者如释重负等可能有点奇怪的言辞形容退休，那是因为2020年已去世的父亲。这阵子总想这件事，觉得是应该说几句。
我的父亲总对我的工作不放心，即使我五十多了，他依然会以命令般的口吻提醒说，要我讲课注意点，担心我出什么事。我从不跟他谈论我的工作，因为那是自找麻烦。但他似乎有特殊敏感，否则很难理解，我都是半老头了，他为何还在担忧不止。这种态度让我很不以为然。尽管我可能是极少数完全不讲课本的马列老师，但我从没觉得会有什么问题。
关于马列课问题，需要解释申辩一下。我看到习总讲话，他本人反对照本宣科。但事实上，现在大学政治课完全丧失了活力。关键是现在的课本太过于教条或经验主义，很难令人信服。据我观察，讲授它的老师们大多也根本不信从。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多重蓄意——用最生硬的方式教授不令人信服的内容。再没有比它更有效的诋毁方式了！我坚信应该彻底重建新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今世界冲突白热化时代，这实在太重要了。但主流思想界学术界似乎没有表现出任何诚意。走着看吧。
事实上，我父亲的预感也是对的，这两年我确实被迫离开教学岗位了。不过对我个人影响不大，算是退休过渡吧。管理方显然很清楚我反对自由主义的坚定立场，那么动机是什么呢？如果再年轻几岁，在这来势汹汹的伪忠诚风潮中，真不好说啥结果。这氛围很怪异，我常常会联想9.13事件后的政治环境，既然本质有某种一致性或共同趋向，有相同表现再正常不过。
出于多种理由，我应该写几句我的父亲。他对政治的神经过敏完全源自他自己的经历。文革时期，他是原华东地质局造反派头头。文革前，他大概是个不到30岁宣传干部。文革开始后，遵循导师教导站出来。其实那也是需要点勇气的，毕竟那是与领导与众多老革命过不去。我对那段历史的解释一直用“逻辑真”这个术语。它的意思是，对于革命政党而言，继续革命就是逻辑上合理的。也就是说，类似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如果它是错的，那只能是它的前提有问题。这不是学生的错，是老师错了。当然，托洛茨基是老师级别，他的错是故意，是对苏联的背叛。
我记得一个有趣的家事。我母亲，一个上海小资（在此，我只能以哲学人的率真说话。事实上，这个词在当今的日常，几乎没有多少贬义。在这里，它就是日常的意思），她有一个特殊的抱怨方式，她喜欢对我说，某某某（她过去的同事）说你父亲是官迷。坦率地说，我年少时听到这话极其震撼。我当然不懂的中国女人贬低丈夫几乎可以没有“底线”，当然我现在自己体会到了。我几乎可以记得对此的反应的变化过程：政治启蒙之初的小青年时，感觉是母亲伟大无私，能让母亲大义灭亲，一定是父亲不好。有点成熟了以后，我开始学会以“客观”的方式看待它，一种自由主义的解释：想当官不是很正常吗？到了“逻辑真”意识时代，我会认定革命青年实际上都是好学生，不仅学习好，品格也好。一切是老师带路错了。
当然，这些学理性的东西进入日常对话可能是很困难的，尤其对我这种不善于“急智”的人。我不记得我母亲抱怨时我是否直接清楚地回应过上述想法，直到有一次，我觉得我母亲彻底破防了。当然，这肯定是她最后一次这样抱怨。我记得我反问她：说我父亲这话的那个某某某是保皇派吧？保皇派当然会这样攻击造反派。看来，那时候我的思想进入了保守时代，已经返璞归真了，对人性的劣根性开始深信不疑。是的，自大学时期开始，我的政治理念差不多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它们按顺序是：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1990-1993年），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到今天的古典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似乎绕了一个圈，但回到少年时期的信仰——那个明晰、优雅的理念世界，让我觉得无比欣慰。
我父亲极少谈论那段历史。我曾劝他写回忆录，他笑笑摇头。在我看来，他们那代人，中下层的依然被时代洗脑，羞于面对过去。只有少数信念上更为坚定的高层愿意写个记录。但这些远远不够，历史又变成一面之辞。因此，我对历史学的看法接近于柏拉图对哲学的态度，柏拉图说，不懂几何学的不能进哲学之门。我相信历史已如同黑箱，它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远不是真相。实证主义历史学方法完全是缘木求鱼，相反，逻辑推理才是真正有效的方法，当然，基础和前提是常识、常理、常情。最终，看这套解释系统的效力，如果它能圆满地解释更多的甚至全部的历史，那么无疑，它就是理论上的真实历史。这要比一大堆历史的所谓证人、证词可靠得多。是的，人性有多伪善，多自私，现在的所谓历史就有多假。
父亲高兴的时候，他会聊一些回忆。但我猜，那些东西也多是符合今天政治正确的部分。比如，他曾提到江苏造反派商议冲击南京军区，他说他当时是反对的。这件事确实闹得很紧张。有关资料提到，华东地区军事首脑许世友将军曾扬言如果造反派冲击军区，他就要开枪。武汉7.20事件后，许世友曾向毛主席哭诉，软硬兼具地称要躲进大别山打游击，后来也真的去了一阵。毛似乎一向对李逵式人物颇为看重。长征完成后，针对四方面军的不服气和骚乱，毛以宋江一般戏剧性方式救下许世友，也因此换来了一位难得的忠臣。我认为许世友等少数毛最信任的将领的态度对毛处理7.20事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因此改变了中国历史甚至人类历史。事实上，7.20事件始作俑者陈再道将军也是这样的人物，与许世友并称为“军中罗汉”。这大概能解释为何毛不可思议地原谅陈再道。进一步，甚至可以设想，是否有人有针对性地做出安排，有意动员李逵们逼宫。
1967年7月20日发生在武汉的事件，是文革的转折点。毛突然调转枪口抓捕自己的文革干将王力、关峰、戚本禹，由此宣告文革事实上结束了。我曾跟父母提到这件事，很奇怪他们没啥印象，只知道陈再道将军这个人。我因此嘲笑他们太不聪明。信息不足也是一大原因，毕竟很多宣传是相反的。到处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下层多是傻傻的跟风而已。7.20事件后，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依然在学校里组织武装保卫战。直到毛忍无可忍，当面指责说：红卫兵也会犯错。他方才惊醒。回学校后蒯哭诉：毛主席不要我们了。
这类事情常令人惊讶。比如几十年过去了，我父母才从我这里知道当年著名的杭州二熊案的主角是熊应堂将军的儿子。而提起熊应堂这位著名支左将军，他们是一脸的尊敬。他们的态度也促使我进一步研究浙江的那段历史。我惊讶地发现，温州这个商业之乡，在文革中，温州左派表现出极强的干劲，温州成为所谓的“武斗重灾区”。温州武装冲突升级，造反派危在旦夕，最后江青、林彪元帅安排野战军干预，直接扭转了浙江的形势。革命文化与商业文化奇怪地纠结在一起。对此我有一个解释，温州也是中国的数学之乡，数学与政治理性、商业理性都是正相关的。
我的解释与主流说法正好相反，后者说法一直非常流行也颇符合印象流，它声称文革是一种非理性。在我看来，在中国这个经验主义文化传统里，对理性这个概念似乎普遍存在误解。另一个例子是上海，这是左派唯一夺权的地方。同样是商业之都，对此马克思主义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继续革命是个复杂问题，阶级觉悟之类显然是不够的。另一方面，上海也是中国数学之乡，是《几何原本》中译本的诞生地。因此，理性主义似乎也构成部分原因和动力。这方面其实有一个概括性描述：总的来说，左派热衷于讲道理（运用理性），尤其是左右派共享同一个革命背景作为逻辑前提时，左派几乎总能占据论理的优势。右派则很尴尬，只能取“不争论”的姿态。
几十年人文洗脑运动加上技术崇拜，彻底荡涤了国人的理性。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崇拜扮演了重要角色，原因是它沾了科学的高光，混淆了科学与技术概念，异化了价值。关于理性的问题值得今天国人认真对待，如我开始就提到的，政治教育乃至学术研究要么教条主义要么经验主义，理性失去了应有的位置。中国已经具有了世界性影响力，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到达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虽然经验主义和实用哲学主导的国家战略给我们带来了较大的利益，但在糊弄了竞争对手的同时，我们事实上也在糊弄自己。在游戏真正结束时，我们仍有可能输掉40年来的全部所得并把自己一并给卖了。因此，理性选择至关重要，埋头拉车应告一段落了。例如，今天的舆论热衷讨论中国的核心价值，但在政治虚无主义基础上，这样的讨论一定是缘木求鱼，结论也一定是虚假的。在危机的警钟长鸣时刻，主流舆论却不断宣称“历史终结论”已终结，用所谓的“文明型”社会这种虚构而矫情的概念掩饰意识形态对抗日趋严峻的政治现实。事实上，在当今时刻，中国的国际处境甚至要比上世纪70年代更加危险。那时候，尽管中苏激烈纷争甚至冲突，但人们无法想象美国颠覆苏联而中国袖手旁观，或者反过来，苏联会允许美国攻击中国。这里的原因就是，政治大原则远高于意识形态内部的争论，即使这些内部争论被人为地甚至是一些人的别有用心地夸大，但社会主义领袖们和人民绝不会违背常识去支持资本主义国家。顺便说一句，我们看到的“实证史学”则完全展示另一幅图景，比如基辛格回忆称美国阻止了苏联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计划。对此，有脑子的人们只会付之一笑。进一步地说，按照我们试图恢复的意识形态的逻辑，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恰恰在北方，北方邻居一天不回归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安全就无法真正落实。
有点扯远了。我想表达的是，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其思想和逻辑与大人物们也应该是同样的。更准确地说，实际上是同一个理念投射在不同的人身上，区别仅仅是，各自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力。此外，不同的理念的碰撞下被挤碎的小人物们基本被人遗忘，甚至他们自己都不明所以。这方面的话题既是有趣的也是有意义的。
我父亲1970年代初被打成“516分子”，应该是我小学二年级。他被所谓的隔离审查也就是坐牢近两年。我“荣幸地”被成为反革命小崽子。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也是很滑稽的现象。“516分子”出自北京，据说是7.20事件后，一些大学生组织贴出批判周恩来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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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事态飞快地被平息，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甚至都没听说。但武汉7.20事件后，毛的妥协开启了新局面，官僚派抓住机会迅速反击。由于那个坐镇江苏的实权人物强烈的敌视左派的原因，江苏成为清理516分子的重灾区。后来，我有一个始终没太想通的问题，那就是为何林彪的9.13事件会促使我父亲的被释放。道理上，9.13事件后，右派实际掌控了大局，已经取得的清算成果如何能轻易放弃？仔细想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9.13事件后，迅速填补林系势力的主要是中央文革代表的左派。后来他们将批林扯上批孔（孔丘），矛头暗指周公。二是，右翼在稳住阵脚情况下，主要策略是等待那个关键时刻的到来，因此，明面上以妥协为主。
70年代末期，我父亲不出意外地被定性为“三种人”。他精神上承受的压力应该也不小。我觉得后期对他而言比较大的打击是被迫调离江苏冶山铁矿。其时，他似乎被党员干部选为党委书记，但显然这违背了针对“三种人”的政策。70多岁以后，他神志有时不太清醒。每当这时候，其表现就是对政治（斗争）的惊惧和幻觉。可以想象，被战友的出卖和相互猜疑，身体和精神遭到的“清理整顿”都遗留了深深地痕迹。虽然他一直避而不谈那个过程，但伤害一定不小。80年代初我考上南京大学数学系，我觉得他可能是最高兴的。一来，造反派的形象极差，媒体舆论的宣传造成的公众印象是造反派和左派都是文盲、科技盲（实际上我认为，这样的印象不完全是偏见，盖因为左派常流行的教条主义具有某种反智倾向。因此，今天的左派需要回归它吸取古典思想爱真理哲学品性的传统，重建左翼文化）。更重要的是，远离政治可能是我父亲最大的“经验教训”，让子女从事科技工作显然这是他最大的希望。事实上，这可能是他们那一拨人的普遍心态，他们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更加相信政治充满阴谋，诡谲而危险。
我后来弃理从文，父亲应该是既失望更担忧。对此，我觉得他一方面可能是多虑了。从根本上说，文革的所谓路线斗争还是属于左派内部的辩论。过去的左派早被边缘化了，如今，主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反而是那时候的右派。进一步说，文革的两派应握手言和，他们都在某个方面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从全球范围看，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势极不乐观。随着冷战后社会主义转型产生的不确定性的增加，自由主义的急剧扩张，左派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斗争将更加残酷。不得不说，父亲透过很局部的观察和感受，可能无意中又作出了正确预见？实际上，左派的逻辑明晰而简单，也因为此，它构成社会历史的基础原理，即狗不改吃屎本性，垄断资本不会放弃征服世界的野心。很明显，今天左派的生存空间已变得空前狭小，资本极大地影响舆论环境，变相施行白色专制。但是，很不幸，左派很可能是真正正确的一方，这样看来，形势不乐观，后果很严重。
西方统治集团越接近他们的目标，越表现出因贪婪而起的暴力和凶残。在叙利亚，他们不惜利用恐怖组织攻击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及阿萨德领导的政府。在乌克兰，他们策动颜色革命，其傀儡势力用法西斯手段挑动民族冲突。西方垄断集团重要的战略目的仍然是瞄准俄罗斯原本深厚的社会主义群众基础，即借助乌克兰战争，一方面尽可能多地肉体消灭那些勇敢、忠诚者，一方面挑动俄罗斯民族主义来削弱真正的左翼力量，即对它视为真正的敌人的左翼施行精神阉割。此外，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看家本领依然是进行和平演变，它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在敌对国家去意识形态化。例如用民族主义取代社会主义，从而达到有效阻止敌对阵营的联合。正在以资本积累和集聚方式不断壮大的国际垄断集团，想方设法利用其代理人引导敌对国家的人民误判形势。最后，在一片“美国衰落了，资本主义崩溃了”的麻木的欢呼声中，却发现国际垄断集团成功登顶。可以想象，伴随红旗倒下，一场世纪性大规模屠杀也不可避免。
但是，只要真理和正义之光依然闪耀，神圣、伟大和荣耀就将召唤和伴随着左派。
纪念我的父亲、曾经的左派战士 褚致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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