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屈原的文学成就，无论是宋代理学家朱熹，新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先生，还是诗人革命家毛主席，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然而，他们在读屈原、评屈原、“用”屈原方面，却有着天壤之别。
禅宗提出了认识论的三重境界：
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禅中彻悟，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这对应了唯物辩证法所指出的认识事物的规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而朱熹、鲁迅先生、毛主席对屈原的评价恰好又与这里的“三重境界”是吻合的。
朱熹在《楚辞集注·序》中评价屈原：
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
朱熹认为屈原志行“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意思是说屈原过于追求完美主义，有精神洁癖，因而“不可以为法”，但屈原“忠君爱国”；认为屈原的作品“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思苦神”，换成今天的话就是过于“愤青”，但朱熹体谅屈原之忠，“怨怼激发”之词也是因为过于强烈的忠心导致的，反而有更强烈的感染力，“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能“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更能够启发世人觉悟，感发其天性之善。
可见，朱熹肯定屈原，主要肯定的是屈原的“忠君爱国”，但对于他的“精神洁癖”和“怨怼激发”，朱熹是不满的。
鲁迅先生在1907年所作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中，称赞屈原的作品“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与之同时又批评屈原“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
鲁迅先生认为，屈原作品虽能“怼世俗之浑浊”，却始终缺乏“反抗挑战”的精神。
后来鲁迅先生又多次表达过类似批评。例如1932年，鲁迅先生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中写道：“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1935年，鲁迅先生又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写道：“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
不过，鲁迅先生终其一生仍旧高度肯定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成就，他的自题小像“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便是化用了《离骚》中的“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他的《彷徨》扉页就引用了《离骚》的诗句作为题辞：“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他曾说：“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可见，鲁迅先生评价屈原的视角和立场，与朱熹恰恰相反。朱熹肯定屈原“忠君爱国”，鲁迅先生则批评屈原没有反抗精神，“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还拿贾府的焦大与屈原作比。
对于屈原的文学成就，作为诗人的毛主席当然是无比景仰和“惺惺相惜”的。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主席就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中，用工整的小楷抄录了《离骚》、《九歌》全文；他的诗词更是直接受了《楚辞》的影响，接承《楚辞》浪漫、奔放、瑰丽的艺术特点并发展之。
毛主席还数次把屈原推荐给全世界。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毛主席指示向大会赠送一幅屈原画像；1954年，毛主席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中引用了屈原《九歌》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并向他介绍了屈原的生平；1972年赠送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礼物中便有一部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
但是，毛主席评价屈原的视角又与朱熹和鲁迅先生截然不同。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1960年，毛主席对身边的同志说，屈原不做官了，下到民间，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象《离骚》这样的伟大作品。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毛主席非常赞同司马迁关于圣贤发愤之作的观点，与之同时，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释了屈原为什么能创作出那样伟大的作品——正是因为屈原不做官了，下到民间，接触到了劳动人民、接近了社会生活。同时，毛主席也是通过屈原警示领导干部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正因为这样，毛主席看到屈原作品的人民性，他指出：“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1959年8月《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
毛主席还认识到屈原作品的科学性。1964年8月，毛主席同几位哲学家谈话时，从唐代刘禹锡《天论》回溯到屈原的《天问》的时候说：“到现在还没有对《天问》解释清楚，《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因此，毛主席多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屈原不肯向污泥浊水屈服的宝贵品格。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毛主席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在审阅《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了一段话，提到“屈原的批判君恶”有人民性的一面。
1961年秋,毛主席为屈原赋诗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毛主席高度赞扬屈原的作品是刺向黑暗、刺向腐败分子的锋利“刀子”，可惜被楚怀王这样愚蠢的人弃之不用。
屈原的确是“忠君爱国”，千百年来以朱熹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文化精英们就是这样树立屈原形象的，这也正是令鲁迅先生深恶痛绝的地方。
但屈原身上有绝不仅仅是“忠君爱国”，更有“忧国忧民”之情——当然，这个“民”没必要刻意拔高，我们没必要更不应该拿今天的“民主”思想去要求两千多年前的古人，鲁迅先生多少有点苛责屈原了。
在屈原所处的时代，在那样的黑暗社会里，一个有才华、有抱负的人心不甘、情不愿，只能拿起笔，作刀枪，把自己的心声、把心中的悲愤、把美好的愿望写成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来与统治者抗争。
毛主席肯定的正是屈原忧国忧民、坚贞不屈的品格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正是这样的品格与精神，感召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人民的福祉去抛头颅、洒热血，使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延绵不绝。
今天，皇帝早就没有了，没有人值得我们跪；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上帝”，那么这个“上帝”也只能是亿万劳动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讲，屈原身上的品格与精神有了新的生命力。
不过，朱熹、鲁迅、毛主席，虽是相隔千年的人物，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立场的人物，却又折叠到现今的同一时空……这是另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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