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将来”死也不承认前三十年社会风气好，后三十年社会风气不如前三十年。他的理由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一些荒谬的推论。其一是“文化水平决定论”，胡诌前三十年人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思想觉悟就低，社会风气就不会好。后三十年人们的文化水平比较高，思想觉悟就高，社会风气肯定比前三十年好。对于这个荒谬推论我已撰文专门批驳过。
其二是，“过去将来”认为，“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的标志是法制化和标准化”。前三十年法律不健全，导致一些胡作非为，造成社会风气不好。而后三十年健全了法律法规，社会文明程度得到了提高，所以社会风气比前三十年好。这个观点他在不少文章中阐述过。上述这段话，是他在最近写的《所有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都是面临被现代化淘汰的遗老遗少》一文中说的。这个观点藐似正确，实则荒谬。
“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的标志”到底是什么？是“法制化和标准化”吗？表面上看是，实则不是。我们承认，法律法规可以维持社会秩序，可以惩治干坏事的坏人。但法律管不了别人不干好事。公交车上不给老人让座，老人跌倒了他不去搀扶，他不助人为乐，不舍己为人、舍己为公，不见义勇为，你法律管得了吗？他见到小偷不抓，见到坏人行凶不管，见人落水不救，你法律管得了吗？是的，法律可以惩治坏人，维护正常社会秩序，这是必不可少的。但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单靠法律是不行的。
事实证明，社会文明程度高不高，主要看人们的思想觉悟高不高。人们的思想觉悟越高，社会文明程度就越高。而人的思想觉悟的提高，主要不是靠强制性的法律法规，而是靠理想信念的树立。前三十年，也就是“过去将来”说的法制不健全的时代，毛主席党中央特别注重理想信念的教育，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对全国人民进行共产主义理想的宣传教育。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力宣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大力宣传雷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力宣传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忘我精神，大力宣传大庆、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树标兵，立榜样，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人们在这种宣传教育的熏陶下，灵魂得到了洗礼，思想得到了净化，觉悟得到了提高，逐步树立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出现了好人好事有人做、坏人坏事有人管的良好社会风气。想当年，助人为乐成风，见义勇为盛行，没有黄赌毒，没有坑蒙拐骗，没有制假售假，也没有黑恶势力，社会文明程度极高。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活得放心，活得舒心。这一切靠的不是法律，而是理想信念的树立。
而后三十年呢？是健全了不少法律法规，惩治了不少坏人，维护了社会秩序。并不能有效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不能有效促成理想信念的树立，它也管不了人们不做好事，反而让公知极右派钻了空子，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拼命宣扬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拼命向人们贯输拜金主义、利已主义、享乐主义，腐蚀了人们的思想，毒化了人们的灵魂，使人们失去了理想信念，出现了道德滑坡、世风日下的现象。黄赌毒出现了，坑蒙拐骗出现了，制假售假出现了，黑恶势力也出现了。用法律手段进行惩治，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法律管不了别人不助人为乐，不见义勇为。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讲过一件事，一辆长途大巴车上，两名女士被歹徒轮奷，车上四十名乘客无一人上前制止。你法律能惩治这不见义勇为的四十名乘客吗？
由此可见，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主要不是靠法律法规的威力，而是靠理想信念的树立。人们树立了崇高的理想信念，思想觉悟就高，就能自觉自愿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整个社会就会形成“无私奉献为荣，自私自利可耻”的良好氛围，社会文明程度就得到很大提高。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要想改变道德滑坡、世风日下的局面，单靠法律肯定不行，必须让人们重新树立起理想信念，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唯有如此，社会文明程度才能真正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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