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网上的一段视频对今年上半年全国反腐成绩的介绍：查出超20万贪官，其中副部级以上的有36人，厅局级的有1588人，县处级的有1.3万人，副科级的有4.2万人，村主任、村书记有3.1万人，国有企业及其他行业17.8万人。看到这些数字真的让人触目惊心，从中可以想象出我们的干部系统已经腐烂到何种程度！对此，人们在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深深担忧的同时不禁会问：腐败——这个中国干部系统肌体上巨大的毒瘤，究竟是怎么生长起来的？
建国初，毛主席曾毅然决然地处治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贪腐分子。无疑，这一举措犹如给那时的干部系统打了一剂预防针。许多人认为，正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反腐、惩腐决心和行动有效地防止了刚刚取得政权的中共可能发生的腐败现象的蔓延。然而，我认为事情恐怕不会如此地轻易。
改开之后，随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提出和实行，中国的资本势力渐渐发展起来，到如今，已然成为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资本的本性总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工人阶级活劳动的剥削。在那时的中国，这种财富的积聚方式导致了49年后中国第一代富豪群体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人是生活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贪腐官员们也不例外。既然处在社会群体之中，就难免相互影响、相互感染，以至相互攀比。我想，上个世纪改开之后的官员们眼看着自己周围的一些人“在时代大潮中创业致富”，他们的心理难免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因而那时才会出现许多共产党的干部辞官“下海经商”的现象。随着资本势力羽翼的逐渐丰满，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渐渐发生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从那时起资本主义价值观在社会上逐渐盛行开来是不足为怪的。党员干部也并非远离社会、生活在原始洞穴中的怪物，他们的思想自然也会受到社会上盛行的价值观念的影响。思想上的腐化必然导致行动上的腐败，顺着这条逻辑，我们便不难找到如今特色主义国家党员干部大面积腐败的源头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的国家并不是超然于社会之上的，它不过是一种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它是维护社会上一定阶级的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只不过与其他性质的国家不同，它维护的是劳动阶级的利益、而非剥削阶级的利益。随着改开之后中国社会的转型，资本势力羽翼渐成。作为“国家”这架暴力机器操作主体的“官员”，其角色也必然会产生相应的转换，他们对自己手中特殊的“资本”——“权力”的处置方式，势必会向逐渐上升的资本势力看齐，于是权物交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这些历史上并不稀奇的腐败现象才会在当代中国大面积、成批量地出现。我认为所谓的“贪官”，不过就是变相的“权力资本家”。他们利用权力贪污财富，与资本家利用资本剥削工人，其本质并没有多大的不同。我想，这才是当今中国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干部系统能保持大体清廉，并没有严重的腐败现象，而当今中国的腐败现象如此触目惊心？固然毛主席的决心惩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我认为杀掉区区两个刘青山、张子善还并不足以防止腐败现象的大面积出现，因为“惩贪”毕竟只是治标之术。两个时代腐败程度之所以天壤之别，其根源还在于经济基础的变化。毫不夸张地说，今日中国的腐败是资本势力的扩张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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