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2日，《国民新报》“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发表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此文如此评价孙中山：
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
12年后的1938年12月1日，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员的毕业典礼上，即将奔赴各地抗日战场的干部们聆听了如下话语：
我们将来要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现在我们就订一个条约：不开小差，坚持长期斗争，长期学习，不怕艰苦，与我们的朋友长期合作下去，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而不约而同地对“永远的革命”予以歌颂和期许的两位，也恰恰如他们所尊崇、敬仰的孙中山一般，是完全意义上的“永远的革命者”。而也正是这两位“永远的革命者”，作为孙中山未竟事业最忠实的拥护者和继承者，真正地以“仍需努力”的决心和意志推动孙中山身后“尚未成功”的中国革命向纵深发展。
9月铭刻了这两位“永远的革命人”的生与死——45年前的9月9日宣告了“辩证法的胜利”；“让我们这个民族伟大的人物”则于140年前的9月25日来到了这个世界。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革命”都是我们这片土地上最无可置疑、最能动员并凝聚大多数群众的政治正确：晚清以降的中国现代化问题最终以革命的方式迎来了总解决，曾经在王侯将相的历史中甘居配角的中国人民在革命的血与火之中追寻着自己的主体性，中国的革命与革命的中国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为全世界所颂扬并被视为榜样性的存在。
而从更宏观的角度上说，中国百余年来的激进主义运动之所以被冠以“革命”之名，就在于它作出了对整个现存秩序予以体系性变革的承诺——不是两千年来的治乱循环，而是同过往的巨大断裂——并真正带来了社会基本规则的剧烈变更。革命一日不止，对现状的改变和转化就一日不息，现实就仍然没有转入僵化状态乃至成为对过往历史的一种重复，一个不同于过去的崭新未来就仍然是有可能的。而能够支撑起这种革命的进程、使其既在空间上不断扩大也在时间上不断延伸的，不仅仅是对革命胜利后美好前景的向往，更为关键的是对革命失败的意识以及从失败中再出发的信念。
换言之，“革命尚未成功”的现实判断和理论信条，构成了“永远的革命人”的底色。意味深长的是，作为“革命尚未成功”提出者的孙中山先生，恰恰是一个最彻底的“失败者”——其革命生涯几乎完全由失败构成。然而也正是这个“失败者”，真正地“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乃至成为中国革命和革命中国的坐标原点。
鲁迅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在“革命失败”的大背景下，以一个“失败的革命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今人往往以鲁迅在其作品中对辛亥革命之后种种社会乱象的反映以及鲁迅在杂文中对辛亥革命的评论（如著名的“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一言）为依据，片面地、肤浅地认定鲁迅对革命的疏离与冷漠，乃至将其纳入反革命的逻辑中。
然而，姑且不论鲁迅在留日期间加入光复会以及在1911年11月积极推动绍兴光复的经历，最重要的是，鲁迅对革命之中种种不正常现象的批判根植于他对革命——或者说更抽象意义上的革命所承诺和代表的秩序变更——的忠诚。正如“我们所建成的, 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的感叹，只可能出自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坚强而高尚的革命战士之口；鲁迅所愤慨、所不满的，也从来不是革命，而是不够革命、革命从开端沦为循环、甚至革命之后较革命之前情况更糟。
1912年1月1日的南京最终未能成为一个崭新时代的起点。但即便是面对革命的果实被窃取、革命的理想被叛卖、乃至革命本身以及它所代表的价值在新的掌权者那里都成为某种禁忌（北洋的官僚们不是从革命、而是从孔夫子那里去寻求政治合法性；而无独有偶的是，四一二之后的蒋记国府同样热衷于宣称孙中山继承了尧舜、周公、孔孟以来的道统）的事实，鲁迅也没有丧失对革命的信念。
毋宁说正是革命的失败使他真正愤而向前。鲁迅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为革命辩护——正是在他的笔下，诞生了“夏瑜”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有象征意义的革命烈士形象。夏瑜坟头那一圈红白的花，则是对革命最富有温情也最能给予人希望的敬意。而革命对旧秩序的有限触动和改变，也得到了鲁迅的高度评价（“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
更为重要的是，鲁迅从来没有因为革命的失败而停止自己对作为革命对立面的“停滞”和“循环”的斗争以及对一个崭新历史开端的向往——尖锐地道破“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往复以及“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的黑暗延续，并热切地呼唤青年“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既是对已经发生过的革命未能兑现其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承诺、以致于重新沦为历史循环的现状的不满，更是对革命正当性和必要性的最有力的论证。
更进一步说，鲁迅对革命的理解事实上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他已经开始将革命视为人生以致整个人类文明的终极命题来予以看待。而在这个意义上，革命的永无止境性就顺理成章了。
正如《黄花节的杂感》所言：“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 ，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世人对“革命成功”的确信往往导向的是“凝固的东西”，而这种“凝固的东西”事实上代表了现实停止转化和变更、乃至沦为毫无波澜的死水。
相应的，获得主导地位的新生力量为了维系自己现有的地位，大概率将成为他们之前所反对的老顽固一般的存在。避免这种状况就需要“革命尚未成功”的意识，即拒绝将革命、尤其是“革命的成功”绝对化，以相对主义的观点认识革命以及革命中的主体。
正因为革命从无绝对意义上的“成功”，因此从相对的视角看革命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尚未成功”的。而就作为个体的革命者而言，“革命尚未成功”的意识需要的是成为“历史的中间物”的觉悟——《写在<坟>后面》中，鲁迅提出了“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的著名论断，而《革命时代的文学》演讲中，通过一个奇妙的“两脚走路的猴子”的故事，鲁迅指出了革命与进化的同构关系：“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既然进化永无止境，那么革命也应当成为一个永恒的过程。既然没有任何一种生物可以自称“进化的最终形态”，那么也就没有任何一个革命者有权力宣布“革命到此为止”。
因此，真正革命的姿态，就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就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而鲁迅正是以最坚决的态度践行这种姿态的“永远的革命人”。
相信“革命无止境”的他对于自己“从旧垒中来”的“历史的中间物”的定位有着清醒的认识。而正是这种“永远革命”的姿态，使得鲁迅既不会因为现实中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的失败而丧气、动摇——因为“革命尚未成功”才是真正的常态，也不会由于作为暂时状态的“革命成功”而成为他自己所深恶痛绝的“导师”、“权威”和“国民党中很有些有权力者”——将“革命”彻底相对化之后就是持续一生的批判性立场。
如果说在孙中山和鲁迅终其一生所面对的都是相当清晰具体的“革命尚未成功”（这种现实状态下的“革命尚未成功”能够为“永远革命”提供最直接可感的动力），那么到了毛主席的时代、特别是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六十年代之后，“革命尚未成功”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
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经过二十八年的斗争以及十七年的建设，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帝国主义、军阀、买办、资本家在人民的巨掌面前无不败下阵来落荒而逃，甚至五四一代作家所普遍关注的改造国民性问题似乎也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解决——群众的精神状态远甚于过往，曾经的阿Q、闰土、祥林嫂已经被朱老忠、严志和、阿庆嫂、李奶奶等具有昂扬意志力量和高昂斗争精神的新形象所取代。目之所及之处仿佛皆是革命的胜利。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革命？还要怎么革命？还要革谁的命？
毛主席在这一历史时刻所做出的抉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而伴随着“继续革命”的提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永远的革命人”形象，才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伴随着革命斗争时代的远去以及长期执政局面的形成，革命政党存在两大转化方向：
一为“去价值化”的过程，与党组织扩大和党员数量膨胀相伴的并非革命政党所代表的价值的普遍化——事实上它让革命政党本身成为“大篷车”一般的存在。
二为革命政党与国家机器之间必要的张力和区分的消失，革命政党日益向国家机器转化，乃至成为中立的、功能性的体制的一部分。这一“政党国家化”的危险前景在于，在当前生产力条件仍然无法完全取消国家的存在、甚至国家的重要性还有不断增强趋势的背景下，革命政党的国家化事实上意味着政党的官僚化，“革命”是相对的，而“国家”却（至少在现阶段）是绝对的，国家化的背后是革命政党本身的自我否定、自我革命趋势被压制，并最终导向一个固化且缺乏改变可能的政治秩序。
除此之外，在革命政党国家化的过程中，革命政党与人民的距离扩大了，革命政党本身的代表性也在模糊化，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在实质意义上遭到了取消，一切分歧都可以被纳入国家建设基本路线的技术性分歧的逻辑之中，一切社会议题都可以转化成治理技术问题，政治价值的高下优劣也被“良政与劣政之别”所取代。因此，归而言之，与夺取全国政权这样的“革命成功”共存的，恰恰是“革命失败”的可能。
毛主席意识到了“党—国”体制的异化倾向。而作为对这一倾向最为深恶痛绝的领袖，他选择了继续革命，在党—国体制之外重新进行社会动员，重申革命政党所代表的政治价值。在生产领域，曾经蕴藏着等级关系和阶级对抗关系的社会分工得到了重新阐释，工、农、兵、学、商以及党政机关之间不再是泾渭分明的固化存在，而是可以在从事生产的同时又能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具有空前灵活性和流动性的“大学校”。
而在这样的社会分工认识所通往的，则是消灭三大差别、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主人的自由人的前景（马克思所言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在这里变得无比生动而鲜活）。而在政治领域，“四大自由”的确立以及对“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推崇为突破“党—国”体制的群众运动和大范围政治辩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政治领域再次得到了激活，群众的力量被前所未有地鼓动起来参与到政治中，各类群众组织一度将国家机器打得粉碎。以巴黎公社为榜样的三代会以及后来形成的“三结合”体制则是在一系列“风暴”之后最终结出的政治果实。
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建立在“革命尚未成功”意识之上的继续革命从开始的那一天起也同时存在着隐而不发的失败因素，并且事实也证明了就其预期而言，继续革命的实践最终以一个并不完满的结局收场。无论是继续革命开始之初决绝的“事情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还是继续革命接近结束时无奈的“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都是对这种失败的反映。
具体而言，毛主席事实上是以其个人权威（这在后来的政治文件中被总结为所谓“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发动了继续革命，这就预示了继续革命的延续在相当程度上需要依赖“超凡领袖”自己的权威而非群众在运动中产生的自主性和主体性。
此外，继续革命的过程中群众运动始终与“党—国”体制纠缠在一起：一方面后者往往“以群众运动对抗群众运动”乃至直接动用国家暴力机器予以干涉，在造成群众运动派系化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政治流血；另一方面在“三结合”中干部迅速取得了事实上的中心地位并将工人、农民、士兵、学生边缘化，进而变相地恢复了旧有的体制。即便是“反复旧”这种群众自发的抵抗，最终也未能扭转大局。这种对旧体制的回归比群众运动的失控更能代表继续革命的失败——因为革命所应当造成的同过往的断裂以及对现状的系统性变更未能达成，反而让旧体制在一套新的外壳下面逐渐找寻到了另外一种延续方式。
9月9日是毛主席的忌日，9月25日则是鲁迅的生日——这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象征意味的中国革命寓言。毛主席的离去，代表了一场本应对现实予以根本性改变的革命在未能完全达成其使命的情况下落幕；鲁迅的出世，则代表了尚未成功的革命将重新奋起并永远进行下去的意志与希望。就这样，在一位“永远的革命人”的生与另一位“永远的革命人”的死之间，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意识下，中国革命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惊涛骇浪，潮落之后是更加汹涌澎湃的潮起，曾经地球上最死气沉沉、最落后保守的土地也因此成为人类最先进政治思想的试验田。而这一宏伟的历史进程，则真正契合了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精确论断以及“革命死了，革命万岁”的嘹亮呐喊。
1950年12月，大型歌剧《星星之火》在哈尔滨首演。《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作为歌剧第一幕第二场的主题曲也因此传遍了大江南北。“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与“永远的革命人”事实上形成了意味深长的互文。不仅仅因为鲁迅曾经热情地激励青年“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并相信这些未受旧世界荼毒的新一代人有能力创造一个“有声的中国”，也不仅仅因为毛主席那充满了期待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最重要的是，“年轻”代表了改变的可能，生气勃勃的成长过程尚未结束，一切都还未成定局，一切都有机会被重新安排——而这正是革命最普遍的意义所在，也最能给予人以足够的希望和信念。
革命尚未成功，我们还正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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