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是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过程，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过程。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解释农村农民运动真实情况，深刻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注意团结广大农民；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和土地革命战争实践的经验教训，科学的指出了在农村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根据红军党内普遍存在的农民小生产者局限问题，深刻批判了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并根据中国特殊实际情况提出了纠正红军党内错误思想的办法，首次创造性的解决了在农民小生产者为主要人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问题；在《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更加深刻的批评了教条主义，并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问题要由中国同志独立自主的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解决的科学论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井冈山的斗争》
从国民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极其重视从中国实际出发具体的分析中国实际问题、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办法。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这篇文章，毛泽东根据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说明了无产阶级必须重视农民运动、紧紧的团结农民、注意工农联盟。毛泽东深刻指出了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根据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毛泽东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样伟大的革命战争，难道不应该支持吗？
根据调查研究的具体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对农民小生产者也进行了具体的划分。毛泽东提到：“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进行深刻调查研究得出的成果。毛泽东在这篇文章深刻指出了注意工农联盟、注意领导、鼓励、支持农民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说：“就其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
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渐探索出了以农村为工作重心、走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根据中国实际的现象，他揭露出了其中的本质。
毛泽东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当时的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多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殖民；由于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军阀也出现了混战；帝国主义国家扶植的各个军阀的混战、城乡分裂的不同的生产关系、城市敌人的强大、乡村敌人力量的薄弱……都是四围白色政权中有红色政权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正如毛泽东所说：“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
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来自革命的实践。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提到的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条件中指出：“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可见，毛泽东的理论著作，紧密的围绕着中国的实际情况、坚决坚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特点。
二、从《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到《反对本本主义》
转战赣南闽西期间，毛泽东根据红军党内的实际情况，亲自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紧紧的联系着中国红四军内部的实际情况，联系着中国农民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实际情况，深刻批判了红四军党内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并具体的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毛泽东深刻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可见，毛泽东对红四军的分析不仅是根据着红四军的现实，而且是根据着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国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现实。
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指出：“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可见，毛泽东的论述紧密的围绕着中国农民小生产者阶级局限的现实。毛泽东的古田会议决议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性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首次基本解决了在农民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问题。
毛泽东之后的重要著作——《反对本本主义》，更是深刻体现了他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精神，体现了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精神。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一切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精神、中国同志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独立自主精神，在《反对本本主义》体现的很明显。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
通过周密详细的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实践，毛泽东从深刻的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半殖民地进行革命必须紧密的团结农民群众、领导和鼓励农民运动，到逐渐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政权道路，到创造性的解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设无产阶级性质革命军队的问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
三、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到《实践论》
随着长征的胜利，坚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中国问题的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著名的光辉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从中国的特殊实际出发，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毛泽东明确的提出了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毛泽东集中的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毛泽东指出：“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毛泽东集中的论述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之后，毛泽东从认识论的高度，更深刻的指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实践论》就是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光辉著作。土地革命时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教训，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训，其中教条主义的教训最为严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本质上都是主观主义，都是主观脱离客观、思想脱离实际。和主观主义作斗争，特别是和教条主义作斗争，是毛泽东服务于革命政治实践的哲学创新的极其重要的特点。
毛泽东的《实践论》，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出发，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侧重于改造世界（实践）方面，完整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两个飞跃”，为开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为确立我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针、形成我党理论联系实际作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根本上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
为了和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者争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在《实践论》深刻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才能担当此项任务。”同样，中国革命的问题也不能由不详细了解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的马恩列来解决，只能由详细了解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的中国革命者来解决。
教条主义者的失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严重脱离实践斗争、严重缺乏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严重不熟悉中国实际情况。为了结束他们错误路线的统治，毛泽东深刻论述了有革命的实践才有革命的真理的科学论断。所以，毛泽东在《实践论》说：“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
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急于求胜，脱离实际，四面出击，严重忽视了敌人的强大、忽视了敌我力量对比，忽视了中国社会具体的实际阶级结构和经济状况，实行冒险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路线，政治上四面出击，不团结可以团结的民族资产阶级左派；经济上，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严重阻碍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军事上，实行进攻的冒险主义、防御是保守主义、撤退的逃跑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为了根本上批判王明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错误路线，毛泽东写到：“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的过程中，不断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坚持着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创造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创造性的解决了一系列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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