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按】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主张犹太人必须在所谓的「应许之地」，即巴勒斯坦，创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然而，这个主张忽视了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约旦河西岸到地中海之间已经居住了约120万名巴勒斯坦居民。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经常将针对他们的殖民统治和非法创建殖民区的谴责视为「反犹太主义」，将反对他们的行为视为针对犹太人的仇恨。研究当代阿拉伯政治与思想史的学者Joseph Massad近日在「半岛新闻台」（Al Jazeera）为文爬梳犹太复国主义者如何一方面与反犹太主义国家合作，另一方面又将反犹太主义当作正当化其殖民统治巴勒斯坦的挡箭牌，揭示了批评者常常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视为反犹太主义的错误观念。
原文标题"Zionism, anti-Semitism and colonialism"，刊载于半岛新闻台。
文／Joseph Massad（哥伦比亚大学当代阿拉伯政治及思想史副教授）
译／陈韦纶（苦劳网特约编辑）
自从犹太复国主义（Zionist）运动的诞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们一直试图应对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他们视反犹太主义为一种「犹太人问题」（Jewish Question）的症状，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诊断结果。为了根除欧洲的反犹太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了国家殖民计画作为最终解决方案。
赫茨尔（Theodor Herzl），犹太复国主义的奠基人，以及他的追随者坚信，犹太人存在于非犹太社会才导致了反犹太主义的存在。在他的著作《犹太国家》（Der Judenstaat）中，他曾说：「不幸的犹太人正将反犹太主义的种子带入英国；如今他们已经将它引进美国了。」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呼吁犹太人离开非犹太社会，以恢复他们的「正常」处境，使其与其他民族相类似。
为实现犹太复国主义，他们认为必须依赖殖民垦殖计画，并与殖民列强合作。尽管对巴勒斯坦的殖民活动较晚开始，约在欧洲殖民主义衰落之际，但犹太复国主义在更早的时期已经蓬勃发展。这主要是因为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反犹太主义和殖民主义在欧洲普遍盛行。
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欧洲基督教支持者常引用千禧年主义新教的理论，主张欧洲犹太人在历史和地理上与巴勒斯坦有联系，因此应当「返回」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民对于犹太人的殖民活动抱持的强烈反对，则被当成是对欧洲统治的本土狂热抵抗，也是对犹太人与基督教徒声称巴勒斯坦是欧洲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侮辱。
Joseph Massad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方面试图将他们的殖民计画重新包装成一种反殖民主义行动，同时却持续实行殖民统治。（图片来源：路透社）
国家支持的反犹太主义
国家支持的反犹太主义事实上对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意识到，国家反犹太主义在实现其殖民计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赫茨尔在他的著作中坦率地表示：「所有为反犹太主义所苦的国家政府将非常有兴趣协助支持我们获得我们想要的主权。」事实上，不仅「贫穷的犹太人」，「那些想要摆脱犹太人的基督徒」也愿意为欧洲犹太人的移民基金捐款。
赫茨尔在他的日记中得出结论：「反犹太主义者将成为我们最可靠的朋友，反犹太主义国家将成为我们的盟友。」这并不是偶然的言辞，而是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长期策略的一部分。
著名的新教反犹太主义者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曾在1912至1919年担任英国外交大臣）在1905年支持了《外国人法案》（The Aliens Act），该法旨在阻止逃离大屠杀的东欧犹太人移民至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迫不及待地向贝尔福示好并非偶然，因为贝尔福宣言支持了犹太复国主义计画，从而令犹太人转向，不再涌入英国。
当纳粹政权在德国崛起时，与赫茨尔一样认为反犹太主义是其盟友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成为唯一与纳粹合作的犹太人团体。事实上，在其他所有德国犹太人都视纳粹主义为不共戴天之敌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者却看到了机会，加强了对巴勒斯坦的殖民统治。
1933年，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签署了《哈瓦拉移转协议》（Ha’avara Agreement），打破了国际社会对纳粹政权的抵制。根据协议，纳粹德国向该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输出德国商品，以补偿德国犹太人因移居至巴勒斯坦而造成的财产损失。在1933年至1939年期间，有六成投资于犹太巴勒斯坦的资本来自协议中移转的德国犹太人资金。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言，纳粹主义在整个1930年代都为他们提供了支持。
在1935年，德国犹太复国主义分部是该国唯一支持纳粹纽伦堡法案的政治势力，也是1938年「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后唯一被允许发行其报纸《评论报》（Rundschau）的政党。在1934至1937年期间，纳粹官员以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宾客身份访问巴勒斯坦。1937年，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与赫尔伯特・哈根（Herbert Hagen）抵达该国，两人被犹太复国主义特使博尔克斯（Feivel Polkes）带往迦密山参观犹太垦殖区。
在1960年代初期，艾希曼在该国接受审判和处决，这实际上是他第二次访问该国。然而，以色列政治宣传通常忽略了这一点。犹太复国主义者经常声称他们与反犹太主义的合作是出于策略性目的，旨在拯救犹太人。
然而，这与纳粹统治时期的情况不符。在决定谁可以迁徙至巴勒斯坦的问题上，犹太复国主义者更倾向考虑来自英国和美国的犹太人，而不是来自德国的犹太人。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者拒绝了三分之二的德国犹太裔申请者，他们对理想移民的标准包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热情、年轻、健康，以及具备良好的培训、财富、所需技能和希伯来语知识。
二战后的世界
纳粹战败后，随着国家支持的反犹太主义逐渐式微，纳粹大屠杀的恐怖事件也逐渐广为人知。在这一背景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尝试掩盖他们与反犹太主义运动及政权合作的历史。然而，随着国家反犹太主义的消失，犹太复国主义计画也面临了新的挑战。
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视自己为对抗反犹太主义威胁的回应，那么随着国家反犹太主义的终结，犹太复国主义的存在似乎也失去了理由，因为犹太人将不再认为自己有必要移居到新创建的以色列国家。此外，二战后的世界不仅拒绝反犹太主义，还反对殖民主义。随着殖民时代的结束，独立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后殖民世界的兴起使殖民主义失去了合法性，正如反犹太主义一样，它在国际关系和欧洲的语境中扯底丧失了合法性。
这一转变使犹太复国主义处于困境之中。为了持续对巴勒斯坦土地实行殖民统治，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将其殖民计画包装成为反殖民主义运动。当英国不得不撤退并终止自二战以来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时，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转而反对英国。
一些犹太殖民者认为英国已背叛他们，因此对英国军队发动恐怖攻击。在1944年至1948年期间，犹太恐怖攻击和英国的反击造成了44名犹太恐怖份子和170名英国士兵及平民的死亡，比例为1比4，恐怖份子占上风。与其他反殖民主义运动不同的是，这种交战中殖民者的伤亡通常要低得多。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将对英国的恐怖主义战争称为「独立之战」，并将自己塑造为反殖民运动的一部分。
如今，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方面试图将他们的殖民计画重新包装成一种反殖民主义行动，同时却持续实行殖民统治。他们了解到可以利用欧洲对反犹太主义的敌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巴勒斯坦人一年又一年地抵抗着犹太殖民统治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却试图将他们粘贴反犹太主义的标签以对付他们。
事实上，在这个时期，任何对结束犹太复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呼吁，都会被视为是涉及反犹太主义的争议性言论。以色列决定，如果国家反犹太主义不存在，就必须制造它；如果对犹太人的攻击不存在，就必须策划它；如果反犹太主义的存在不明显，就必须利用、扩散和夸大它。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新世界中，以色列唯一可以采取的防御措施，似乎就是利用反犹太主义来保护殖民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开始将巴勒斯坦的抗争重新诠释为反犹太主义的阴谋。巴勒斯坦大穆夫提（伊斯兰教法的最高宗教法官）阿明・侯赛尼（Amin al-Husseini）的故事成为了犹太复国主义版本的巴勒斯坦历史中的证据。侯赛尼是巴勒斯坦的精英和保守派领袖，他对于说服英国停止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计画感到绝望，并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与纳粹的合作感到震惊。他试图与纳粹创建联系，以阻止他们支持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就像他们曾在1933年通过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签署的移转协议一样。
从1950年代开始，那些曾经与纳粹合作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诋毁侯赛尼，将他描绘成支持种族灭绝的希特勒份子，尽管他充其量只是代表纳粹在广播上向东欧和苏联的穆斯林进行政治宣传。
尽管如此，每当巴勒斯坦人民质疑犹太殖民统治时，犹太复国主义者总是强调犹太殖民统治是终结反犹太主义并保护犹太人的唯一途径，并声称任何反对犹太殖民统治的声音都等同于延续反犹太主义。以色列开始坚称任何有关殖民统治巴勒斯坦土地的讨论都分散了针对犹太人的反犹太主义关注。
在国家支持的反犹太主义终结的战后新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在某些国家攻击犹太人，目的是在那些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中召唤出反犹太主义的幽灵。在1950年代的伊拉克，以色列的摩萨德（以色列情报特务局）在犹太教堂、图书馆和咖啡厅放置炸弹，造成伊拉克的犹太人伤亡，同时在他们之间散播伊拉克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对他们的威胁。以色列与英国支持的伊拉克政权合作，促使伊拉克的犹太人逃往以色列。
当埃及的犹太人继续拒绝前往以色列时，摩萨德再次在埃及的电影院、火车站和邮局放置炸弹。当埃及当局揭露了后来以「拉冯事件」（Lavon Affair）闻名的恐怖行动，逮捕并审判犹太凶手后，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活动，宣称埃及总统纳赛尔（Nasser）是「尼罗河上的希特勒」。
与史达林的前任不同，后史达林时代的苏联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禁止所有苏联公民移民，冷战时期的以色列与美国发动大规模政治宣传，声称苏联是反犹太主义的堡垒。美国和以色列迫使苏联政府发放移民签证给苏联的犹太人，赋予他们其他苏联公民所不具备的特权。
然而，那些离开苏联的犹太人往往出于经济原因选择前往美国（这激怒了以色列），迫使以色列后来与罗马尼亚独裁者尼可拉・西奥赛古（Nicolae Ceausescu）合作，将他们强行移转至以色列。事实上，以色列后来试图在美国立法阻止苏联的犹太人移民到美国，后者在苏联解体后向苏联的犹太人关闭边界。迫使许多苏联的犹太人（绝大部分都是伪装成犹太人的非犹太人）在1990年代以经济难民的身份前往以色列。
后苏联的世界
以色列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为反犹太主义政权的逝去深感哀悼，因为这些政权为他们的殖民主义计画提供了强大的宣传支持。苏联解体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失去了可以标签为「反犹太主义」的政权和论点。在这新局势下，以色列政治宣传变得彻底的歇斯底里。以色列试图将伊朗总统阿赫玛迪（Ahmadinejad）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言论视为支持种族灭绝的反犹太主义，希望藉此掩饰在约旦河西岸及东耶路撒冷发生的殖民统治。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以色列驻都柏林大使馆上周试图藉着召唤耶稣基督的超自然力量来协助掩饰犹太复国殖民主义，该大使馆在官方脸书专页上向爱尔兰人发表耶诞讯息，如果耶稣与玛丽今天仍在世，他们作为「缺乏安全的犹太人」可能会在伯利恒遭到巴勒斯坦人「私刑处死」。因此，以色列认为有必要继续殖民统治巴勒斯坦土地，同时确保犹太裔垦殖者的安全。
实际上，纳坦雅胡（Binyamin Netanyahu）去年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主张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及东耶路撒冷抵抗犹太人垦殖的行为本身就是反犹太主义。他甚至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对犹太人出售土地的限制与《纽伦堡法案》相提并论：「拉玛拉（Ramallah，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所在地）今日仍有法律规定向犹太人出售土地必须处死。这是种族主义。大家都知道他们援引的是哪个法案。」纳坦雅胡似乎忘记了，在1935年支持《纽伦堡法案》并协助纳粹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不是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非常理解这些论点，并且总是坚持他们对抗的是针对他们土地的犹太殖民统治，而不是针对犹太人本身。当哈马斯政治局主席马沙尔（Khaled Meshal）在数周前抵达加萨并发表演说时，他强调说：「我们对抗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我们对抗的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占领者和侵略者。我们将对抗任何尝试侵占我们土地和攻击我们的人。」
然而，英国《观察家报》（Observer）将他的演说误译为：「我们杀害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我们杀害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他们是征服者，我们将持续杀害任何试图夺取我们土地和圣地的人。」尽管《观察家报》在巴勒斯坦裔记者阿布尼玛（Ali Abunimah）的披露后进行了更正，但这种误译却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宣传不谋而合。
赫茨尔的策略至今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国家的策略。虽然国家支持的反犹太主义已经逝去，但以色列仍必须创造并召唤它，因为这是抵挡国际社会对其持续殖民统治巴勒斯坦的批评和谴责的重要手段。
尽管联合国安理会中有四个成员上周谴责以色列再次扩张其垦殖区计划，包括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美国无疑会投否决票以反对谴责这些殖民行动的提案。一旦如此，我们将立即听到以色列和亲以色列人士再次谴责这些国际组织是「反犹太主义的」。
这种策略的效力已经大幅减弱，并无法对国际参与者产生威胁，这使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国家感到不安。他们现在明白，当包括美国（除奥巴马以外）在内的世界听到「反犹太主义」作为为以色列辩护的口号时，这只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策略，旨在分散世界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持续殖民统治和创建殖民局域的关注。
显然，以色列论述中的反犹太主义只是一个掩饰犹太人持续殖民统治巴勒斯坦的幌子。只有愚蠢的人才会继续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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