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最为伟大超凡卓越的贡献：路线认知与路线斗争（2）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兼院长

　　三、路线斗争之基石：主义之争和大政对峙

　　“识大体弃细物”是古代中华智慧的最高阶的治理智慧。而大体总是统领细物之方方面面，也就是会兼及万事万物。这其中的逻辑极而端之就会走向董仲舒的天谴论发生的正面与科学解读，这就是因其会由“美事招美事，丑事招丑事”这一法则发挥作用，从而或者引致出或者“百鸟朝凤”的盛世，或者走向江河日下，礼崩乐坏的乱世困局。古代智慧仅仅提出识大体弃细物这一一般化原则，却无力抓住，甚至找到大体究竟为何物。

　　毛主席从十几岁离开韶山冲，留下给父母的诗句就已经立下了个人的宏愿：“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他从湘乡东山学堂，直到湖南长沙师范学校一路修身储能，锻炼身体磨砺意志：他到湘江去中流击水，奔赴岳麓山领略临风沐浴，更是在“欲栽大木柱长天”的杨昌济岳父教授大人等众多名师大家的谆谆教诲下，在博览通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学调查，吃百家饭，集天下智，成千秋业，交世间友，或者曰‘读奇书，做奇事，交奇友，做个奇男子’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这样的大化流布之下，在首度游学北京时，经过对人生先后所认真追求过的种种主义——从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英豪崇拜，到传统江湖武侠造反、起义与山大王独立意识之后，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之路。他把这种主义、思想、学术，同中国古代圣人伟业的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发展成经世济民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和彻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路线之争的大是大非原则，从而完成了他的路线认知和路线斗争的基础性奠基。

　　历史周期率的无论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逆取顺守’，‘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宽猛结合’，‘打天下坐江山’，‘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或者民间话语，‘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或‘旧时王谢堂前燕，飞进寻常百姓家’的说辞与思维定势在这里统统被打破，被精炼，被陶冶，被纳入到了他的路线的之中、之下。

　　毛主席的大本大元（源-原），大开大阖，纵横捭阖，操纵天下，经略四方，一统江山，九州同贯，既不是秦始皇、汉武帝似的所谓雄才大略，底定天下，开疆括土，经营四方，也不是欧洲无论是哲学王还是诸多大帝那样的列强强盗国的外向与征服，甚至不是佛陀，索罗亚斯德，穆罕默德，张角，洪秀全等那样的宗教领袖或政教合一的帝国王公大员的霸业与春秋大梦。

　　毛主席的路线是牢牢地奠基在作为人类行动指南而非教条或清规戒律之上的主义思想，完全不是那等或曰教义与戒律相辅相成，精神与灵魂洗脑的权变论，依稀封闭、固守，完全的所谓‘心城则灵’的封闭体系和信仰/信念集成。恰恰相反，他的路线之本之基，是人类历史与文明全部精华的合成与沉淀，是成永远开放性的动态科学体系，它不断接受任何挑战、批评乃至批判，不断经受一切历史检验，它是不断富于创新、发展、演化和提高的科学与辩证的宏大体系——其包含着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军事哲学、社会哲学、自然哲学与科学全部体系，涵盖着艺术哲学与美学，知识社会学与传播学，语言科学与传播学，历史科学群与哲学，精神科学与心理学，经济战略与经济生态学，甚至包括一切国际比较科学群和世界-人类学等的这些具体的实用性的和方面性的思想学说与意识形态。

　　世人都知道，邓小平作为十几岁的四川娃，就同其叔叔一道考取了出国留学生，在法俄几年中，基本上是以勤工俭学与职业革命活动为主，基本上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傅高义的那本所谓传记，完全是凭藉其个人好恶和无厘头的想入非非，而大肆渲染邓的知识背景和水准的。此人的学术水平之低级，人格操守之低下由此可见一斑）。他在回国后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过程中，凭借远-近距离的接触，特别是靠悟性与模仿，从毛主席身上的确学到了不少东西，甚至很可以说收获很多很多。由于其在早年相当长的时期内，忠实地崇敬和信赖毛主席，大体上形成和坚守了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从反右扩大化和三自一包开始显示出，小平的路径与路线发生了变化，以小平的智商、知识储备、思想水平、精神境界、学识涵养，和从他的灵魂操守、政治伦道、学术能力、艺术品鉴、灵魂追求等等方面来看，远远达不到毛主席的水平和高度。这使得他从认识论、思想路线、政治与经济水平上，根本无法理解毛主席的追逐、期盼与理想。

　　小平执政后的一系列的说辞，从不争论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到‘摸着石头过河’，甚至到‘搞一段资本主义再说’，或是‘开放股票市场（证券市场），不行就关了’，‘大胆试，勇敢闯’，‘三年小变样，五年大变样’，‘军队要让一让’，‘中央只给政策，特区要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一直到‘中国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不争论是我的发明’，以至于‘韬光养晦不当头’，无不显示出他的实用主义哲学，非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僵化思路，一元论认知习惯，特别是关于富裕经说道，显示出其彻头彻尾的唯生产力论和温饱小康之事物主义的价值取向与精神架构。

　　他对苏联亡党亡国之本在于改善人民生活不足，而非败在特权阶层-阶级与领袖集团的完全背叛上，特别是二十大产儿和西方颜色革命的操纵，西方文明的话语权下操纵和全盘化输出的系统颠覆战略，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完全没有实证依据。苏联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他们的物质丰裕、社会风险与保障及其公平程度，既使不是远远高于-优于西方社会的，也是已经旗鼓相当，且苏联经济发展速度与成就，而非苏联的核武库与军事实力，才是西方最为忌惮的。这在撒切尔夫人下台后的公开演讲中，已成为公开的事实。邓小平借李慎之之口，讲出的‘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裕起来了’的判断，显示出他崇美的无厘头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极端短视与浅薄。而运十大飞机等一系列军工高科技项目的下马，军队经商，全民皆商，解散人民公社，放任乡镇企业走向私有化，特别是关于市场经济的定位与说辞，引致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巨变，在一定程度上，打断甚至葬送了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事业基础上的真正与合宜的伟大复兴。

　　中国自所谓唐宋之变伊始，就已经全面步入了东方资本主义社会。明朝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从商品到集市贸易，从房地产业与别院楼台到陶瓷、丝绸甚至具体的服务业如梳头行业这样的服务行业，从文房四宝及无尽的具体业态和区域经济分工到大宗商品的粮、棉、布、衣等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从税制、田制、兵制到科举、贡举、官吏乃至教育，已经是完完全全的商品市场经济体系了。已经是高度的契约化的包括自由劳工，市场随行就市了（参看陈宝良《明朝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北大出版社的《中国文明史》第四卷）。

　　大清帝国的康乾盛世及其一路演化下来，甚至连八旗子弟兵这等国家赎买似的雇佣兵制，更不消说湘军、淮军的建设建立与发展，都已经是地地道道的私家军，雇佣制的或家国私有化混合制式的了。而乾隆对马噶尔尼的训话与给英王的回信，绝非是言过其实，王婆卖瓜的说辞。当时中国的统一大市场与市场经济的体量，除却技术与产业结构上的差别之外，诸如机器制造、重工业上的缺失、轻工装备相对落伍之外，从总量上依旧同整个的外部世界可说是齐虎相当。

　　孙中山的治国方略不是市场经济吗？老蒋民国二十二年，沿乘北洋军阀的历史惯性，彻头彻尾，丧失国家主权的对外开放，以至于上海成了‘东方冒险家的乐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不是完全彻底的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吗？

　　那么，这种全方位的彻底完备的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挽救了中国走向衰亡吗？是社会主义救了中国，发展了中国，还是前者呢？

　　谢天谢地，江泽民（后期）、胡锦涛、习近平执政期间，逐步彻底解决了军队经商，重新开始了中国国防现代化，中国海军军舰下饺子似的爆炸性增长和最终保留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方阵，并以人类经济史上罕有其匹的基础建设和产业碾压机的制造业、装备业、电子技术化，特别是钢铁业和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超级发展，夺回了中国经济起飞和发展的战略主动权。然而，中国整体的货币金融主权性丧失，先是靠对等美元的绑定和大幅度贬值人民币，而发行投放货币基础，造成天量货币投放，形成廉价货币投放和人民币的世界购买力之巨量贬值，与人民币资产和中国财富之超级缩水，更同时放慢甚至阻碍了中国产业升级和高级工业化进程。后是任凭私人经济无所羁绊，特别是以明天系、中植系这类纯金融财阀，和以恒大集团、联想集团等为代表的经济巨兽与怪胎祸害中国，彻底变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性质和秩序，这从产权结构、薪水报酬结构、雇佣方式、激励结构、参与约束机会分布、社会财富体系、社会经营生态的几乎所有主要层面上，都可以看出。

　　以中国今日的产业、实体经济、产力与产能、物质与社会财富的创造水平来评估，若是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和投资营运与分配方式，则中国真实的GDP水平和财富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位重，应至少是美国的两倍，或者说是美国加欧盟之和，甚至更多。

　　我在《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在北大第三届中国经济安全论坛上）率先指出这个世界经济中的最大谜团之根本指向，恰恰在这个路线斗争之中。

　　四、路线斗争之根本：最高领导权和根本道路之争

　　路线斗争是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几十年，研判中国二十四史毕生，深刻观察和分析总结世界与天下风云变幻，在继斯大林之后，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与导师，同帝修反全面的斗争过程中，在领导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在作为伟大的人类导师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实践进程中，反复探索，精心考证，科学推断，方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备起来的。

　　面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先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期间先后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妥协投降右倾机会主义，面对其中的极端教条主义的严重的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使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红军和党政事业遭遇灭顶之灾，不但失去了早日掀起中国革命高潮的战略机会，而且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略大转移，红军和党与白区革命力量有被彻底剿灭的危险，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军事路线问题。当然，他早在走上井冈山之前的湖北汉口八七会议上，就已经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事斗争哲学和军事路线问题。

　　事实上，毛主席在他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章时，和在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就已经以自觉的能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的战略思维，来展开他的思想学说和政策设定了。而这种根本道路之争，从找到农村包围城市，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实行三大民主，特别是在《古田会议决议》报告和他在建立中华苏维埃政府和有关红色割据政权的著述里，例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中，已经开始系统地全面地体现出来了。

　　从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进行组织特别是思想上建党，建设一支什么样的新型军队，党-军-政-民的新型组织集团，社会生态，国家政权和人民群众团体，他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全面的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的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无论是朝堂上的，还是江湖里的建制与组织体系。就是像大生产运动，根据地建设，打土豪分田地，他的建构与方式，也大大甚至完全区别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形式上的诸如井田制、均田制、屯田制、营田制（宋朝），更区别于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和圣库制。由他的弟弟毛泽民一手建立起来的（还长期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的苏区银行、货币中央系统，和国营企业的开放性运营，成为新中国的前期和准备阶段的社会经济母胎。

　　建国后，先后发生了数次大的‘惊心动魄’的路线斗争，都是围绕着新中国要走什么道路，最高领导权和社会经济所有和经营权力及其资源配置的界定、统属与归类而展开的。阶级斗争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领域同样引起了相应的震动和争论。例如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成分和总路线，就出现过艾思奇同杨献珍之间的哲学大论战。事实上，从新税制，一化三改，甚至新中国经济恢复伊始，甚至早在土改工作中，就已经出现了两条路线与道路的斗争。

　　而在农业集体化合作社经营发展之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甚至抗美援朝乃至三年自然灾害的克服和经济体制等问题上，在领导大跃进、四清运动等等事业上，都出现过两条路线和道路的公开和隐蔽的斗争，但大体上，都因由毛主席崇高无比的威望，出神入化的高超领导艺术，和始终不渝地维护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始终坚守‘团结、批评、团结’和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多数的路线方针与政策，而把这些斗争化解为一般性的工作和组织规范上的斗争，并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空前伟大的胜利，使得建国后这些路线斗争总体上没有表现为根本性的系列性的颠覆性的社会问题。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总预习，总预演，总练兵，前一两年出现了社会动荡和经济滑坡，出现了一些过度的极左的动向、苗头和行动，也伤害了一些无辜，冲击了一些不该冲击的东西，出现了一些打砸抢，甚至私设公堂，砸烂公检法，乃至于一定程度上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过火行为，踢开党委闹革命，给党和国家与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但历史的真实是，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趁机混水摸鱼，党内走资派更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被夺权和被打倒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坐山观虎斗，对此应负主要责任，而红卫兵小将，被所谓胜利冲昏头脑，理论和能力，特别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革命与建设自觉性远远不够，也应负相当责任。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无情。全球性、全世界的后冷战的法西斯的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大联盟，及其反攻倒算，恰恰把胡汉三变天帐似的反革命集团的嘴脸暴露无遗。他们用自己被牢牢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历史事实，广大劳动人民包括世界浩浩荡荡的红黄色娘子军，和10亿之多食不果腹的绝对贫困人口，全世界产业庞大无比的后备军和日益相对贫困化，机会绝对不均等，社会阶层固化，财富极端两极化，精英统治与剥削日趋贵族化、寄生化的残酷现实，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理性，经济理性，文化理性，社会理性，以刻骨铭心的方式，镌刻在人们的脑海心头之上。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没有文化大革命，统统垮台了，集体转向了资本主义西方阵营和资本主义体制。朝鲜、越南、古巴，没有文化大革命，成为正统和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或许可以视作某种大历史格局中的例外。中国若没有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由此而锻炼、培养成长起来的中国红色革命派和大军，中国早已成了俄罗斯第二，中国早已变成美欧的国际资本帮凶，成为世界和中国被压迫人民的公敌和当代买办团伙。天佑新中国，天佑大中华，天佑全人类，毛主席播下的火种，点燃的火炬，打造的队伍，建构的新社会，留下了革命与变革（改革），操守（伟大传统、传承和神圣与经典），与吸收（开放胸襟，拥抱世界与人类文明的一切良好的示范与创造），留下了红色中国的伟大基因，神圣精魂，制度建构和历史演进惯性。

　　毛主席说，‘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而路线方针的确立与社会方向与体制变迁之最核心所在，在于政权，在于最高决策权、领导权。统治腐败、统治堕落、统治背叛、统治集团的修正主义是颜色革命的内因和根本驱动。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区域性的修正主义和基层自发的集团化的资本主义倾向，同国际资本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策略诱导，封锁压制，构成了全方位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猖獗的历史性大联合与大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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