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成了批判对象、斗争焦点
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翻身得解放，成为党和人民爱戴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可悲的是，老人家身后，却在他缔造的国家和党内，成了“众矢之的”，批判对象，斗争焦点。这在国际共运的历史上，独一无二。
如果毛主席的事业止于1956年，老人家可能就不会被批判。众所周知，世界上哪有什么如果？
而这时，苏共执政四十年，却被毛主席敏锐的发现其党内出现了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并预见到苏联亡党亡国。他把“反修防修”摆到了国内的日程。该也不该？反正毛主席身后，不提“反修防修”了。
老人家不但眼观国际，还洞察到了国内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即“走资派”的存在及其危害。并把这些人看做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想“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1966年5月5日，与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谈话 ）在1966年7月给江青的信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这个思想和决策，触怒了党内一些人。他也知道，“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毛主席作为“人”，从思想理论，到社会实践，无不事关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与福祉。必然触犯一些人的利益，又岂是谁都能理解与拥护？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五一六通知》燃起的烈火，却烧到了青年学生和教师身上，可谓出师不利，险遭夭折。这当中，人们看到了“反右”、“四清”的脉路。引起的反弹，爆发了“红卫兵风暴”。95%“当权派”被当成“走资派”受到“揪斗”，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老人家有一句至理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受冲击，乃至“迫害”的“当权派”，有人恐怕已经不能用“不满”表达，应该是埋下了“怨恨”，甚至是“仇恨”的种子。这种人对于毛主席，只剩下了仇恨。
仇恨的种子，总要发芽、生根。需要的是时机。
这个时机，在一些人的惊愕、一些人的迷茫、一些人的期待中到来了：1976年9月9日，老人家去世了。养成了关心国家大事习惯的国人，已不再安于当“驯服工具”，无不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毛主席的去世，无疑为某些人获得“二次解放”，重新评价毛主席提供了契机。诚如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岀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在已经与人民、与党融为一体的毛主席身上，怎能不表现一番呢？有人按捺不住，露出了本来面貌。这是一种“本能反映”。
爱他，维护他的，与恨他、批判他的，其实是泾渭分明。难以调和，至今没有调和。只是有人反应敏感，有人反应迟钝。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代表的是不同的人的利益。看那些“批毛”、“反毛”乃至“黑毛”的人们，无一不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没有人相信他们只是反对毛主席个人。时间离的越久，他们的真面目就暴露的越充分，人们看的就越清楚。
曾记否？当老人家去世前，已经不能视事的时候，“小道消息”满天飞，在各地广为流传。这些焉知不也是在“造舆论”？这些，自然不会出现在“正史”中。
那些，没有干扰到毛主席追悼会。在毛主席的追悼会上，悼词高度肯定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历史贡献。这个“悼词”应该是他所在的组织给他的“盖棺论定”，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这个“悼词”至今没有那个权威的组织和部门明令撤销。
这并没有影响某些人制造批判、否定毛主席的舆论。在首都，看到“大字报”不是难事。在笔者上班的必经之路，毛主席纪念堂东侧的墙上，好像是一个自发的张贴点，《启蒙社》、《解冻社》那旗帜鲜明的抨击、批判毛主席的大字报就在此贴出。内容与后来的“决议”如出一辙。是心有灵犀，“不谋而合”？还是相互之间有点什么关系？没有人出来澄清，只能任凭人们联想。
此时的社会，貌似平静，却弥漫着一种难以琢磨的气氛。
在毛主席曾经创建、领导的党内，题字创办的报刊上，开始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有的地方根据某权力部门的指令，也在干着拆雕像，收像章，回收、销毁《毛主席语录》的工作。歌曲《东方红》，被批个人崇拜，与《国际歌》相悖。这都是明显的“去毛化”。有的地方甚至引发“群众冲突”，使得一些毛主席雕像得以保存下来。虽有拆毁“毛主席纪念堂”，要“掘墓鞭尸”的传闻，甚至传到了外国。直到1980年，邓小平在与意大利记者的谈话中，被提出，才得到了平息。但是，“批毛”的步伐仍在继续。
1980年，重新评价毛主席被正式提到了日程上。据说组织了4千人的“高干”、“高知”进行大“讨论”，唯独没有工农兵的代表参加。
当年，在“颂毛”时有人不甘落后，到了“批毛”时仍是一员骁将，有人因此高官稳坐。党史如何记述那次大会，没有看到，应该是刻意回避。会上各路神仙“人”性中的“劣根性”暴露无余，毫无理性可言。他们的发言，一旦公开，可以肯定，必然激起民愤，“见光死”。
试想，组织“十年动乱”中的“受害者”评价“十年”、评价领导“十年”的毛主席。那结论，不用脑袋想，也猜的出。
1981年，在“全会”上对于毛主席所做的“决议”，对“晚年”的毛主席，看不出是“三七开”，而是“彻底否定”。而否定的不只是老人家那最后十年，甚至上溯到了合作化时期。
在“决议”通过、发表之后，对毛主席的批判有了明确的“指向性”、“合法性”。一些“人物”的讲话，言必称毛主席的“晚年错误”，突出“晚年错误”，形成了专门针对毛主席的“官话”、“套话”，模式固定，可谓煞费苦心！
毋庸讳言，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舆论全力配合的全国性的批判运动。与当年毛主席发动的任何一场批判运动，无论是在范围，还是在规模、在持续的时间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不叫“运动”。只能说，这是策略性的。
“决议”把毛主席从无可争议的领袖，推上了“审判台”，成为“千夫所指”。特别是对那“十年”的诅咒甚至是超越了对于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时期的控诉。是他们自己有意把自己推向了毛主席的对立面。
毛主席成为批判的对象，斗争的“焦点”。虽然很难说具有宪法上的“合法性”，在党内却是名正言顺了。
当此之时，谁是评判毛主席的权威？谁是对毛主席“一锤定音”的权威？看权力么？那岂不是承认了“权力真理论”？
事实上，不存在那样一个所谓的权威。毛主席权威的形成，本来也不是谁“一锤定音”的结果，而是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党员干部的拥护。所谓的“历史选择”，在本质上是人民的选择。有人评价毛主席之成为权威，不过是顺应民意，顺应潮流。否则，连他们，什么都不是。
怎样认识1981年那个关于毛主席“晚年错误”的“决议”？“决议”，到底是“个人”观点，还是“全党意志”？
有人可以理直气壮的宣称，这是“党的意志”。不得不承认，在形式上，确实如此。
党，从来不是抽象物。是由一个个个体的共产党员组成的组织。因此就有了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就有了“少数服从多数”。
所谓“决议”，归根到底，反映的仍然是党内一部分人的观点，还不能说是全体党员的意见。是有人，当然不是一般党员，把“个人”观点，“个人意志”，通过一定的运作方式，合法“程序”，转化成为了党的“决议”。
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维护毛主席的意见不会因为“决议”的产生而不存在。
党章规定，党员对于“决议”如果有不同意见，仍然有“保留”的权利。
再说，不同意“决议”中对毛主席的评价这一部分，是不是就是反对“决议”？“决议”中并没有说明。按照某人提供的逻辑，应该不算。
认识问题，靠权力，靠行政命令，包括“决议”，无济于事，历来如此。压服，只能是口服心不服。
“决议”，反映的是“组织”的意见，确切的说，是组织领导的意见，具有“权威性”，可执行性，却不具有神圣性。
如果“决议”具有“神圣性”，就很难解释历史上党的某些“决议”被推翻。就是这个批判、否定毛主席晚年的“中央全会”的“决议”，也是在推翻了以往诸多涉及毛主席的“决议”，其中包括几届具有最高效力的“全国党代会”的“决议”的基础上形成的。
“决议”的形成、发表，表明，党“组织”对毛主席的“晚年错误”作出了正式“定性”。想以“决议”这种组织的名义统一党员的思想，可以理解，在政治上或许有必要。事实上，“决议”并没有统一人们在毛主席“晚年错误”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历史虚无主义却在“批毛”、“非毛”中大肆泛滥。
围绕在毛主席的“晚年错误”问题上的斗争，离不开毛主席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是一个事关人民与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绕不开。
在对毛主席的批判中，影响巨大的一种认识，居然认为毛主席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却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的毛主席，还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么？有了这一句，再多的赞扬，都显得苍白、虚假。
当时共产党的存在已经半个多世纪，全党3千多万党员，还有那么多的党校、社科院、高校的研究学者，特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多都健在。难道就都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不论职位高低，都是“吃瓜群众”，充当着“看客”的角色？这种说法，岂不是说，别人，包括毛主席都是阿斗，只有自己才是诸葛亮？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论的论调！这种人的心里，那里有群众的位置！
说什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蛊惑人心的语言。这并没有，也不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因为，没有什么人认为“贫穷是社会主义”。事实上，到毛主席去世，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连敌人都承认。一经与没有搞社会主义时的旧中国比较，就会一目了然。不承认这个现实的除了瞎子，就是别有用心的人。
有一点理论“修养”的，认为毛主席建立的“公有制”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不适应”。其实，怎样才叫“相适应”，他们知道么？说清楚了么？还不是他们说适应就适应，他们说不适应就不适应！毛主席、广大工农大众说的不算数。这“理”，怎么讲？看来，那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立场问题。
1985年，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
这一关于社会主义的讲话，不就是毛主席早在几十年前就说过、强调过的么？在这种情况下，“姓社姓资”，理论上孰是孰非，还用得着争论么？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以邓小平的讲话为标志，至少在理论上，应该是清楚了，明确了。必须承认，毛主席在理论上完胜各种奇谈怪论。
毛主席在理论上的胜利，不能代替实践中的胜利。对于毛主席的批判仍然在继续。人们看到的却是“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背离。
是有人对邓小平搞阳奉阴违？还是就是要说一套，做一套，“挂羊头卖狗肉”？看实践。
正是在“破”了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制度，在瓦解了农村的集体经济，解散了集体经济组织生产队的基础上，“立”了“分田到户”的“个体经济”制度，美其名曰“联产承包责任制”。
“分田到户”是哪门子“创新”？还挂上了“社会主义”这块招牌。那被取缔了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是什么“主义”的？
好像应了《红楼梦》中的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到底哪个是社会主义？二者必居其一，只能选其一。
“分田到户”后的农民，“各自为战”，小岗村的实践雄辩的证明，难以使得农民富起来。权威的说法是：“一夜跨过温饱线，30年未过富裕坎”——沈浩语。
有人奢谈农民的“富”。农民或许“富”了，吃饱了、穿暖了、盖房了。其它呢？再说，也是最主要的，有几个农民是靠承包的那几亩土地致富的？如果土地能够致富，何来已经有几亿农民摆脱了农民成分，转行在城镇安家落户？
城市里的“改革”，是在“破”了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础上进行。是不是在补“资本主义”那一课？不是有人提出了“补课论”么？看来，这不是说说而已。
所谓的“改革”，从砸烂工人阶级的“铁饭碗”做起。实际是拿工人阶级开刀。砸的何尝是工人的“饭碗”？
“铁饭碗”对于工人的意义远不只是工人生活的物质保障，一个简单的“吃饭”问题、经济问题。
砸烂工人的“铁饭碗”，看似是“分配问题”，实则是个“所有权”的问题。砸掉的是工人阶级对“公有制”企业的所有权和工人的主人公地位。
“铁饭碗”里盛着的不只是国家给工人发的几粒米，而盛着的是毛主席、共产党的信任和重托，盛着的是工人阶级的责任和使命！激发出的是大干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在一片废墟上，创造出在常人根本就无法想象的人间奇迹。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都极为重要。
在“私有制”经济成分中，自然不会给工人“铁饭碗”。工人只是被资本驱使的生产工具。这是“市场经济”决定的铁律。
砸烂工人的“铁饭碗”，是给“私有制”所有者奉送上的“大礼”包。意味着默认他们对于他们雇佣的工人，可以行使充分的权力。使得工人阶级重新回到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这是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一次根本的转变。
在“资金”匮乏的国家，为了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发展私有经济，本可以理解。在各种优惠政策的“扶植”下，如雨后春笋般的遍布全国城镇。
回忆这个过程，“民间资本”有几多？老百姓谁家有多余的钱能拿出来买国企，办私企？主要还不是国家的“贷款”？造成了“私有经济”所有者与“官吏”通过“资本”相互勾结，在发展“民营经济”的幌子下，利用市场“规律”，大谋其私，化公为私。如许家印集团和他的“保护伞”就是典型的代表。
许家印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个别人，他们已经渗透到了国家的党政军各个权力机构，包括立法、司法机构。他们就是毛主席曾经指出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那些从中央到地方，已经落马的如周永康、令计划、陈良宇、孙政才、郭伯雄、徐才厚及那些封疆大吏，完全有资格称为其中的代表。而有的，则“软着陆”，在“安享晚年”。他们的恶行，严重的败坏了“私有经济”的声誉，也严重的败坏了国家与政府的声誉，毒化了党风、民风，社会风气，已经是罄竹难书！
“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的现象，在新中国被他们演绎的活灵活现。对于他们，连个“帽子”都舍不得戴。
回顾以往，人们看到，公有制的经济成分在国家中的比重到底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工人阶级的主人公地位到底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这如同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却没有理论家触碰。
宪法还是宪法。而“公有制”在现实中的经济的地位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到底还占几何？这是谁在“玩花活”？谁在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戏耍法律？是谁在“架空”宪法，切宪法的“香肠”？
通过“个体化”、“私有化”、“市场化”，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最近，见到一个统计，在14亿人口中，
1000元以下的，6亿人；
1000—3000元的，3亿人。
3000—5000元的，4亿人。
5000元—高净值的富裕人群，5000万人，
高净值人群，5000万人。
结合两个经济数据，可以得出结论：
7.33%的人口拥有93.02%的财富。
92.67％人口仅拥有6.91％的财富。
以上，是从货币收入上的统计。对财富的占，穷人与富人的差距到底几何？不得而知。不过，仅从富人的存在，富人之富，穷人之穷，就可以判断出“两极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应验了毛主席当年的预言。根本原因是，所有制变了。
“所有制”，落到实处，不仅是财产所有权归谁所有，也关系到分配权归谁所有，由谁分配。有人不遗余力地鼓吹“私有制”，就是要把“分配”的权力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握有所有权、分配权的有产者，要富起来的，只有他们。高喊“共同富裕”是南辕北辙，吊穷人的胃口。既是自欺，更是欺人。
什么“先富帮后富”，这种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改革开放”决创造不出这样的奇迹，事实上也没有出现那样的奇迹。这种不靠制度靠个人，企图把穷人的“富”寄托在“富”了的富人身上的说法，不过是给穷人画的一个大饼。是欺人之谈。居然有人相信！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1985年P139）
那些批毛的人们，是否认可总设计师的高见？所谓“改革就算失败”怎么理解？“两极分化”，是谁想要的结果？或者说，是谁希望的结果？
这，或许不是总设计师想看到的结果。总设计师的话言犹在耳，
没有看到一个所谓的“权威”，理论家、经济学家或者什么学者站出来走两步。在该证明他们学识和能力的时候，一个个怎么都哑巴了？
应该承认，这是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结果。是否定毛主席及其思想的结果。
离开了“公有制”，削弱了“公有制”，动摇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侵犯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犯的就是“颠覆性”的错误。
“反毛”、“非毛”、“黑毛”，不但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而且造成了“两极分化”。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人群的对立是必然的。调整他们之间的矛盾，靠牺牲劳动者的利益，无疑，也是火上浇油，适得其反。
如今，虽然也有人动不动就搬出“决议”为自己撑腰仗胆，其实，他们何尝是尊重、执行“决议”的典范！充其量是个“实用主义”。那么多维护毛主席的“决议”，甚至党章、宪法，他们怎么就不看一看、提一提呢？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
政治，从来是动态的。因为社会、社会矛盾是在不断变化的。
随着那些主导“决议”，认定毛主席“晚年错误”的“权力者”退出政治舞台，他们的影响力也在削弱。特别是通过多年的社会实践，当广大党员、干部看到毛主席“晚年”的预言的不幸被现实言中的时候，人们对毛主席的认识普遍有了一个新的升华。老将军王震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这应该是跟随毛主席打江山的那一代老革命家发自肺腑的声音。
认识有先后，到了晚年，老将军看清楚了毛主席当年的良苦用心，理解了毛主席，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难能可贵。反映的是老革命家对党、对人民、对领袖的赤胆忠心。对于后人无疑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如今，令人欣慰的是，“十八大”之后，毛主席所谓的“晚年错误”之类在党的组织领导的言论中已经消失了，主流媒体已经没有了相关的内容。
毛主席指出：“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对那些反毛、非毛、黑毛者，别无选择，只有批判！批判！再批判！斗争！斗争！不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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