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画像】
近日笔者有幸为吴高林先生的《资治通鉴》英译本第三卷做校对，看到《资治通鉴》汉纪十一汉武帝元朔五年（丁巳，公元前124年）有这样的记载：
（丞相）公孙弘曾经上奏汉武帝说：“十个强盗拉满了弓，能使上百名官吏不敢向前。请下令禁止老百姓携带弓箭，以利于地方治安。”汉武帝将此建议交朝臣讨论。侍中吾丘寿王表示反对，言道：“我听说古代人制造出五种兵器，并不是为了相互攻杀，而是用来制止暴力、诛讨邪恶。秦朝兼并天下，销毁兵甲，折断刀锋，后来老百姓用农具、棍棒等相互攻击，犯法之人日益增多，盗贼防不胜防，终因大乱而亡。因此，圣明的君主对百姓以教育感化为主，而减少防范和禁令，知道那是靠不住的……况且禁止使用弓箭的原因，是为了防止盗贼用弓箭攻杀和劫掠。攻杀、劫掠是死罪，却不能禁绝，说明那些大奸大恶之徒对重刑并不退避。我恐怕坏人持弓箭害人而地方官吏不能禁止，平民百姓却会因用弓箭自卫而触犯法律，这是助长坏人气焰而剥夺百姓的自救手段。我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奏章呈递上去，汉武帝以此诘问公孙弘，公孙弘无言答对。
从公孙弘看来，老百姓携带弓箭对官吏是一种威胁，对地方治安也构成隐患，所以一旦禁止，就可以消除威胁，去除隐患。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但吾丘寿王认为：第一，如果弓箭作为一种武器，那是用于制止暴力、诛讨邪恶的；第二，下达禁令禁不住坏人，反而让好人丧失自卫的手段；第三，以秦朝为例，“销毁兵甲，折断刀锋”又怎么样？还不是短短的14年秦朝便灰飞烟灭了！第四，禁令“是靠不住的”，必须重视教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看到这段史记，不由得让笔者想到前些时候网上疯传的一个搞笑段子，话说一位大领导到一菜市场视察，走到一肉摊前问：“肉不错，生意怎么样？”答：“平时挺好，今天一斤没卖。”“为什么？”“因为您来了，顾客不让进。”“那我买2斤。”“不卖。”“为什么？”“因为您来了，刀不让带。”“刀没带也行，就买这一整块儿。”“那也不能卖。”“又为什么？”“因为您没来时每斤35元，您来了一斤20元，卖一斤亏15元。”“那就按每斤35元来一块儿。”“ 那也不卖。”“这又为啥？”“因为我不是卖肉的，我其实是个武警。”“把你政委叫来！”“政委在那边卖海鲜。”…
虽然这只是作为一个搞笑段子，但确实是真实写照。我们对于大领导的安保工作是何等重视，又是何等精细缜密，所经沿途需要清场，两边楼房不能开窗，视察点的群众由公务员假扮，买菜刀也要实名登记,雨伞也过不了安检……这些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笔者感叹：如今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咋就落到如此地步？真是悲哀！
过去历朝历代，是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是帝王将相一家之天下，统治者与老百姓是对立的关系，统治者对老百姓横征暴敛，各级官吏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怀恨在心，所以他们要提防着老百姓，于是“禁止携带弓箭”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但是，我们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员干部是人民公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是平等关系，是“鱼水关系”，是“血肉联系”，怎么会发展到提防老百姓的状况呢？
无可否认，执政党的地位，使得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如何正确对待群众，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对每个干部来说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有些干部利用自己掌握的一部分权力和社会资源，为自己或少数人谋取私利，侵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有些干部官僚主义严重，甚至利用职权欺压群众。这些现象，都会造成脱离群众，甚至使干群关系处于对立状态。
笔者注意到，当前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仇官、仇富、仇医、仇师等问题，很多老百姓心中窝着一把火，一点就着。究其原因，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问题，而是涉及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公平正义问题，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必须从制度层面加以解决，才能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我们最高领导人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他说：“带头走好群众路线，把心系群众、情系百姓体现到履职尽责全过程各方面，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顽固性、反复性，需要持续用力、协同发力、坚决纠治。”他还强调：“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完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机制，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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