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的家乡韶山举行了纪念130周年纪念大会。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高级研究员王立华在大会上发表演讲，题为《我们为什么热爱、怀念、崇拜毛主席》。我虽没能参加纪念大会，但今年2月王立华老师将他演讲的文稿发送给我。接到文稿后，我反复阅读了三遍。初读时，觉得演讲题目充满感情色彩，甚至由此臆测演讲内容带有几分盲目性。随后在深入阅读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到其内容反映了史实，并且在史实基础上作出的理性分析令人信服，由此与王老师的演讲内容产生了强烈共鸣。
在演讲的第二部分“我们党对毛主席的崇高评价”中，王老师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几段讲话，其中一句是“毛主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接着，王老师在解读习总书记的讲话中说：“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正确结合，才能创造出中国人民需要的思想理论。” “中国共产党最初是走俄国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但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时认为中国没有列宁那样的伟大领袖，所以革命成功不了。后来才逐渐认识到，引领中国革命成功的伟大领袖已经产生。毛主席开创了完全不同的革命道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壮大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我的父亲马纯古是当年老共产党员队伍中的一员，他的亲身经历和思想转变，证实了王老师讲述的史实。
【马纯古（1907~1979）】
父亲马纯古，1925年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1926年加入党的外围组织， 从事革命活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1927年1月，父亲在北平朝阳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共产党领导下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记得父亲说过，他的入党介绍人胡梅山曾让他读布哈林写的《共产主义ABC》，这就是父亲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起步。那时，父亲对走俄国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深信不疑。他看到国民革命军自南方挥师北伐，所向披靡，接连攻克长沙、武昌、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就将武装斗争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北伐军。他回忆当时的思想说：“我1927年在北京朝大入党的时候，希望国共合作的北伐军，打到北京之后，赶走张作霖，我们这批青年学生可以出头露面活动。”所谓“出头露面活动”，就是建立新秩序，建设新中国。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件，彻底摧毁了他的希望。在北平，奉系军阀张作霖令军警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者，4月6日逮捕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于4月28日将他杀害。在上海，蒋介石背叛革命，4月12日发动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工人群众及进步人士的反革命政变。在武汉，7月15日汪精卫决定“分共”，开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搜捕与屠杀。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这时，中共北方区委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工作。父亲身在北平，等来的不是北伐军，而是共产党组织被破坏、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迫害的局面，他所在的中共朝阳支部也被破坏。父亲回忆当时的处境说：“那段时间，和组织联系不上，街上，警察到处抓人，在北京过不下去了，就跑回武汉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与北平的共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其间，仍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几次努力试图与党组织恢复关系，但由于受环境限制，未能如愿。
1929年父亲辗转来到上海，先后就读于劳动大学和中央商学院，于1933年毕业。这一时期，父亲经人介绍加入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宣传工作。令他感到幸运的是，经社联党团组织的调查审核，父亲恢复了党组织关系，不久又任社联的党团书记。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后，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白色恐怖环境中，已经很难开展活动了，于1932年底转迁入江西中央苏区。作为中共中央领导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也随中央机关一起转移，在上海成立了全总白区执行局。但这个机关屡遭敌人破坏，临时上海中央局又从其他途径调入党员干部，补充这个机关。其中，父亲是1934年5月从社联调入全总白区执行局的。这一时期，上海美亚绸厂工人大罢工、唐山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等，遭国民党武力镇压先后失败，上海乃至全国的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正是在这一时期，父亲投入了工人运动的事业。
父亲调入全总白区执行局后，协助党团书记饶漱石整顿、重建该组织及其领导的工会联合会（赤色工会）。这时，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险恶的环境迫使党的工作转入地下斗争。重建后的全总白区执行局负责人夏爵一回忆说：“由于当时党的力量非常薄弱，很难领导他们（指工人群众）取得胜利。人力车工人不断发起要求减少租金的斗争，我们派人加强领导，取得了一些胜利。英美烟厂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我们派人前往‘突击’，即化妆成该厂工人，帮他们出主意，提口号和复工条件。但是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局面难以打开。不少行业的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赤色工会不能公开出面，给国民党黄色工会以可乘之机，使我们失去了不少群众。”另一方面，受“左”倾路线的影响，1935年全总发表纪念“五一节”的宣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仍旧号召白区的工人群众举行示威游行、飞行集会、罢工斗争、打倒黄色工会等。这些活动并没有扩大影响，取得好的效果，反而还引起了赤色工会内部的争执。为此，全总白区执行局饶漱石、夏爵一、马纯古经常开会研究，但仍打不开局面，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推行的还是以往赤色工会的活动。也正是在这一期间，父亲等又从上海的报刊上得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与方志敏被捕、红军主力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转移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此时，父亲虽然没有放弃信念，但亲眼看到或亲身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王老师语），令父亲心中五味杂陈。
时至文革期间，1971年9月父亲作工作检讨，其中反省了这一时期的思想认识。当年父亲做这个检讨，虽然正值特殊时期，但他的反省，如今看来仍是实事求是的。父亲说：“大革命时期，我崇拜过陈独秀。陈独秀被批判后，瞿秋白、李立三相继受到清算。所以我在很长一个阶段，认为中国革命许久没有成功，是由于党内没有一个像列宁那样的领袖，没有认识到毛主席是我党的领袖。”读到此处，我感到父亲正是王老师在演讲中指出的持这种思想认识的历史人物之一。
父亲的这个思想认识，在他到了延安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检讨中说：“1940年我到延安，经过整风学习，才认识到毛主席一贯代表正确路线，是我党的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父亲的这个思想认识的重大变化，是基于毛主席正确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产生的。父亲到延安后任中共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之一，职委会书记是邓发。1942年邓发主持职委会会议，讨论中共六大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会后，由父亲将与会者的讨论内容汇总成文，题为“职委会同志对六次大会职运决议初步讨论的意见”，肯定了决议中正确的内容，也指出了问题。其中第三条说：“决议案认为‘工人运动比较农民运动要低落些，这是中国革命现阶段中之非常特别、非常危险的地方。’实际上，这样的看法是不妥当的，因为自大革命后，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已达到非常尖锐的武装斗争阶段，斗争的中心已由反动势力雄厚的城市转移到反动势力比较薄弱的乡村，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这是必然、不可避免的现象，······。”父亲80年前总结的这段文字，完整地保留他的遗留资料里，从中可以充分看到他思想认识的重大变化。这个重大变化，就是王老师在演讲中说的“毛主席开创了完全不同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父亲等跟随邓发到枣园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在回杨家岭的途中，邓发对父亲说：“主席比我们站得高，看得比我们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完全证实了毛主席开创的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文革期间父亲受到冲击时，记得他仍对我说：“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如今，回顾历史，父亲马纯古生前从崇拜陈独秀，到崇拜、坚信毛主席，是他从革命生涯中总结出来的。父亲在革命生涯中经历的，正是王老师在演讲中总结的那段历史，绝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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