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犹太人是一个懂得感恩的民族”。
但随着网络越来越发达，犹太人的“感恩事迹”也越来越被网友所知悉。
比如，拯救过6000多名犹太人的瑞典伯爵福尔克·贝纳多特，结果死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枪下、再比如，极力要求轰炸南斯拉夫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而南斯拉夫人曾拯救过她的家族。
以色列一直伪装得很好，它们的驻华大使馆以前年年都要向各国在二战期间对犹太的救助感恩一番。
然而，在美国国会通过《反犹主义意识法案》之后，以色列干脆不装了。
5月5日，以色列举行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日活动。内塔尼亚胡公然宣称“二战时没有国家援助犹太人”，并表示再大压力也无法阻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内塔尼亚胡还特意用英语发表讲话，表示以色列不欠你们什么！
以前装模作样“感恩”，那是因为以色列有利益需求。
现在否认接受过救助，那是因为以军要继续屠杀巴勒斯坦平民，而你们居然敢不支持，那我岂不是白“感恩”了！
《辛德勒名单》可以下架了，因为它涉嫌违反《反犹主义意识法案》，以色列都否认得到过救助了，这电影还有必要存在吗？
《反犹主义意识法案》Antisemitism Awareness Act）被网友戏称为《王祖贤法案》（想也不可以，想也有罪）
美国民众接下来有得受了，一言一行皆有牢狱之险。
不过，幸好美国犹太集团的手还没有那么长，在中国网络上还可以说说当年的事。
二战期间，全世界给予犹太人人道主义援助最多的国家莫过于中国。
一、中国人向来有恻隐之心，相信上天有好生之德。
二、中国为非宗教国家，对犹太人并没有任何敌意。
三、正在遭受日寇荼毒暴虐的中国人对犹太人的遭遇感同身受。
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后实行迫害犹太人政策，大量德国犹太人开始移居他国。
由于上海租界无须签证就可上岸（中国政府有主权，但无法管理；租界当局有管理权，却无主权。签证制度在租界无法实施），因此中国就成了犹太人主要的去处之一。
1938年德国与奥地利合并，反犹浪潮席卷整个中东欧。
1938年7月，美国牵头在法国召开埃维昂会议 (Evian Conference)，专门讨论处置犹太难民问题。
共有32个国家参加（中国未被邀请，因为中国不排斥犹太难民），会议结果：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皆拒绝犹太难民入境。
会议甚至连谴责纳粹的声明都无法通过。
11月9日至10日凌晨，德奥爆发“水晶之夜”，这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屠杀的开始。
中东欧犹太人纷纷逃往国外，中国就成了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地，没有之一。
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在1938-1940年期间为犹太人签发了数千份签证，帮助他们离开德奥（犹太人离境，德国要查看相关国家驻外机构给予的签证）
然而，以色列在建国四十多年来，却从未主动提及此事。
1997年，何凤山女儿向犹太人“兹瓦特迪克”基金会举荐此事。
但基金会却认为他是享有豁免权的外交官，不予承认。
然后，他女儿又收集材料，努力证明何凤山为犹太人冒过风险。
2001年，以色列才给他颁发了“国际正义人士”称号。
被救助者居然会遗忘恩人40多年，难道数千人一个也不记得何凤山先生吗？如果何凤山女儿不去为父亲证明，是不是他的义举就消失了？
在上海，1939年8月《大公报》报道：“现时犹太难民来沪者已有一万八千人，预料至年底，尚有五千人到达”。
到了1940年，逃亡到上海的犹太人已接近4万人，大多数犹太人既无职业，也无资财，主要靠社会救济为生。
数量如此庞大的外国无业难民涌入，势必会对上海本地造成巨大的社会压力，如在苏州河一带的犹太难民聚集区就爆发了传染病，上海市政府又得派医生，又得提供病床。
而原先在中国发家的犹太富豪呢？他们只是给了一些很有限的帮助。
“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主席斯皮尔曼，在1939年4月23日说：“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似乎无可救药”。
现在很多人还以为上海的犹太难民都住在租界，与华界关系不大。
实际上，在1939年8月14日，上海工部局就宣布禁止犹太难民进入公共租界，并函电各领事馆：“来沪犹太难民已多，现已无余力收容，此后更不能容新来犹太人入境”。
法租界也是如此，1940年法国沦陷后，直接驱赶犹太人。
在华界，因为日寇侵华，从沦陷区逃到上海的难民人数已过十万，而救济物资就这么多。
说白了，是中国人省下了嘴里的粮食去帮助犹太难民。
中国不仅要为犹太人提供食粮，还要帮助他们获得精神食粮，1937年-1941年期间，犹太人在上海创办了《我们的生活》、《上海犹太早报》、《8点钟晚报》、《黄报》、《我们的世界》、《言论报》……这些刊物绝大多数是犹太复国主义宣传品。
而犹太难民在上海，一不去郊区种地，二不去码头扛包，他们只做小商贩，或者去捞偏门。
日本人占领上海，一些犹太人认为日本人是统治者，又跑去跟日本人亲热。
有的犹太女子就嫁给日本兵，犹太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特殊地位。
说什么犹太人不允许女人跟外人有性接触，那是现在他们有得装，遭难时，可主动了。
在上海获得中国人帮助同时，犹太人还想通过高层活动，获得在中国的“犹太特区”，分两步走：
一、以上海难民过多，压力过大为由，建议转移一部分犹太难民到内地。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同意转移四五千名犹太人到西南省份（有专业技术者）
二、南京同意第一步后，犹太人就提出了“集体移植”计划，数量为10万人，由美国犹太人集团提供资金。
1939年2月17日，立法院院长孙科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上提议“在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建议的“犹太特区”是云南腾冲和蒙自两地。
1939年5月，犹太人组织代表、银行家白尔克拉斯(Jacob Berglas)来到重庆，游说国民政府高层。
蒋介石不表态，他将孙科提案交由经济、外交、内政、军政、交通、财政等六部门共同讨论。
但此事最终要看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态度。
1939年6月17日，龙云复电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
查滇省地广人稀，兄所素悉，而南防、思普一带尤甚，土地原系肥沃，每行十余里辄无人烟可见。
此种良地，弃之可惜，欲移民前往开发，则不但交通上大感困难，即经费上亦必需用极巨。
近闻有多数犹太人到沪，该等素无国籍，而知识财力均较普通人强，弟意以为，如能利用此无家可归之人民移至该地，从事开垦，似觉一举而数利。
惟于原则上是否可行，拟请兄便中陈明委座，请示机宜。
龙云复电有两层意思：
一、犹太难民必须提供巨额安置经费；
二、犹太人到了云南，只能种地开荒当农民，不得经商。
这是犹太人绝对不可能接受的方案，7月20日，白尔克拉斯在上海华懋饭店(Cathy Hotel，今和平饭店)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此事。
龙云实际上是拒绝了犹太人迁移到云南的计划，此后，国民党高层的反对声音也占据了上风，包括原先支持第一步的翁文灏、朱家骅（教育部长）、覃振（立法院副院长）等人。
覃振说：“犹太人，国可亡，私利不可不争”，以此来警醒孙科这些无原则帮助犹太人的政要。
在龙云等人的反对下，最终“云南特区”计划不了了之。
尽管如此，在上海的犹太难民仍然得到了中国人的无私帮助。
抗战结束时，虽有大量犹太人已前往美国等地，但留在上海的还有27000人左右。
直到1948年才陆续遣送完毕，犹太人离沪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困难。
犹太人在遭难时，中国人给予他们的只有同情和帮助，从来没有歧视或迫害过犹太人。
内塔尼亚胡现在居然能赤裸裸地讲出这种忘恩负义的话，他并不是代表个人，这是以色列政府的正式声明。
以色列不装也好，省得这么累。
这不就是《农夫与蛇》、《东郭先生与狼》的国际版吗？
犹太复国主义势力今天在加沙地带的所作所为，在国际舆论场上颠倒黑白的行为，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如果有一天，犹太人在美国与盎撒人集团闹翻，到时，还有谁会同情你，救助你？
什么感恩不感恩，人家从来就没有当真过，有些人又何必自作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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