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兄弟，他曾在海外的X大学就读，当我们又有幸相遇时，他给我讲述了他在大学以来的种种经历，其中，关于社团的部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出来。
社团官僚
该兄初来大学时，经由社团的招新活动，成功地加入了某个社团（社团面试与否其实都属于正常范畴，这里便不多赘述）。刚一入社团，他就发现社团组织十分“严密”，除了正常设置的社长和副社长以外，部长、主任、干事，林林总总、上上下下，得有二十多号人。当他真正在社团待过一段时间后，才发现这些社团的“干部”（除去正常工作的社长和副社长）和普通社员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只是有时会热心地主动承担一些社团工作而已。
既然这样，那缘何设置如此之多的职位呢？这一点就不得而知了。
请示手续
社团的事务，大大小小，事无巨细，凡是涉及到学校的（社团内部同学自己玩则没关系），比如举办活动，要求经费，审批教室，发送宣传；都需要向社团综合处打报告，且这种报告还不是像综合处在名义上宣称的那样，是单纯地“报备留案”；而是桩桩件件都需要得到综合处的同意（这种同意以盖章为表现）。
当然，正如我们想象的，也并不是社团一“呈上”相关报告，综合处就会同意，事实上，申请的过程往往是一场“西天取经”。
因为其不仅充满艰难险阻——繁琐复杂的官僚手续是无所不包的，大了来讲，内容方案，修辞文法；而小了来说，行距缩进，标点符号，都有可能成为被打回的理由。
还耗时颇多——少则两三天，多则四五天，因为一份申请要走层层手续，且处理每层手续的人都不会那么守时守点地处理文件，虽然也是每周工作40小时，但是每个工作人员都好像日理万机一样，有做不完的事情，以致于提交的文件总是要被一拖再拖，而这种拖延的行为，尤以老师为甚，每次前往办公室，老师不是不在（有时候你会在校园里看见老师陪同领导的那伟岸的身影），就是说“明天解决”。
最后，终于取得真经，也就是那份“批红”，事项的落实（一些批红后主导权就交由社团的活动除外）又变得遥遥无期了，因为落实，又要走比之前更大费周章的手续...
间谍工作
在社团的工作中，在迎新季之外，会突然出现一个想要加入社团的同学，而这类同学，有些时候并不具体地介绍他自己，也不参加社团活动，有些时候则会直接报上自己的来头：社团综合处。在社团的通讯软件群内，社团公开对外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收在眼里，有在他们看来需要综合处“干预”的事情，即会进行回报，窥人隐私，令社团苦不堪言。
淘汰事项
社团在这里是被异化的社团，不仅设立时要被多方责难（意识形态审查过于严苛），就连成立已久的社团都不能安心“摆烂”，综合处为社团精心设计了一套积分淘汰机制，也就是每学期评比总积分在倒数几名的社团将会由社团综合处强制进行解散程序，将不再享有一系列社团主体可以享受的“权利”（这些权利无疑包括，“能够向综合处呈报自己将要进行的事项的权利”和“被综合处派来专人监视的权利”等）。
谈判无果
综合处的逼迫让各社团实在“不堪其忧”，各社团针对综合处最新“出台”的管理办法纷纷表示反对，从而迫使综合处出面组织会议，与社团代表们（很明显，综合处只想和一些在他们看来也是官僚的管事人员进行交易，召开广泛的大会是不敢的，当然，这一切当然都是由综合处的老师来决断的，里面的学生官僚只是转移矛盾的挡箭牌罢了）进行谈判。
这时，我的兄弟已经“做到”副社长的位置，所以能够作为代表参加会议，一开始，谈判的节奏还掌握在综合处手中，但听到综合处发表的还是那些“陈词官调”的时候，人们骚动起来了，大家抢着发言，争相表态反对，而综合处的学生官僚们作为老师和各社团之间的“中间人”，是绝不会有什么魄力为社团的大众做出什么让步的，所以最后，会议草草了之，综合处以一反常态的“驯从”态度留下[一定会为大家联系老师]的承诺，以期用缓兵之计慢慢消弭众社团要求改革的势头。
是的，他们成功了，鉴于社团高层都是由年级较高的同学来充任，放假回来后，原有的高层，毕业的毕业，准备进修的准备进修，本就是临时拼凑的社团“同盟”一时间作鸟兽散了，不过讽刺的是，最开始让这些社团联合起来的，也是学校组织的“谈判会议”，零散的社团个体在会议中凝结成了反抗的铁板，这是压迫过甚的结果，而会后这块铁板就变成了饼干，这其实也是可以预见的结果，因为如果妥协，甚至没在会议中取得成果的话，社团自然就失去了联合的纽带，丧失了进一步联合的契机，也就丧失了进一步斗争的动力。
由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斗争前做好组Z工作是非常关键的，这事虽然既不简单，也不“浪漫”，但确实是一切事务中的重中之重，正如列宁同志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所说：
“今天，先锋不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直接的行动上，而要放在巩固和扩大同后卫以及所有其他队伍的密切的联系上。”——列宁：论组织群众和选择斗争时机 1906
没有同后卫，没有同其他所有队伍的密切联系，就谈不上斗争，就会白白浪费斗争的时机，而一些人”渴望“毕其功于一役”，前期不做任何准备，只靠那“关键的一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这何其可笑！而又多么可悲，因为他们对一盘散沙的现状视而不见，到了紧要关头，也只是枉作飞蛾扑火之举罢了。
谭嗣同舍身赴死，固然感动众人，可抛开感情不论，这六个舍身取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牺牲，对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有半点助益？
而无产阶级如果不吸取这些人的教训的话，那岂不是还会走他们的老路吗？
而就社团而言，既有大会之天赐良机，为何不趁此广加联合，组织统一紧密的反官L社团战线，虽不能用以实现何种政治诉求，但集众人之力御暴抗侮，还是能够做到的。（当然，很多时候这些措施也只是说说而已，大学生多属于小资或以上层次的家庭出身，阶级局限性较强，除非真正是切身利益受到了侵害，否则很难有团结的动力。至于为了功利恶性竞争，互相侵害的事，事实上也不是很罕见。）
这就也告诉我们，除了组Z工作以外，在斗争时紧握船舵，“不达目的不放弃”，才是应有的态度本色，这不是要求我们一昧地蛮干硬干，而是要求我们时刻立场坚定，知道自己斗争是为了谁，要实现什么目标，而不是因为各种原因就妥协退却了，就踌躇满志，安于现状了，这无异会让之后的斗争更难开展。
这所海外的学校虽然利用缓兵之计得逞一时，可是他们不会得胜一世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们将会吸取先辈的经验教训，为WJ阶级的利益（而不是所谓的公道和正义，那些太虚了，WJ阶级的合理利益就是最大的正义，而ZC阶级的不义，在资产阶级自己眼中则也是一种正义），斗Z不休，直到最终的胜利！
结语
社团本来是一个有共同爱好的同学们一起活动的地方和平台，说白了，也就是大家一起玩的地方，天然具有其独立性，考虑到海外国家各有各的体Z，社团在校内适当让渡一些权力给学校，向学校做好报备，同时学校向社团提供一些便利，也是自然之理；但社团是松散的“半组织”还是需要日常运转、管理的组织，都应该由社团内部的所有成员共同决定。
可如今呢？社团变成了这所海外学校的下属组织，这所海外学校为了集权，还专门设立了社团综合处作为社团和学校沟通的中间环节，既能利用一些不知内情的，想要锻炼自己的同学为自己当牛做马，又能把一些人的嘴脸隐藏于黑暗之中，拿综合处做挡箭牌，这多是一件稳赚不赔的买卖！（事实上，综合处的同学多半也是尽心尽力的，而老师们借用权力肆意地践踏这些努力，这不就恰好说明：在海外的官L体Z内，上对下大多是有着绝对Q力的。这难道是一种合理的现象吗？）
社团并不是一个官L组Z，学校的管理部门设置大大小小的官L就已经是属于乱象了，因为学校完全可以通过学生自治来运转，事实上，即便是官L化的学校，其日常事务的处理也大量也依赖于学生自治（如学生会等部门，但在海外该国，学生会都是要归官L系统管辖的，以保证“安全”）和进入官L体系内的学生“干部”。
而我们由此及彼，就可以发现，不单是学校，社会上其他的部门内部也都可以通过成员自治来运转，比如工厂可以工人自治，公司可以员工自治，领导只负责上下的对接和内部的协调，根本不用拥有“绝对Q力”。
以上所述，明眼人都能看到是一种更好的管理方式，我想西方的社会也不乏各种各样的“明眼人”，那为什么各种“领导”还会像野草一样在西方各国社会疯长，官L化在各种组织内外都在加深呢？
我相信针对这个问题，大家通过学习也会慢慢地产生自己正确的判断，并且这判断一经自己的思考产生，将再也不会变易，再也不会动摇，因为，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而维护WJ阶级自身利益的真理，则像葡萄糖一样，是我们身体必不可缺少的...
把讨论拉回来，既然海外的这所学校既想要社团用爱发电，多多举办活动来丰富学校的业余生活，从而好让那些想象力和魄力都严重匮乏的教育官L们能有一些“拿得出手”的业绩，却又无微不至，无孔不入地对社团进行限制，甚至在必要还会解散一些“不听话”的社团；这又是官L创造的多荒诞的矛盾啊！
马克思主义教会了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是无处不在的（人们根据地位分成两派，分成多数派和统治者，而在社会中，这个分化将会更加剧烈，而人们在这其中也会越来越能够发现，这些地位的区分是以社会财富占有的多少为根据的），哪怕是作为象牙塔的学校也不能例外，听完我这个海外留学的同学的遭遇，我想，海外的大学是西方社会的缩影，所以，无论是官LZZ、压P手段还是阶级M盾，西方社会较之于其大学，应该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不管在哪，如果人们只关心个人前途的话，永远都会只是一盘散沙，忍受剥削和压迫，终无自由之日。但如果人们团结一心，联合起来的话，又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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