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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标准
不同阶级评价历史人物有不同的标准。剥削阶级带着本阶级的私利和偏见，运用唯心史观的研究方法，当然不可能找到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标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树立了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标准。简单地说，就是以对于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去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
这是一个科学的标准。它和任何形式的阶级偏见划清了界限。例如，封建史家总是带着仇恨的心理去评价“犯上作乱”的农民起义领袖，把他们说成是天生的“坏人”、“妖人”，乃至是祸国殃民的“罪人”。赵尔巽等人撰《清史稿》，即污蔑洪秀全说：“秀全以匹夫倡革命，……中国危亡，实兆于此。”这显然是对历史的歪曲。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看，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合乎中国人民谋求自立的愿望，是整个推翻三座大山斗争的一个有力环节。这场运动对于历史的作用是积极的，它的领袖洪秀全的历史地位是必须肯定的。由此可见，立起了正确标准，一切历史人物——包括剥削阶级中的杰出人物，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
有了这样一个标准，也才能和唯心史观的研究方法划清界限。以往的旧史家，评价历史人物，总是过分看重个人的天赋、性格、意志、品质等等对于历史人物活动以及这种活动结局的影响，这当然是不科学的。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商鞅行法于秦，终遭车裂的历史过程时写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其实，商鞅一类法家人物“刻薄寡恩”，并非出于“天资”，而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关系的表现，是时代的产物，是阶级的品格。只有基于此，才能合理解释商鞅的被害，才能说明只有这种激烈的斗争，才会带来当时的伟大的社会变革。这样，商鞅的历史地位就可以讲得比较清楚，因而评价得也比较稳妥、公正。
列宁说过：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毛泽东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顺应历史发展，促进生产力进步，从而使整个历史向前发展，这主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阶级的力量，但是，在这中间，杰出人物也将因此而发挥作用，并将因此而得到肯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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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人物的翻案问题
树立起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标准，在具体评价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时，就有一个对以往剥削阶级给历史人物所定旧案加以重新审定的问题，也有一个不断改正我们给某些历史人物所定错案的问题，通常说，这就是为历史人物翻案。
为历史人物翻案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对于宣传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起到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因而受到史学工的重视。
历史人物的历史面目被歪曲、历史地位被颠倒，首先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造成的。例如劳动人民的起义领袖，尽管他们在领导起义斗争、推动社会发展方面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但是，在剥削阶级史家的笔下，都被歪曲得面目全非，都给定上了“杀人放火”、“犯上作乱”的错案。这个案当然是要翻的。但是，剥削阶级的偏见不仅影响着对于历史上的劳动人民代表人物的评价，也影响着对于某些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评价。例如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这些在历史上颇有作为的人物，就被某些封建史家作了根本颠倒的评价，这也应该按照唯物史观，翻掉历史的旧案。
还应看到，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产生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左倾思想的影响，对唯物史观的掌握还很不熟练，某些历史史实尚未揭开……这都会造成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发生根本性的错误，因而还需要重新研究，还有翻案文章要做。例如前几年发表的一些史学论文，对某些农民起义领袖、封建官吏、以及党史上的某些著名人物，都曾作过一些带根本性的错误评价，现在，已经把这些错案逐步翻过来了。所以，对于造成历史人物评价上的错案的原因，要具体分析。但是，不管属于哪种情况，一经发现，就应推倒旧案，重新评价。历史科学总是逐步发展的，为历史人物翻案是其中的一项严肃、科学的研究工作。
要做好为历史人物翻案的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唯物史观。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识别错案，敢于翻案，并能达到拨乱反正，立案准确的要求。在这方面，郭沫若为曹操翻案是有一定典型意义的。曹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人物。他虽然镇压过黄巾起义，夺取过黄巾起义的果实，应该受到批评；但他扫除军阀腐朽势力的混战，统一北方，劝农桑，设屯田，修水利，推广先进生产工具，数年之间，改变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景，并倡导了文学艺术上的繁荣，这都是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巨大贡献。可是，在封建文人的笔下，曹操不过是一个“乱世之奸雄”。加上戏曲的渲染，曹操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坏蛋”。曹操之所以被诋毁，是以封建正统思想为依据的。这个旧案应该翻。毛泽东、鲁迅都为曹操讲过话。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专门为曹操写了翻案文章。曹操在历史上应享的地位不仅被恢复了，而且，扫除了以往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的正统思想，带来很好的社会影响。
为历史人物翻案，要实事求是，不是为一切历史人物翻案，不能带上主观随意性，不能故意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笔。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分寸问题、解释问题，大家虽然意见并不一致，但没有翻案可言。例如对洪秀全、杨秀清，虽然目前大家的看法有较大距离，但并没有在评价问题上有根本错误而需要纠正，因而不存在翻案问题。再如李世民、朱元璋等封建帝王，在历史上的作为一般都是肯定的，但如何分析和估计这些作为，尚有不同意见，这需要讨论，不过也不是翻案问题。所以，为历史人物翻案，不能随意套到一切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去。有的同志，不是从唯物史观出发，而是故意标新立异，随意为历史人物翻案，这是值得商讨的。例如，最近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为左宗棠和洋务派人物、维新派人物等所作的翻案文章，就值得分析。左宗棠是有案可翻的。左宗棠在中华民族遭受外国侵略者欺侮的时刻，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敢于抵御外侮，力主自强图存，是为中华民族的正义斗争立下功绩的。仅只看到他曾镇压农民起义，而将其完全列入历史罪人行列，是一个错案，应该重新评价。至于洋务派人物，情况是很复杂的。有的目的在于要解决“心腹之患”，有的目的在于“制西人以自强”，有的面对外国侵略表现了一定的爱国精神，有的以后走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由于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想为洋务派中的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翻案，就很值得商榷。他们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农民起义，在洋务运动中实行投降卖国路线，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如果为他们翻案，美化这些人，那就是对历史的颠倒，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说到维新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过去对于他们在维新变法中的历史地位，一般都是基本肯定的，虽有批评，主要是讲历史的阶级的局限。现在，有的同志认为，由于左倾思想影响，在强调革命斗争的同时，贬斥了改良派，不够妥当。这可以研究，力求评价更科学。但这里并无翻案问题，因为，把康梁等人作用过高夸大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在考虑为历史人物翻案时，还有一个正确对待反面历史人物的问题。某些反面历史人物，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过去评价时缺乏具体分析而全盘否定，是不科学的。现在应该重新评价，克服片面的不科学的地方，如实反映历史人物的全貌。但这不是翻案，因为作为反面人物这个基本面是无案可翻的。例如近现代史上的胡适，过去对他一概否定，有失之片面之处，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当然是反科学的，但他在提倡白话文等方面的一些成绩是应予肯定的，重评胡适，要讲这些成绩。但这不是翻案，因为根据胡适一生的言行，概括地把他看作是现代史上反面人物这个基本点没有错。再如韦昌辉，他对太平天国运动所起的破坏作用是无法更改的。当时，不仅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称其为“叛爷”，斥之为“臭虫”，就连地主阶级文人都说他对杨秀清“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并记述了他从参加太平军前到参加太平军后的奸诈为人。对于这种人，在写太平天国史时，亦应如实反映他在前期的积极活动，给以适当肯定，但这里同样不存在翻案问题，因为评定韦昌辉为反面人物这个基本点也没有错。有的同志对历史人物缺乏具体分析，没有充分根据就搬用“功大于过”的公式为一些有过无功或过大于功的历史人物翻案，看来是不够郑重的。
为历史人物翻案有强烈的政治性，有明显的社会影响，对此，史学工应该特别注意。我们为劳动人民领袖、为对历史作出贡献的人物翻案，效果都是很好的，伸张了历史正义，鼓舞了人民斗志，宣传了历史前进的规律性。可是，站在错误立场上，为反面人物翻案，其效果就完全不同了。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既有人为宋代投降派秦桧翻案，又有人为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琦善翻案。蒋廷敝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公然认为琦善签订卖国的《穿鼻条约》“是下了一番知彼知己的工夫”，比“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的林则徐好。这种为实际无案可翻的历史罪人翻案，说穿了，就是为所谓“曲线救国”的卖国路线制造“历史根据”，社会效果当然是极坏的。不过，它告诉我们，为历史人物翻案是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着的，我们必须持慎重态度。今天，我们已经为许多著名的蒙受了不白之冤的历史人物翻了案，发扬光大了祖国历史上的光明面，使我们得到了更多的历史借鉴。今后，随着历史人物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更多的优秀历史人物还将在翻案中恢复其真正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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