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8年2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在谈到农业集体化问题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以前我对你讲过，解放以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直到一九五五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我才快乐了。接着是私营工商业改造。”
这段话记录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里。当然，这可能是毛泽东当时一段即兴的话，但也正是这样即兴的话，能让我们看到他个人的思想感情与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之间的密切联系。
为什么农业的集体化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能让他这样的高兴，这不仅与他个人坚定的社会理想有关，更与他最为关心的中国劳动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关。
我们都知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下，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中国革命。
一开始，这个革命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个像苏联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随着革命的不断探索和不断深入，毛泽东就发现，要想在中国一步实现这样的目标是根本不切实际的。中国是一个大国，近代以来实际上被帝国主义搞得四分五裂，中国又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大量个体小农式的封建农业经济普遍地存在于中国的土地上。一方面是异常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另一方面又是受剥削和压迫最为沉重的广大农民。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要打倒这样强大的敌人，最革命，最强大的力量不是在城市工人那里，而是在广大农村的农民那里。
而农民当时最为迫切的要求，并不是一场没收生产资料，废除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场以分到土地为核心需求的土地革命。这种仍然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分给农民私有的革命，从历史进程去看，它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所以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它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同，它同时又是无产阶级（指它的代表先锋队）领导的，所以它又被称作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新”，指的就是无产阶级领导，这个民主主义革命，指的就是私有制上的革命，连起来当然就叫新民主主义革命。
所以，毛泽东当时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发动群众，主要就是发动农民，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先赶出去；第二步，就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废除私有制，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幻想革命一步成功，那是不顾中国实际情况的空想，走了第一步就不想再走第二步，那是对革命初心的背叛。
二、
为什么在走完第一步以后，还要坚定地去走第二步？
这当然是一个关乎共产党人理想和信念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理想和信念本身就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深刻认识。
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很清楚的指出这一点：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毛选第三卷，组织起来》
事实也完全如他所说的这样，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宣告胜利的同年，高岗作过这样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已经完全可以看出分散的个体经济的发展趋势：
1949年12月10日的一次东北农村座谈会上，高岗在报告中针对早已完成土地革命的东北的情况，有过这样一个汇总：
“土地改革后农民经济生活大部分上升，上升的比例，松江占60%—70%，吉林约2/3，黑龙江的显著上升户占54%。上升户中一部分添了车马，有的雇了长工，买进或租进了土地。另有一部分人，因缺乏劳动力或疾病灾害，或因缺乏生产资料或好吃懒做，经济生活下降，他们中一小部分人已经开始向前一部分人出租或出卖自己的土地，或借款借粮。”
毛泽东听后说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天严重起来，解决的办法，就是积极引导个体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变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如果我们只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用封建王朝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去理解，那这种胜利对于毛泽东个人来说，当真是最值得高兴的事情了，古今中外，哪一个举旗的不是把改朝换代，登上权力的顶峰当做个人最“崇高”的目标呢？
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这种理解恰恰是对他最大的歪曲和误解。
推翻三座大山，实际上在他看来，不过是推翻了旧的政治上层建筑，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而已。如果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只是为了推翻旧上层建筑，然后又在原来那种经济基础上重建一个新的上层建筑，那么要不了多久，这个新上层建筑就会变成原来那种被自己打倒的旧机器，重新反过来压迫劳动人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
所以，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那样伟大的胜利，但是在毛泽东看来，确实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并不只是一个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说法，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同时也是一个科学严谨的说法。
如果不把革命的第二步进行下去，不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把人剥削人的制度彻底改造，那么距离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时间就还遥远得很，距离共产党人真正追求的目标也还遥远得很。
早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国共之间是和平还是战争并不明确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选第三卷，论联合政府》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当他看到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私营工商业也开始改造以后，他才真正感到了快乐。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看到了革命第二步有可能取得胜利的曙光，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才看到了劳动人民有可能摆脱被剥削被压迫命运的希望。
他的感情其实早已与中国土地上的劳动人民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说到底还只是资产阶级性质革命的胜利，只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是真正独属于无产阶级，独属于劳动人民的胜利。所以当他看到这种胜利的曙光之时，如何不令他感到快乐？
三、
快乐的时光似乎总是短暂的。
其实，就在他和尤金说的那一段话的后面，紧接着还有一段话，原文是：
“但是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这两个半年中，我又没有快乐的日子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
这是为什么？
1955年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改造很顺利的时候，令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在1956年下半年和57年上半年里，却反而让他不快乐了呢？
要知道，1956年底，恰恰是三大改造初步完成，经济基础领域改造取得基本胜利的时间节点，按理说，这才是真正取得胜利的时间点，才是最值得高兴的时候。
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个时候他已经比所有人都先意识到，当时那种经济基础领域的改造是非常不彻底，非常不巩固的。不彻底和不巩固的地方在哪里？就在按劳分配和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上面。
所谓经济基础领域的改造，无非指的就是生产关系的几项主要内容。
其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其二是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其三是分配。
生产资料所有制看起来是最根本的，是后两项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其实当时反而是相对容易改造的。
建国初期，我们没收了曾经掌握在国民党手里的庞大的官僚资本，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民族资本占比很小，又极度依赖国营经济，因此改造起来反而很顺利。
而农村经济，只要确定了集体化的路线，在这条路线的引导下，占农民人口比例多数的贫下中农也都很拥护，因此改造起来也较为顺利。
这种所有制的改造，只要路线确定了，反而相对容易，但是后两项，即人与人的关系，按劳分配的问题，就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
所有制问题看起来是实现公有了，可是人人所有，如果处理不好，又会等同于人人没有。核心就是一个管理权的问题，这个管理权，就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
虽然生产资料名义上是全体人民的，但是只要管理权被垄断在少数人手里，这些人又大搞官僚主义，资产阶级作风，命令主义作风等等，工人就不可能感受到真正的平等和解放，那样的话，他们也不会把工厂看作自己的。比如当时毛泽东就在改造后的工厂里面发觉到：在基层，厂长、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 工、团是四大领袖。职工在厂里工作并不会认为这是自己的厂，也不敢起来监督领导干部，更不会觉得自己是在为人民工作，而是为“人民币”工作，为“五大件”服务。
当时所谓的“五大件”，指的是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和毛料衣服。这些东西说到底，当然就是为物质利益服务。
所以问题就很清楚了，如果上层拥有管理权的人，与下面工作的劳动职工之间并不能真正的平等，仍然是处于一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局面之中，那么这种经济基础的改造就不巩固，不彻底。换个角度去看，等哪天毛主席要是不在了，他们想重新把所有制改回去，那是很容易的事。
对吧，只要清楚这个所有制是怎么改过来的，自然也就很清楚怎么样有可能改回去。
工人越是不把工厂看作自己的，将来掌握管理权那批人就越容易私有化；工人越是只看重物质利益，就越容易放松对企业所有权、管理权、监督权的掌握。
而如果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持续这样子不作出改变，那么结果自然就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了。
而按劳分配，不仅仅只是按劳分配的意思，它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你不能不承认它的客观现实，但是如果过于强调按劳分配，实际上不过是在强调工人只顾及眼前的物质利益，而不顾及自己的所有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权益。
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毛泽东既拥护按劳分配，又反对过渡强调按劳分配的含义。拥护的是人与人之间差异的这个客观事实，反对是借“按劳分配”之名，只强调物质利益，而让工人放弃其他权益的路线方针。
同样地，他反对物质刺激，反对计件工资，其背后的原因和这个一模一样，他想保护的是公有制基础上，劳动人民最正当的所有权的权力，同时又是在这种所有权基础上的管理权，监督权等权益，他要保护的是这个。因为他非常明白，只有工人有了这些权利，物质利益才可能真正被保住，如果丧失了这些权利，去空谈什么计件工资，物质利益，奖金刺激，不过是愚弄工人的手段而已。
只是啊，后来那些人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口径出奇的统一，那就是毛泽东是一个只关心精神鼓舞，政治鼓舞，却从来不关心劳动人民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的人。恰恰相反，那些私有化的人，反而成了最关心老百姓生活的代言人，这听起来是如此地荒诞，却又是真实的在历史中上演。
而在广大农村，延续了几千年的个体生产，使得原先小私有生产基础上的农民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面欢迎集体化，一面也接受个体化。如果富农一鼓吹包产到户，上面的干部方向一变，路线一变，几乎不会受到什么抵制，农村集体化就可能在顷刻之间瓦解。这就是当时改造完以后的经济基础的现实情况，而且这个情况不可能通过一纸命令，或是一道政策就改变，而是需要一个非常长时间的巩固和解决。
如果解决不好，资产阶级随时可能复辟。
这就是为什么在毛泽东短暂的快乐过后，又变得忧虑的原因。
因为在别人沉浸在三大改造成功的胜利喜悦中时，他已经比其他人都预先看到了这种经济基础极大可能会出现的演变和发展趋势。
四、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看到了后来伴随着权力下放而开展起来的全民生产运动。
在这场大生产运动中，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生产形式，就是毛泽东想要实现和追求的一种生产形式，它与其他生产管理制度最核心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由劳动职工起来参与管理，干部下去一起参加劳动，改造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管理方式，这是它的根本特点。
说起快乐，我想鞍钢宪法的诞生，也一定是一件令他感到快乐的事吧。
只可惜，当时大多数的情况并不是鞍钢宪法那样的进展，恰恰相反，因为权力下放后被截留，包办代替主义垄断了管理权，使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瞎指挥、浮夸风等大肆流行，这场伴随着人与人关系改造的生产运动，反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这些后果又反过来，给很多人找到了包产到户，工厂实行一长制的借口和理由，进而引发了后面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和历史事件，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
所以，回到最初的话题，为什么毛主席会说，自解放以来，没有一天是快乐的，直到1955年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改造后，他才感受到一小段时间的快乐？
原因是那样的简单和纯粹：
他的个人感情早已与全中国劳动人民的感情完全地融在了一起了，他会因为他们的前途和希望而感到快乐，也会因为他们的命运和困难而感到忧虑，自然地，也就会因为感受到他们可能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而深感伤心与难过。
1975年春夏交替时节，毛泽东的眼睛被确诊为白内障，处于失明的状态中，由著名眼科医生唐由之主持手术治疗。
手术数日后，他的一只眼睛方可视物，即阅古籍。一次，唐由之陪护近侧，“忽被一阵呜咽声吓住了，等他抬头一看，只见毛主席捧着书，老泪纵横，已是泣不成声。”
唐由之赶紧起身劝慰：“主席，你不能哭，千万不能哭。眼睛要坏的！”可毛主席哭了很久才稍趋平静。
唐由之近前，发现毛主席阅读的是南宋词人陈亮的一首《念奴娇·登多景楼》，其中一句词是这样写的：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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