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起草《资本论》时，先谈了研究方法，提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令人感到惊奇，不是从具体上升、抽象到一般吗？一般到具体难道还是上升吗？
凡通过学毛著开始政治启蒙的人中，才有这种惊奇。今天许多人不了解50年前，大凡读书学习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不认可下面观点的：
“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毛选第1卷310页）
这个过程在《实践论》中用另一个角度提出，近三十年后，在《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进一步叙述为：
“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毛文集8，320）
从思维习惯上，存在着演绎法和归纳法的不同，也可能是一个专业与否和信息便利的问题。受了完备的教育，有了丰富的间接经验即书本知识，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大大加快了获取信息的速度和深度、广度，在实践中较多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思维，但是依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
一个人竭尽一生，能掌握一个和数个专业，已经是极不容易了。相对于宇宙的无限性，无知是普遍的。最大的有知就是知道了自己的无知。《实践论》的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用理性认识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矛盾论》的从认识个别到一般，一般到个别，即便是未来脑机接口连接了巨量数据库，宇宙的无限性依然决定了人类认识真理的这个正常秩序，因为对前人理性认识的演绎检验依然离不开归纳法。而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学方法中，由于时刻警惕黑格尔对能动性和主观唯心论的混淆，担负着用唯物反映论取代唯心先验论的主要任务，不能简练、清晰地反映两种过程，今人看来显得冗赘。
马克思借“抽象上升到具体”，首先体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具体中包含思想总体，“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坚持了“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马恩选1，54），是对费尔巴哈机械性的否定。二是否定了具体是“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但肯定了具体“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这又是对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坚持（本段除注明均引自马恩文集8，25）。
因此，马克思所指的“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是扬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辩证法，而不是多年来学术界误解的特指“抽象上升到具体”一个孤单过程（参见马恩选二，说明）。相对于毛泽东的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实践的循环上升，从个别到一般，一般到个别两个过程的循环上升，马克思劈开了混沌，毛泽东则提纲挈领，反映了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两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从认识世界向改造世界升华中的发展，也包涵了中西方哲学的区别与相互渗透。
在中国，人们看到革命胜利后，在一些久经考验者中出现了从止步不前自发掉头向后的民主革命派即走资派，他们以实践标准所宣扬的，或者是来自个人经验，或者是来自实用功利，或者是由两者派生出丧失初心的崇洋媚外，即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教条主义，从实践标准滑向主观标准，脱离群众。这类“实践标准”，正是马克思批判的在直观和表象之上“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自己最后一次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自我批评“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对于有关文章“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提出“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由此提出著名的“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同日毛年谱）。但这一提法经过传达成为公认的毛主席解决四人帮的遗愿。根据原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1980年10月28日在一次会议上回忆，在五届三次人大会议之前召开民主协商会上，“华国锋同志亲自说过：这个‘今年解决不了明年，明年解决不了后年’，不是讲粉碎‘四人帮’的事，而是指批判经验主义”。再联系毛远新回忆的《毛泽东年谱》9卷651页记载的毛泽东与四人的谈话，清楚显示了毛泽东对身后的各种可能性目光如炬。
自八大后退居二线研究理论政策的毛泽东同志，对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阳奉阴违，对赫鲁晓夫及其共鸣者开展了坚决斗争。但冒充真理使者的走资派始终存在，正如培根所言，不懂装懂是一种狡诈，他们不懂得真理是具体的，发表一些武断的“一般性”“真理”。
例如明明是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商品（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脱胎换骨，解决致命危机，怎能从允不允许市场经济去认识问题呢？ 所谓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的抽象背书，正是“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它将近代中国由鸦片自由贸易开始的市场经济解读为人畜无害的“中性”，由此派生出无论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如价值规律等等都适用的观点。这些观点，助长了大批新生的走资派。
这种抽象的中性观点，在新时代得到了逐步的纠正和不断深化的认识。一方面，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不断深化，从坚持简单商品的价值规律出发提出市场决定；另一方面，约束资本商品的“价值规律”，在提出市场决定时，也提出政府有为，习近平同志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2013.11.15）
新时代的发展，是和新老走资派斗争的结果，在思维方式上，是否定由经验主义派生的实用主义、教条主义的成果，又是针锋相对，如颠倒“造不如买”的逻辑，否定折中主义。这个进步，离不开我党早期从认识教条主义中产生的智慧，“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选第1卷310页）。
在“革命的社会主义”漫长的历史过渡阶段中，以消灭阶级产生的“四个一切”（马恩选1，462）成为贯穿始终的矛盾。由于与修正主义的路线斗争的普遍性和常态化，在中国，凡脱离思想巨人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轨迹，脱离群众，必然出现集体性理论混乱，这就是站在侏儒肩膀上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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