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喻
――一个小援藏眼中的老援藏故事
张哲/文
“我们的哈达呀，献给朋友，祝福朋友吉祥，祝福朋友欢乐吉祥；我们的哈达呀，献给母亲，幸福，祝福母亲幸福安康……”
春节团拜会上，刚刚表演完节目的六位藏族同志一走下舞台，就径直走到老喻身前把他紧紧的围住，一边用手打着节拍，一边扯着嗓子高唱着谭维维的那首《多彩的哈达》。方才还人声鼎沸、觥筹交错的大厅却突然“唰”的一下安静了下来，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将目光投向了老喻。
只见此时的老喻，已经被挂在脖子上那数不清的哈达包裹的严严实实，若不是脖子上的那条花环和插在耳朵上的鲜花，我还真以为老喻是一个即将破茧而出的蚕宝宝呢。老喻不知是喝高了，还是真的动了情，仿佛身无旁人的站在那里仰着头，用他那沙哑的嗓音一起和着节奏大声的唱着，并且时不时的接来旁人敬的青稞酒，三口一杯的一饮而尽。
我不知是被酒醉了还是被人醉了，歪歪斜斜的靠在老喻身后的座位上，眯着眼、朦朦胧胧的望着蚕宝宝老喻和享受着耳畔时隐时现的歌声，一时间眼眶竟有些湿润了……
我其实是不该叫他老喻的。
因为首先老喻的年龄跟我父亲的差不多，我这样称呼他老人家有点乱了辈分的感觉；其次他在我志愿服务的单位里是职位比我高五、六级的厅级领导，我这样喊似乎也有些很不“讲政治”。但因为实在是平时私下里没大没小惯了，所以一时竟也找不出更理想的称呼来了。
讲到老喻，可能还得从我自己的事情讲起。
那年我刚上大四，未能免俗的跟随着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的推研、就业大军随波逐流着。突然有一天，我仿佛有些受够了，内心深处的我告诉现实中的我，自己不该活的这么现实，既然年轻，就应该趁着年轻去做一些年轻人该做的事情。于是乎，我毅然决然的放弃了保送研究生的机会，推迟了在跨国公司的工作，跟随学校的另外五名同伴一起来到了雪域高原，加入了援藏志愿者的行列。
初入高原的日子，白天是兴奋而又充满好奇的，夜里却是缺氧而又辗转反侧的。尤其是当我得知自己并没有如愿以偿的参加支教工作，而是被分配到了一个传统印象中“死气沉沉”的机关单位志愿服务时，高原夜空上触手可及的繁星就愈发显得催人思乡了。
就是在自己有些不知所措、迷茫困惑的时候，我遇到了老喻。
说是遇到的，其实是被叫去的。处长跟我说我们的主管厅长要找我谈话，这让我直到进了老喻那个办公室兼宿舍的小屋之后，腿还是有些站不稳的。老喻正在批阅文件，抬头看到了我，说了一声“坐”，且很有气势的从很远处向我抛来一支烟，并不容分说的掏出打火机向我走来。我赶忙一个健步上去，并且不知所措的抽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支烟――而且感觉还挺不错。从这以后，每次见到老喻，他都要递给我一支烟，我虽然不知道怎么抽、也不大会抽，但每次都会很温暖的接过来并仿佛很享受的吸上两口。
老喻抛给我烟之后，突然开始说话了，“我对你寄予厚望，小张。”老喻单刀直入，“你是我专门向自治区团委申请来的，你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又对口，所从事的社会保障工作也是近几年来党和人民都很关心的热点话题，希望你努力工作，一年后能真正给西藏人民留下些什么。”我听了连连点头。“另外，”老喻话题一转，“西藏气候恶劣，物质条件差，你年纪轻轻能来西藏做志愿者我很佩服，一定要保重身体，不要做剧烈运动，一年之后健康的回到北京，到时候我们还要多联系。”老喻说。
我是从那次起才知道老喻也是从北京来的，是部里派来西藏的援藏干部。现在回想起来，我与老喻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其实谈话并不算多、也不算太深入，但不知怎的却给我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与老喻的接触也随着我工作的逐渐进入角色而逐渐地频繁了起来。
首先是我除了在完成处里的工作之外，开始加班加点帮助老喻起草一些稿件、给老喻的讲话写多媒体课件。于是在拉萨秋冬的傍晚就经常会看到我和老喻两个人独自“享用”整个机关食堂、我们一老一少在北京西路上散步兼“抽根烟”，以及晚上繁星满天时厅里两个办公室的灯还一上一下亮着的情景。听处里的同志讲，我来了之后老喻还真是多了个伴，之前每天晚饭时食堂里就只有老喻一个人、北京路上散步的也只有他有点弓着腰的背影、晚上厅里亮到很晚的灯可能也只有老喻的一盏。
后来，我又开始有机会跟着老喻下乡调研了。
在那曲下乡时，我看到老喻晚上怎么也睡不着，竟凌晨一点多钟一个人独自走进了只有零下20度和45％氧含量的寒夜，不知若有所思的他在想些什么；在山南浪卡子县下乡时，我看到老喻在走进一个五保户藏族老阿妈的家时，小屋子里一下子挤进的几十个村民，以及后来当我们走出村庄、走上岗巴拉山头时，正午十二点天空中出现的日月同辉；在阿里调研时，我还看到老喻在告诉村民们农牧民免费医疗政策时，村民尼玛扶在他身前久久不肯离去，而老喻这个扛过枪的老兵也试图背着我偷偷抹眼泪并“未遂”的情景。
后来我了解到，在援藏的两年多时间里，老喻已经跑遍了全区所有的7个地市、60%以上的行政县，行程四万多公里，相当于沿赤道绕了地球整整一圈。一个从北京来的部委干部最关心的、倾注心血最多的竟是西藏的“三农问题”。“小张，给农牧民办事，有时真是还得带点真感情。”老喻经常在“抽根烟”的时候跟我讲。
再后来，我对老喻的了解开始变得全方位、多角度起来。在家庭生活上，老喻是个和美家庭的一家之主，他可以丢下妻女跑来援藏三年，但从来没有忘记每天晚上给爱人打个电话，“我欠她太多，”老喻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在社交上，老喻很少出去应酬，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大吃大喝的浪费，“累得很，也没有必要，还不如在食堂煮碗抄手”，但老喻却总不会忘记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代表厅党组请厅里的单身干部和志愿者吃个团圆饭。在工作中，老喻可以在全厅立下规矩“公文出错、全厅通报批评”，以及将以身试法的我大义灭亲，晚上他还可以拎着一袋水果来跟我谈心，讲制度建设和专业精神的重要性。在学术上，老喻一方面可以破天荒的邀请全国的专家学者来西藏的学术论坛上献计献策，一方面还可以虚怀若谷的和我这个毛头小子一起通宵达旦的讨论和辩论。在两年多的援藏时间里，老喻已经在相关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近七篇关于西藏经济发展、特别是农牧民问题的学术论文，笔耕不辍、文思泉涌，让我这个经济学科班出身的晚辈也深深的自叹不如。
当然，老喻也不是钢做的、铁打的。有一次，夜很深了，老喻突然给我发了个短信，说问我睡了没有，我于是赶忙往老喻家里跑，心想不会他又有什么工作思路要传达了吧。
但当我到了老喻家后，发现他正插着氧气管、一动不动的瘫在那里，那个平日里总是精神百倍的老喻仿佛换了个人似的。原来那次老喻连续主持召开了两个全区性质的工作会议、连续加了几个通宵赶稿子，终于在那晚撑不住了，感到浑身乏力，头晕目眩。
“小张，没啥事，”老喻和我说。
“这么晚了把你叫来，真不好意思。主要是胸口闷的难受，心里也孤独。”
我赶忙跑去给老喻倒了杯热水，又搬了个板凳坐到老喻的床前，一直陪他到天亮……
大学四年里，清华园里的大师们用他们高山仰止的道德情操和学术成就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志愿西藏的一年时间里，老喻又用他慈父严师般的言传身教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生活中的孔繁森，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让我深刻的领悟到了老院长口中追求完美、行胜于言的真实含义。
可以说，西藏一年，是我的第二所大学，而老喻，则是我的终身导师。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2007年3月17日《人民日报》，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6届本科毕业生，现于西藏自治区某政府机构从事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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