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墨子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非攻》是《墨子》中的名篇，了解中国文化又谈论国事者，多少都会想到《非攻》，墨子的非攻思想是影响古今的和平主义，是平民主义的战争观。
----笔者以为，正确地解读《非攻》，重要的是要明白《非攻》产生的场景。
二千五百年前，中国史上出现了一个大变革的时期。那个被定名为春秋战国的时代充满了政变、瓜分，侵略、吞并，欺诈和屠杀，时间绵延两百多年。西周初期建立的封建文化基础逐渐地被破坏，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直接造成了社会紊乱、经济凋蔽。司马迁记而述之:“诸侯恣行，政由强国。”，《左传》载， “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可见混乱和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
对于这个时期的评论，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庄子怒斥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后来的
董仲舒则以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
可见那个时期的混乱是怎样为人厌恶。但是，上述三人评论又有不同。
孟子认为的“无义”指的是“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破坏的是秩序；
庄子则是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论，是对时代的否定；
董仲舒的意见在于“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是从战争利弊的角度来评说的。
墨子的《非攻》就写作于这一时期，表达的是平民百姓对战乱的看法，也是兼爱思想在战争问题上的体现。
-----在《非攻上第十七 》中，墨子对于打着“义”的旗号侵略他国的战争行为的非正义性予以抨击。
墨子问道，偷窃他人桃李、猪羊等损人利己的事情，大家都认为应该给于惩罚，但是发生进攻他国的事情，大家却跟随、响应，而且谓之“义”，这是什么意思啊？
墨子又问道，杀一人是不义，定死罪，杀人越多罪也越重，这一点大家都是知道的。可是，对于大不义的侵略他国，大家为什么却拥护、支持呢？
墨子质问：对于小事，大家知道是非。可是对于侵略他国的大事，大家都犯糊涂了。这种所谓“义”和“不义”的辩论是不是胡扯？
和平，众之所求。先秦诸子对于和平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主要的就是关于仁与义的争论。这是残酷的环境使然。当其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愤于世事而无奈，骑牛出函谷而不还；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著述春秋，希望以此劝世，但是闻说祥瑞麒麟被猎获，对世事极度失望，掷笔绝书。
孟子是孔子理念的继承者，也是“义”的创建者。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朱熹对此句的解释是：“征，所以正人也。诸侯有罪，则天子讨而诛之，此春秋无义战也。”
无论是“仁”或“义”，都是从建立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说的。社会秩序的实质是社会各利益群体相互间的一种妥协。问题是，战国期间的诸侯们并非孟子的性“善”者，而是荀子的性“恶”者，于是就有了“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的战争，他们是用战争的方式来进行关于建立社会秩序的讨论。
而墨子是“不堪命”之民的代言人，他对的“义”理解是从民众的角度来阐述的。或者说，他是作为人民的代言人参与关于社会秩序的讨论。
------《非攻中第十八 》述，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冢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如果什么事情都依靠战争来解决，民众又怎么能够承受？他说，发动战争，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只好在春、秋进行。可是春天是播种的季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荒废了这两个季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进行战争，战死于战场的人又不可勝數；用于战争的牛马的死伤不可勝數；运输粮草而疲于奔命的百姓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
如此危害民众的利益，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得到“伐勝”的名声和一点战利品？墨子以为，这其实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呵。为了得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却要死伤数万，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土地太多了而自己一方的民众却大量减少，这种“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的做法是国家的要务吗？
墨子在驳斥了好战者的种种谬论之后说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他问道，今天的好战分子，难道不应该从智伯(晋国分裂过程中的好战分子)的行为中得到教训吗？
墨子进而论曰，连傻瓜都知道奉天则承运。奉天就是奉行天下人认同的大义，即圣王之道。诸侯们把精力用于战伐兼并，而以为是义举，实在是盲人不知白黑的行为。
什么是圣王之道？墨子论曰，“古之知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為之行。”所谓圣王之道，就是所作所为都要服务于百姓的利益，对外则不以大国自居与邻邦和睦共处，然后带领百姓奉祀山川鬼神、发展生产。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大家都得到利益，自然功劳也就大了，于是四面八方都是拥护的声音，大家也就敬奉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了，这才是“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
在《非攻下第十九 》一节中，墨子阐述圣王之道，评论战争的危害，对于不识大义、妄动干戈的好战分子痛加批驳，激愤之语溢于言表。
------ “非攻”当然不是“非战”，墨子对于战争的理解是从民之利益、圣王之道的角度予以考虑的。有好战分子说：“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
墨子反驳，禹征有苗不是攻，而是诛其元凶。三苗大乱之时民不聊生，所以天命殛之。大禹奉天命征伐，得到天下的支持，所以很快成功了。特别是禹既克有三苗，不是烧杀掳掠，而是为他们建立了秩序，使他们有了安居乐业的环境。
还有湯之伐夏王桀，也是因为夏王桀倒行逆施，天下大乱，所以才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湯遵从天命，通於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宾服，这就是湯之诛桀也。
至于周文王伐商王紂，也是紂的“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也就是紂的德行败坏，天下大乱，才有“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同样的，周文王伐紂之后也是奉行仁德的天道，“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也就是说克服了种种乱象，使天下得以安宁。
墨子战争观的内涵有深刻的人民性。墨子曰：“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在上古，天命常常指的是社会的表现，也就是人民生存的状况。在墨子看来，只有顺乎民意，除暴安良，此类的战争也并非不可以，反而是圣人之道。墨子战争观的核心就是战争必须服务于“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观之，墨子为民的立场鲜明，亦非迂腐之辈可以比拟。
“非攻”是墨学的重要范畴，常常有人片面理解“非攻”为反对战争，这是曲解。大家都希望和平，严格地说却并非如此。和平与战争都是社会存在的合理的形式。在战国时代，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如果片面地反对一切战争显然没有合理的现实依据，注定被现实否定。即使现在的国际环境，盲目于“非攻”，也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原因很简单，在周王室无法控制局面的时候，战国时期的社会是无序的，用现在的话说，社会遵循的是“丛林原则”，而现在的国际社会也是如此。
------基于这样的战争观，墨子在战略战术上体现为“墨守”。后世的诬墨者常常以“墨守陈规”来戏弄墨学为保守学说。其实“墨守”有之，“陈规”却未必。“墨守”实际上是一种后发制人的战略战术，当然这种方式只适用于得民心、为民者所领导的人民战争，而且大有成效，例如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就是现代的“墨守”。对于专制者，则没有意义，那只是无能的遁词，也必然失败，例如萨达姆之辈。当然对于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者如布什，更无价值。墨子的战争观和战略战术与他的平民思想是相一致的。
《公輸第五十》是“墨守”的示范。该文逻辑缜密、文采丰华、思想深刻，即使相隔年代久远，依然展现着和平主义的光芒。
“墨守”的内容包括基本的两方面：外交与战备。外交是国际政治的组成，也是一种妥协的途径，无外交，“墨守”失去和平主义的意义；另一方面，战备是外交的基础和保证，弱国无外交。
《公輸第五十》记述，墨子“行十日十夜”面见战争的教唆者公輸盤，对于公輸盤在“义”上的糊涂，墨子以“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的“四不”论让公輸盤哑口无言；又以“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说服了准备讨伐宋国的楚王。
希望通过外交谈判来阻止战争，是一种可怕的幻想。真正迫使战争狂人们老老实实的只有实实在在的实力。墨子和公輸盤的实力较量是这样进行的“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模拟战争告诉公輸盤，所谓的新式武器“雲梯之械”是不足持的。
显然，纸上谈兵还不能制止战争。在模拟战争中失败了的公輸盤威胁要杀害墨子，在他看来失去了墨子的宋国也就失去了屏障。于是墨子冷静地告诉这位战争的教唆者：“你所能想到的我都为你考虑了，我的弟子们已经使用我的方法为宋国作好了防御准备。”文章记载了楚王放弃了战争的计划，但是没有记述公輸盤的彼时的感受。我想这时的公輸先生一定铁青着脸，他可能得到的别墅和小轿车的赏赐在这一番较量中化为乌有。
和平主义者的墨子们珍惜生民、热爱和平。为了制止战争，他们摩顶放踵，置生死于度外。墨子说道：“治於神者。眾償知其功。爭於明者。眾人知之。”
壶公评论曰：仁德之心，天地可鉴，昭示千古。
：壶公评论05-02 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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