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墨子的染坊哲学及其他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它的核心是“求真”和“求知”。它的特点是思辨性、解释性和概括性。哲学的根本在于解决人生问题，讨论人生的意义，哲学离不开对人生的讨论，哲学离不开对人精神世界的探索。使用现代哲学概念来评论先秦诸子之说，有点削足适履之感。但是如果不能从哲学的层面理解先秦学说，其对现代的影响亦无从谈起，只能是对历史古董的欣赏，显然这是违背事实的，也是人类丧失藏宝的悲哀。幸亏，对哲学这个概念进行定义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不同哲学家对哲学的定义有很大差异。这段话是对否认中国有哲学的朋友而言的。
-----染坊哲学：
染坊哲学的核心是环境决定论。墨子的染坊哲学即来源于实践，又升华为理论，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有所思维亦有所应用,它的哲学意义是明显的。墨子哲学的方法论即兼爱论,也就是合二为一论,它立足于理性和实践，贯穿于墨学的方方面面。染坊哲学则是体现了客观环境决定意识的唯物论.墨子对染坊的观察、思考和后来的牛顿的苹果论具有类似性。但是墨子显然比牛顿深刻，不仅仅是所关心领域的差异，而且表现在墨子哲学绝对的严格性和彻底性，而不至于如同牛顿最终只能求助于上帝。当然牛顿是科学家，而墨子是哲学家。科学理性的发扬不能证明人的价值和尊严，价值和尊严是属于上帝的，而哲学家的墨子始终在追求的是社会公正。
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过马克思没有把社会意识形态比喻为染坊，把染坊看成社会意识形态的是墨子。后来的柏杨先生批判中国的丑陋最主要的是个无名的大染缸，也是从社会意识形态来说的。
《墨子》的《所染第三》记载，有一天墨子对一个正在染絲的职工叹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加入什么颜色，染出的布就是什么颜色，加入了五次料就变出了五种颜色。染布呵，不可不认真对待啊;染缸呵,爱你恨你不由我啊.在这里,墨子是把染缸作为客观存在,而把染布的过程理解为客观的影响.不过染絲的职工显然无法赶上墨子的思路，.墨子立足于实践，开始的是理性思维。逻辑是思想者的翅膀，墨子展开他强劲的翅膀开始了飞翔,他继续说到：
不仅仅是染丝如此也，“染”表示为环境的影响，国家大事同样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客观条件的制约。舜受到許由、伯陽的影响；禹受到皋陶、伯益的影响；湯受到伊尹、仲虺的影响；武王受到太公、周公的影响。这四个王呵，受到良好的、恰当的影响，所以当他们当上领导，被推举为天子，他们为民众做了许多好事，名声也因此传播四方。所以要举出能够以仁义感动中国的人，必定是他们四人了。
可是另外四人就不同了。夏桀受到干推哆的影响；殷紂受到崇侯惡來的影响；厲王受到厲公長父、榮夷終的影响；幽王受到傅公夷、蔡公穀的影响。这可惨了，他们受到了恶劣的影响，坑害百姓，干尽坏事，自己也落得国破身亡的结局，如果要咒骂天下不仁不义的人，那就是他们四人了。
正如其他哲学理论，墨子染坊哲学对于社会具有普遍的意义。染坊哲学所揭示的规律不仅仅体现于王者，也体现于诸侯。“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这五个侯爷，受到好的影响，于是有所作为，当上了春秋五霸，功名传于后世。但是“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智伯搖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这六个家伙就不是那么幸运了，周围恶劣的环境对他们有不良的影响，所以他们行为乖张，祸国殃民，“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如果要举天下贪赃枉法、暴虐无道、苛政害民者，那就是这六个家伙了。
染坊哲学所揭示的规律同样适用于“士”阶层。如果结交的朋友都是好“仁义”、诚厚而遵纪守法的，那么自己也身家平安，名声好，做官也顺乎民意；如果所交朋友骄奢濦逸、攀比不休，那么也就家损身衰，名声不好，做官也是个混官。
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这里所择的是朋友，是老师，是教育，或者是曾母的择邻、孟母的断机，所有这些可以统称为环境。当然所有的构成就是社会的大环境。人的正确思想从那里来？毛泽东以为来自实践。实践就是对环境的理解、抉择和改变。
-----墨学的哲学体系
最早哲学的范围涵盖所有的知识层面。墨子哲学有它自身的立足点和关注的领域，以自身的信念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墨子的方法论即兼爱论,也就是合二为一论,它立足于理性和实践，贯穿于墨学的方方面面。
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大取》）说的是事物的包容性；
爱众众世、与爱寡世相若，兼爱之有相若，爱尚世与爱后世，一若今之世人也。（《大取》）说的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
墨子与巫马子关于行义的辩论，表达了墨子重内在而轻形式的观点；
墨子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即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也就是实事求是；
墨子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正本清源；
墨子认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并以“兴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听吾言、用吾道”为宗旨建立了他的实践论。
在墨学中可以看到许多与哲学相关的命题。同时《墨经》是一部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的科学著作。书中包含认识论、逻辑学、经济学等社会学范畴的内容，还包含时空、物构、力学、光学和几何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一些知识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例如，对浮力的认识，已经定性地认识到浮力同重力的平衡关系，有了定量的概念，与后来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是一致的；又如，完成人类最早的针孔成像实验，科学解释了光的直线传播。《墨经》提出了古代物理学和数学的许多概念和见解，使墨学成为古典哲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中的珍品。
因为墨学，毛泽东高度评价墨子是比孔子还高明的圣人，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孙中山先生也高度称赞了墨子的“兼爱”思想是和西方的“博爱”思想是一致的；英国的汉学家葛瑞汉有一个评价，他赞叹墨家的理性和科学精神，认为中国的理性论辩始于墨子。或能做一个历史假设，如果墨学能够发扬光大，那么中国的科学史和观念史应该是另一番景象了。
-----墨学对于“仁”的理解：
从现代哲学的角度的，先秦诸子的哲学理论显得支离、零散而不能成为体系，尤其着重于对人的规范与劝戒。所以有些人不以为哲学，即便认同，也总不免加上一个“朴素的”、“难能可贵”之类的话语，以显示自己的正统性。产生此类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历史的唯心主义，不能够从先秦哲学产生的场景去认识，而是以今日的主观涂抹过往的客观，以非哲学的角度去看待先秦哲学。看看场景：
从生产资料转移的角度分析人类发展史，只有二个关键的节点：
其一，25世纪前的上下500年，是氏族所有向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料转移的过程。这个过程完成最为充分、最为完善的是东方的中国，从“小国寡民”转变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帝国；
其二、3世纪前的上下，是国家逐渐消亡，生产资料向民众转移并且最终向全社会转移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比较早、比较完善的是西方列强。
显然，这两个转移并不仅仅是发生的时间上巨大的差距，最关键的是方向上的不同。方向上的不同也体现在方式和方法上，如果说现代社会的改变依靠的是科技的进步，文明的进步，而25世纪前的转变则是依靠战争和掠夺完成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财富的占有。正因此，理解先秦哲学应该有更广大而不同的视野。
先秦哲学意义上的讨论围绕着命题“仁”。“仁”一词，涵括所有，万物皆备，或可谓之“一元论”。
老子的道家并不认同“仁”的概念，体现在《三绝》篇中。所谓三绝即 “绝礼弃智、绝仁弃义、绝学无忧”，是老子根据周始祖古公亶父所著的《德》经修定而成的《五千言》中的主要内容。它的目的是规训周幽王，同时则是针对各诸侯国假借“礼”、“仁”、“学”等种种旗号各自为政，兴风作浪。在老子看来，“仁是从上人”，是人为地制造等级，也是造成亲疏、贵贱、利害等的祸源。老子主张“德”，“德”是“得”的反义―“不得”，明确地反对公有财产的私人占有，提出统治者必须约束自己
后来的孔子读《三绝》呼之为“悖篇”。对于孔子来说，从命题“仁”导出的是宗法思想，是以家庭关系为模式，以孝道为核心，以五伦为内容的伦理道德。建立在宗法思想之上的政治制度是以“礼”为理论的等级制度。而最终实现“克己复礼归仁焉”，构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全系统。这里要说明的是，先秦儒学的“五伦”是以“亲亲”互动的，而不是后来的、以绝对服从为条件的“五常”。这是分清原创儒学和中央集权帝国建立的理论的区别点。
与孔子同时期的墨子并不反对“仁”，但是对于“仁”有自己的理解。墨子反对“仁”的延伸“孝”，“孝”是儒家主张的伦理道德赖以形成的基础。在他看来，以家庭为模式来规定社会体制是不合适的，他明确地提出兼爱理论，以为天下人无贵贱，大家平等博爱，互让互利，而不是以种种借口维持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夺，或是假借种种旗号在国家之间以武力相侵害。
三圣憧憬的是西周的体制，西周体制的特点是政权弱化、政治宽和、文明仁德。他们希望在理性和人性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反对无规则的物质占有，赞成人世间的和谐共处。尽管在具体做法上，他们的主张有所差异，但是在这一基本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不过，在当时的场景上他们是失败者，虽然没有落到如同耶苏被钉牢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们做到了“知不可为而为之”并且因此而怀抱信念却终生淡泊。或者正因为是失败者，他们的思想才能传世，政治家关心的是眼前，哲学家关注的是未来。这是是哲学的魅力，也是他们理念的魅力。
-----墨学的现代价值：
22个世纪以后，人类处在又一个大变革的阶段。近代哲学认识到科学作为理性的成果是其力量的证明（理性即是科学理性），也同时意识到了理性主义的局限。到19世纪下半叶，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和康德哲学已经敏锐地预见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科学理性的发扬不能证明人的价值和尊严，证明的是人的有限性；不能证明人的自由，证明的是必然。特别是，科学理性作为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度的，无论信仰还是道德，皆非理性所能企及。因此，理性不能承担上帝的职能。当上帝离去，人们陷入的是虚无主义。例如，在国际政治方面，美国鼓吹的人权背后就隐藏着实质的二个方面，其一，高科技发展所支持的军事装备对他人的威胁；其二，操控世界政经大局以坐收渔利的强盗理念。美国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上帝。如果老子生于今日，应该写下第“四绝”――“绝人权弃霸权”。
美国的人权观典型地表现了西方哲学的困境。如汤因比、波普尔和施宾格勒等人也早已意识到西方的病，并且向东方文明寻觅治病的药方。同样的，东方高明的学者们也看到了西方文明的缺陷，准备贡献自己的“东化”。各种文明是可以互融的，文明是应该互补的。如果说中国能够从西方学到的是现代意识，而中国给予西方则应该是：以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平衡西方的功利主义；以儒家的中庸与和谐取代西方的残酷竞争；以道家的道德修补西方的理性主义。世界终将走向大同，这是无法改变的社会发展规律。在这条必由之路上，人类必须以缰绳约束马的狂奔，为了避免堕入深渊。
显然墨学对现代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探讨过印度文明，为种姓制度窒息印度社会的悲剧感叹。为此而作了中印发展的比较，又为中国的官僚制度感慨不已。中国的官僚制度之本即宗法思想，源自于25世纪前的儒家思想。也是当年墨学全力反对的对象。封建制度得以存在，它的政治基础就是官僚制度。但是，官僚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官僚制度由官本位和吏治组成，吏治的良恶决定了官僚制度的效率。历史上有过治平时期，它的前提条件就是吏治的清明，而要实现吏治的清明，则必须有残酷的惩罚制度。《汉武大帝》一剧中，汉武帝动辄屠杀大臣的九族，令人恶心，却是事实，中国史上那个希望有所作为的皇帝不是常常大开杀戒的？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吏治不清不仅仅天下不宁，而且常常威胁着皇帝的安全。所谓“官逼民反”、所谓“宫廷政变”、“藩镇割据”都是吏治不清的后果。
当笔者把目光投向中国史，又注视“五四”以来先哲们的主张。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毛泽东发动了文革，为什么毛泽东把文革看成他的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二件事之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显然就是为了铲除中国封建制度的最后一个堡垒――官僚制度。中国革命以土地改革为主题，摧毁了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官僚制度并未得到清算。由于文革的失败，官僚制度又昂然进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官僚阶层的腐败，官僚制度对于改革开放的危害、对于社会发展的反动，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笔者相信，中国的政治改革必然以官僚制度的改革――公务员队伍的建立为主题。官僚和公务员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是否由上级委派或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委任，是否由上级考核或是由人民监督。
抬头望见北斗星。北斗星是毛泽东，是墨子，也是千千万万的平民主义者。中国崛起的内在力量产生于此。
壶公评论曰：25个世纪，隐没在历史的深处。金戈铁马，诵吟祈祷，都化作大江长河，水流滔滔。追溯本源，求索真谛，我所立足者，是这厚重的土地。
四、墨子是谁？
――多读了一篇《墨子》，离开办公室已经夜色阑珊。冷风夾着细雨扑来，不由地一阵抖颤。路人稀疏，雨雾中的灯光透过萧索的枝叶，昏黄而又斑驳。虽然饥肠辘辘，大脑中还在寻思着一个问题：墨子是谁？
“当时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先秦百家之中独取二者，25个世纪之后的今日已经证明了这个论断，佩服韩非子的目光如矩。
儒学实质是国家主义之学。孔子景仰、阐释和宣扬的“国家”理念以西周王朝为蓝本。孔子的隔代弟子荀子继承了儒家的宗法思想，创立了后来被称为法家的学派，是以“性恶”的哲学理念为基础的。其传人韩非子完善了法家的思想，为中央集权的秦帝国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荀子的另一个弟子李斯则是一个法家理论的实践者。
以后的事实证明法家的思想“过犹不及”，导致了秦的暴政和灭亡。但是儒家的另一个传人孟子，他的“性善”的哲学理念却在大儒董仲舒的手上大放光芒。董仲舒综合儒家的精华，把儒家推上了独尊的位置。其后，虽然有些波动，但是儒家国家主义学说始终主导着中国大一统的封建体制。其中的儒、法两派如同近代的君主立宪制下的两党制，轮换着执行王和霸的政纲。
近代中国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它的代表人物是严复和胡适。但是他们的自由主义并不彻底，而是服务于国家主义，在儒家一统期间他们很不得志。严复并不能如同他的日本同学伊藤博文大放异采，胡适则依附于滿口伦理道德的蒋介石，被糊弄了一生。
儒家的国家主义学说对中国的贡献莫大焉，使今日的中国人拥有如此伟大祖国；儒家的国家主义学说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亦莫大矣，今日的中国人仍然难以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
墨学则是中国的平民主义之源。汉之后墨学稍见式微，对此有很多说法：
最早的说法应该是《孟子·尽心》中的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一付官绅欺压百姓的腔调，骄横之态纤毫毕显。不过孟子还算是个文明人，他以为：“现在同杨朱、墨子辩论的人，好像在追跑掉的猪，已经追回、赶入猪圈了，还要缚住它的脚，太过分了。”后世儒者就不以为然了，常常用此类话讥讽墨者。孟子不得不承认“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说是说了，墨家的精神是儒者可望而可及的啊。
起码在唐代，墨学又有彰显之势，一代宗师韓愈开三教归一之說，以为“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又以为“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為蓋得其真。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韓愈遭贬入潮州，懂得了民情，也就有了对墨学的理解。不过在后世儒者中，如同韓愈之开明的，则是凤毛麟角了。
近代的胡适对于墨学的兴衰有自己的说法，他认为是主、客观两方面因素造成的，在《先秦名学史》中胡适写到：一是墨家“兼爱”与“非攻”的学说与时代不符，二是战乱不利于科学研究与哲学思考。不过胡适对墨子是极为钦佩的，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中他写到：“试问中国历史上可曾有第二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么？”大约胡老先生读墨之后，也是绕室三匝，今夜无眠。
英国汉学家葛瑞汉的解释与胡适不一致。在《论道者》一文中他指出，墨家衰落的主因是，在先秦以城市为中心的小诸侯国，墨家所依托的下层社会形成了一种政治力量，而由于秦以来大一统帝国的确立，使他们的势力丧失殆尽。在《孟子·尽心》中表达的招降纳叛的过程，多少说明战国末期墨家遭受官方打压的事实。大一统帝国和西方的城邦制为社会创造了不同的条件，窒息的不仅仅是墨家的兼爱理想，也是墨家的科技精神。中国人为这一种超稳定会出的代价，从现在来看是巨大的。
墨子是谁？墨子自称“贱人”，“北方之鄙人”，擅长于器械发明。也就是说墨子很可能是一个工匠。《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嫌其烦扰害事而弃之不继。大概是自学成才了，所以强调实学而轻视词章文采，有人说《墨子》的文风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也就是生硬、乏味而重复。并且以为这是《墨子》失传的一个原因。
比较传统的说法出自《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都以为墨子姓墨名翟。《元和姓纂》则说他是孤竹君之后，改为墨氏，著书号《墨子》。不过后来人却不认这个帐。南齐的孔稚圭在《北山移文》称墨翟为“翟子”，认为他姓翟名乌。清代周亮工在《固树屋书影》解释说：“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还是姓翟，只是由姓转变为名了，因为古代确实有“翟”这种姓氏，就是没有“墨”姓。
较权威的是史记等。司馬迁以为，墨翟是宋大夫，与孔子同时还是其后，则不详。而四庫全書總目称：考漢書藝文志，墨子姓翟，母夢鳥而生。因名之曰鳥。以墨為道。今以姓為名。不过书中说了，考据不足。
既然大家都说不清，后人就多了想象的空间。钱穆的《墨子传略》以为墨是古代刑名之一，即认为古人犯轻刑，则罚作奴隶苦工，故名墨为刑徒，而墨家生活菲薄，墨子和弟子们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人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族踵”。所以墨的称谓和汉代的淮南王英布因受刑后称为黥布是一回事。
当然还有更有趣，或者说是更深入的研究，例如着力于墨子研究的学者胡怀琛，在《墨翟为印度人辨》一文中提出，墨既非姓，翟也不是姓，更不是名，而是“貊狄”或“蛮狄”之音转，是用来称一个不知姓名的外国人。这样，墨翟成了外国人。
――初春的寒夜，寂寞的路街。细雨湿漉的道上，几页衰黄的梧桐叶片。偶而有车子驶过，溅起飞跃的水珠。我感到了彻骨寒意。不禁想起诗圣杜甫在草庐为风所破后对天的呐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杜甫的情操感动后人，一诗足矣，何必其他的考证。对墨子是谁的议论固然花样繁多，不过，有些人可不管墨子穷不穷，贱不贱，有没有文凭，是不是犯了法，而是直接引为家乡的骄傲。例如：滕州人说，经考证，墨子的诞生地在滕州木石镇。滕州火车站就有他的塑像，一幅风尘仆仆，栖栖奔走的神情。有人说他像一个讨饭的，但多少帝王将相都成了历史的尘埃，而他却仍然屹立千秋。而且认为墨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更是一位学贯文理、注重实践的百科全书似的平民圣人。他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蒙人，对逻辑学、数学、物理学等科学知识都有精到的发现。先秦诸子百家，墨子不但在人文科学而且在自然科学两个方面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一身而二任。被誉为“科圣”，实不为过。
笔者认同这一个说法，认同墨家学派著作的总汇是《墨子》。《墨子》原本一共七十一篇，但留传至今的只有五十三篇。其中的《经上》等六篇后人称为《墨经》，《墨经》是是一部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的科学著作。《墨子》在古典哲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中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珍品，是我国思想史和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些明摆着的事实胜于雄辩。
讨论墨子，其主题就是了解中国平民主义的历程。国家主义和平民主义是矛盾统一体。以先秦三圣的构想，国家是根据民意而建立的，历史事实则是二者贯穿始终的分分合合，李世民皇帝称之为水与舟的关系，倒也恰如其分。二者关系的演变遵循着对立统一的规律。当国家对平民形成强大的压迫，也就走向自己的反面。而农民起义的结果并不能建立一个没有国家的平民社会，是以一个新的国家实体出现。
国家主义和平民主义统一性还表现在它的一致性，也就是反对精英主义。现阶段，精英主义在国家之外的表现就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在国内则表现为与工农阶级（平民阶级）势不两立的精英主义――贪官污吏和自由派精英。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它国或对民众进行肆无忌惮的打压和掠夺。
墨家的平民主义是一个终极理念。当国家消亡之后，平民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了。墨家在汉代的式微并不证明平民主义的式微。在中国史上，有二次外部思想的大进入，并且与中国文化融合而具备了中国特色。汉代的“老子化胡说”就是佛学的传入。显然佛教比之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应的道学和墨学更有生命力。它冲出了现世而来到了来世，它跳出了人世而进入了神世，它证明了因果报应。所以，它在遁世理论上代替了道学，而在平民主义方面则取代了墨学。另一次从外部进入的思想是中国处在大变革时期为中国人指明方向的马克思主义，它本质上是平民主义，因为它的基本主张就是人民的解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或者说，毛泽东思想就是现代的墨学。
墨子是谁？是金庸笔下仗剑行俠的豪客、是张艺谋手中虎啸龙吟的箭阵、是李咏主持的非常6＋1的节目；或者是熊德明、是高耀洁、是徐本禹；或者是胡、温体制付之实践的“以人为本”的宣示。
――可以看到家的灯光了，温馨而又欢悦。只要我走到离家二层楼，我就可以听到女儿欢快的声音：“爸爸回来了！”妻总是说：“真有心灵感应啊。”无论我多么困顿，家永远给我爱和力量。
孔子就是以家的模式规范国家的，国家是人民的家。可惜他的弟子们却参差不齐，时不时颠倒了国和民的关系，害得他老人家常常坐不稳烟火缭绕的大殿，进了又出去了，和前生一样颠沛流离，居无定所。
墨子则不一样。大显无名，大德不彰，大道无形，只在民心。
写墨子，笔者所能为者百不得其一。但是认识儒、墨的本质之别则是明确的。儒、墨之别就在于是建立一个人治人、人治于人的等级社会，还是建立一个兼爱――平等、博爱的社会。如果说孔子时代为了规范因为社会进步造成的混乱而建立封建专制，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合理性。但是在人类社会不断完善民主与和谐的现代，希望制造等级、扩大差别、欺负工农，则是社会的反动。现代中国没有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而进入了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阶段，如果中国发生苏联的解体事件，在中国复辟的将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专制，这一论点可以从文革中“四人邦”和现在的自由派精英分子的理论、行为和后果中得到验证。贪官污吏和自由派精英从二方面恶化社会的诚信、国家的正义和人类的道德。封建专制的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能不引发世人的警醒吗？
――把寒冷关在门外，家是温暖的。世上的人家都应该是温暖的。
壶公评论曰：
辽阔的世界，宏伟的人生。长年累月，真诚勤奋。
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常常周而复始，从不停顿。
忠于守旧，而又乐于迎新。心情舒畅，目标纯正。
啊！这样又会前进一程。
――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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