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丧家犬”之词只是哗众取宠，那么孔子到底是不是“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呢？笔者认为，这种定位基本可以成立，简言之，孔子是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
无疑，孔子怀抱改造社会的政治理想，并不甘心仅仅作一个传承道德文章的思想家，否则他不会周游列国，游说四方；他的后半生倾力于教育，相当程度上是出于不得已。孔子学说在当时找不到践行的机会，“道不行”，不仅仅是因为其时统治集团“不堪教化”，更重要的原因是孔子学说不适于那个时代。儒家学说本来是治世之经典，不能逢迎于乱世。处身于不可挽回之乱世，欲行治世之政，这是孔学昧于当世、孔子一生颠沛流离的悲剧之根源。秦国行商鞅之法而终于一统六国的史实表明，最适于孔子那个时代的，是法家学说。只有先以耕战之策富国强兵，赢得统一，而后才有践行礼乐教化、仁义道德的基础。秦朝只二世而亡，而汉朝在尊孔法儒后却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政治稳定，这说明不同的思想学说适应于不同的时代需要，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世之方，也没有万古不移之学理。统治集团能否适时在儒法之间完成转换，是古代农耕社会能否顺利延续的关键。这就象以马克思主义立国的当代中国，也必须实行改革开放,完成政治与经济的转型一样。
儒学之于中国，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思想或治世良方，它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这一点，确实不能算是孔子一个人的功劳，这是历史的选择，孔子本人对此也始料未及，但这种选择又与儒学的特性高度相关，因此尊孔子为“圣人”并非过誉。作为治世教化人心之良方，儒学自然成了中华民族实现凝聚与延续的精神符号。由于这一状态延续千年之久，于是凝固而成难以磨灭的精神烙印。历史不能超越，身为今日中国人，无法抹去民族共同体身上这一文化的印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共同体内每个人都不能反对儒家，不能拒读孔子；也不能说不尊儒尊孔就枉为中国人。在孔子之前，民族即已存在；孔子之后，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也依然传承。所谓符号特征，主要具有概率上的意义。个人是个人，共同体是共同体，二者虽有交集，却并不雷同。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孔子和儒学，才能理解历史上和今天的尊孔、贬孔之争，才能正确对待当前的论语热和传统文化热。对于一部作品为了推广而作的媚俗，不必责备求全，但该说的话还是要说清楚。
——原载《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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