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心灵鸡汤，而是心灵麻药
——读《于丹く论语〉心得》感言
载闵良臣编《于丹为什么这样红》一书，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马克思当年曾经说过：“人类要清洗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页）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极贫积弱的历史事实说明，当下揭露儒家学说所滋养的皇权专制给中华民族进步所造成的伤害远比提倡尊孔读经更有急迫性和现实意义。——题记
或曰：于丹教授在解读《论语》过程中，引用道家来比较，引用寓言来延伸，引用文人来佐证，引用故事来调节，把古代孔子的《论语》的“内涵”，“转化”成当代人“心灵”所急需的“鸡汤”，淡雅可口，意味深长，可谓独树一帜，他人无及。听后心动，于是便到当地书店买一本来品尝。
然而，读后却感到非常失望。上述评价不仅有失偏颇，且名不副实。于丹教授用“语录十故事十议论”的独出心裁的烹调手艺，“燉”出来的哪里是什么“心灵鸡汤”，分明是货真价实的“心灵麻药”。
尽管于丹教授用华丽的现代词藻把孔子思想打扮的五彩缤纷，花枝招展，光彩照人，但只要静心品味就不难发现，于丹教授不过是打着圣人招牌，贴上“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的标签，贩卖奴才哲学，愚弄麻痹国人，让大家循规蹈矩，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心甘情愿作集权体制的顺民而已。
于丹教授在“天地人之道”这一集的开篇便説：“《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它就是这样一本语录。”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否。
其实，《论语》的“真谛”并非如于丹教授所云，而是让大多数“治于人者”如何“明哲保身”和极少数“治人者”如何“行仁政”这“两个项目”。
正如当年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第一是保护自己》中所言：“一个项目是教小民如何地藏头缩尾，国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用两句成语，那就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个项目则是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垂怜小民无依无靠，用御脚乱踩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其成语曰‘行仁政’。”
柏杨先生接下去说：“孔丘先生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其话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翻译成白话，就更明白啦：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国家大治，而你却没有弄个官，丢人；国家大乱，你却弄了个官，也同样丢人。
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人人变成了滑不溜丢的琉璃蛋。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当官，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却脚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个人占尽啦；把儿子女儿送到美国‘传种’的老头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统，可当孔孟学会理事矣。
在势利眼里，只有努力适应，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识分子连可能有瓦片掉下来的地方都不敢去，则对政治的腐败、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看见了就假装没看见。盖看见难免生气，生气难免要嚷嚷，嚷嚷难免有祸事。”
对此，柏杨先生不仅感慨万分，叹息道：“呜呼，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
所以孔丘先生谁都不赞成，只把穷得丁丁当当的颜回先生，当成活宝，努力赞扬他的安贫气质，却不敢进一步研究研究使这位二级圣人穷成这个样子的社会责任，更没有想到应如何去改造这个群体的社会，而只是瞎着眼教人‘穷也要快乐呀’。一旦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快乐，国家民族就堕落成原始社会。”而于丹所烹调的所谓“心灵鸡汤”难道不正是“瞎着眼教人‘穷也要快乐’”吗？！
在《于丹〈论语〉心得》“心灵之道”这一集中，于丹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下来。不要纠缠在里面，一遍一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重你的苦恼。”于丹教授的这段“心灵鸡汤”，完全是为当下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服务的，她希望所有民众喝了她的“心灵鸡汤”都持有这种心态。
然而，广大芸芸众生一旦拥有了这种心态，当然就不会去“纠缠”，也就没有了“苦恼”了。但笔者不禁要问：在于丹的词典里，所谓“正确”的标准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于丹教授为什么却故意不说呢？
在“天地人之道”这一集开始不久，于丹教授又提出了“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的观点，这种居高临下的宏伟议论仿佛是为了“国家利益”，实则是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严重不公打马虎眼。
面对大量下岗职工及失地农民生计艰辛的现实，面对贪污腐化无处不在的现实，面对大量百姓上访求告无门的现实，面对大面积全方位的的假冒伪劣的现实……于丹教授居然提出“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什么“信仰”？说白了不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吗？！不就是让弱势群体被强者骑着脖梗拉屎也不要说三道四吗？！
在“处世之道”这一集，于丹教授竟公然提出：“‘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也就是说，你在什位置上，就要做好本分，不要越俎代庖，跳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你做的事。这是当代社会特别应该提倡的一种职业化的工作态度。”她接下去又说：“孔子提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在其位要谋其政’，先把自己那个岗位做好，先不要操别人的心。那么，在其位，怎么谋其政呢？首先是做事的原则。”
那么，“做事的原则”是什么呢？于丹教授在引用孔子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后解释说：“什么叫做‘义之与比’？就是用‘义’作为比照，作为法则。孔子的意思是说，君子对天下事，不刻意强求，不无故反对，没有薄没有厚，没有远没有近，沒有亲沒有疏，一切按道义行事。道义，这是行事的原则和标准。”
在这里，于丹的意思很明确，广大芸芸众生应当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上，不可越俎代庖参与公共事务。国家大事那是执政者们的事情，与你们无关。于丹教授还藉孔子之口警告人们说：“孔子提出‘慎言’，就是说话要小心，不要说自己做不到的事。用老百姓的话说叫‘祸从口出’，没那么严重的话，起码也叫‘言多语失’”。
在这里，于丹教授不仅要人们恪尽职守，不要越位，而且还不要随便乱说乱动。否则就会“祸从口出”和“言多语失”。但却不好意思祭出孔子的“非礼无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论语•为政》）的禁律来说教，可见她心里并不糊涂。
其实，自秦以降，正是“祸从口出”和“言多语失”这两个东东，紧紧地缠住了中华民族的喉咙，不断地在阉割和凌迟中国人勇于揭发内部“丑闻、弊端及疏失”的“勇”字气魄和“敢”字精神。
在皇权专制统治下，当权者的思想就是整个民族的意志，他们的价值观就是老百姓生活的准则，老百姓生存的哲学就是逆来顺受。
除了“以非凡勇气去批评揭露至高无上强权的谬误，并勇敢与之抗争”的张志新、林昭等少数人外，对大多数人来说，其“灵性”中揭露“丑闻、弊端及疏失”的“勇”字气魄和“敢”字精神，就像时间河流里的石块，被狼狈地冲着滚动，最终被磨去棱角沉陷在默默无言的泥沙里，连最后的幻影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仅仅是对各种“丑闻、弊端及疏失”的习以为常和修饰袒护的劣根性罢了。
而这种劣根性宛如罂粟一样，正在嬗变成一种毒害人们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阿芙蓉”。由此所造成的普遍的麻木不仁和漠视沉默正在纵容种种“丑闻、弊端及疏失”肆无忌惮地糟踏正义、挥霍良知和透支未來。
对此，于丹教授不仅不痛心疾首，还嫌损失不够，再次将“攻乎异端，斯害已也”熬成所谓的“心灵鸡汤”让人们饮用，企图用女性独有的“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人一旦知道做错的时候，一切皆成定局，无法挽回”的惓惓“温柔语言”和“一个人如果在说话里面少了指责、抱怨，在行为中少了很多让自己后悔的经验，这个人出去做官做事，就成功了”的谆谆“妩媚教诲”，将张志新、林昭等思想先贤的面对强权说“不”的“勇”字气魄和“敢”字精神消灭于“萌芽状态”中，为集权专制服务，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
然而，人类历史证明，“勇”字气魄和“敢”字精神，这是人类为求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丹东（丹东即乔治•雅克•丹东，法国十八世纪革命初期领导人物之一）在1792年号召法国人民消灭国内外敌人时，说：“拿出胆量來，继续拿出胆量來，不断地拿出胆量來。”
雨果在《悲惨世界》一书中对丹东所说的“拿出胆量来”的评价是：“‘拿出胆量来’，那一吼声是一切成功之母。为了使人类前进，就必须从高峰上不断地发出鼓舞人的勇气、使人意志高昂的教导。大无畏精神照耀着史册，并且是人类的奇光异彩之一。旭日东升的时候，它是敢于冲破黑暗的。试探，挺进，忍耐，坚持，忠贞不渝，和命运拼搏，以泰然自若的神态使苦难惊奇，时而冒犯不义的暴力，时而唾骂疯狂的胜利，站稳脚，昂着头；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典范，也是感召他们的光辉。那种惊心怵目的闪电曾经从普罗米修斯的火炬移到康白鸾的烟斗。”（注：“康白鸾的烟斗 ”系指康白鸾在滑铁卢战场上临死时对英国军队的辱骂）而于丹教授的“心灵鸡汤”不管主观目的如何，在客观上确实起着麻醉和消融人们的“勇”字气魄和“敢”字当头精神的作用。
于丹教授在“处事之道”这集快要结尾时说：“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如果我们真的做到把握分寸，谨言慎行，礼行天下，修身养性，我们会少很多烦恼，就自然会懂得为人处事之道。”
在缺乏社会公正的当下中国，于丹却鼓吹广大芸芸众生要“反躬自省”，不要奋起抗争。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在当下，到底是“反躬自省”重要还是奋起抗争重要？对此，难道于丹教授就真的不知道吗？幸好，在“于丹现象”大红的时候，重庆最牛的“钉子户”对此做出了最“牛”的回答。
更应该说的是，于丹教授不仅把《论语》打扮得花枝招展，而且把孔子的人格也打扮得花枝招展，分外嫽娆。他说：“孔夫子是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那么，二千四百年前的孔子的人格，真的如于丹教授所说的这样“最有人格魅力”吗？在笔者看来，答案是否定的。这有历史事实为证。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孔子说这话时尚未当官。然而，当他当了大官以后，就反其道而行之。
公元前496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政卯。”（《史记•孔子世家》，下同）而在这前四年，即公元前492年的夏天，齐景公邀鲁定公在夹谷地方会见，孔子作为鲁定公的随从人员参加。齐国准备了戏剧在会见时演出。
当“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有营惑，诸候者当诛！’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由此可见，孔子嘴上提倡“德政”，夸夸其谈“为政以德”，实际行动则是另一回事了。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他的言词似乎证明他是很讲信用了。可是，有一次，孔子领一群学生经过蒲这个地方，正赶上卫国的公叔氏在蒲组织部队，准备抗击卫国，蒲人担心孔子把这边的情况泄露给卫国，就把孔子一行抓起来扣下。尔后，孔子与蒲人谈判，蒲人提出如果孔子一行不去卫国可以放行。孔子答应了这个条件后被蒲人随即放行。
可是孔子一行，刚一出蒲的东门，孔子就下令到卫国去。子贡觉得老师说话如此不算数，就质问孔子：“盟可负邪？”孔子回答说：“要盟也，神不听。”孔子嘴上讲做人如果不讲信用，是不行的。可是实际做起来却如此背信弃义。
孔子不仅在政治上不按他所倡导的“君子之道”去做，而且在日常生活上，有时也是说一套，做则另一套。凡是读过《论语》的人都知道，孔子的最得意的门生当属颜渊了。所以，颜渊死了后，孔子悲痛不已，连声哭喊道：“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下同）颜渊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为了安葬儿子，因为穷没有钱买外椁，就请求孔子卖掉他的车子步行来替颜渊买外椁。但却遭到孔子的拒绝。
孔子说：“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行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孔子口口声声说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于丹对此则大加发挥，说孔子在这里所说的“义”，其实“就是‘宜’，也就是说，君子走的始终是一条适宜的路。而小人则一心看私利，在一己私利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又说：“《论语》告诉我们的，不仅遇事要拿得起放得下，还应该尽自已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谓‘予人玫瑰，手有余香’，给予比获取更能使我们心中充满幸福感。”但不知，于丹教授面对她所歌颂的孔子，在他最得意门生死了后，却舍不得卖掉他的车子以助颜路安葬他的儿子的历史亊实面前，感不感到汗颜？
孔子这种说的（好话）不做，做的（坏事）不说的两面性人格和他编《春秋》的“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的“三讳”原则，非但不是滋养千古的贡献，而是贻害无穷的造孽。
直到今天，有些国人特别是在政界官场里的国人，讲假话心不跳脸不红。正如当年李贽在斥责耿司寇时所说：“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讲为孔圣之训可乎？”《焚书卷一•答耿司寇》当下中国耿司寇之类的人物何其多也！以致让人们见怪不怪而习以为常了。
但在一个充斥着耿司寇之类人物的社会里，必然导致理论失去灵魂，制度失去优越性，“喉舌”失去信誉，公仆失去威信，社会失去道义，群众失去信念和信心；并造成口号的感召力在下降，榜样的影响力在下降，理论文章的说服力在下降，法规的威慑力在下降，干群的亲和力在下降。而在这样的社会里，老百姓还能享受到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吗？
诚然 ，孔子的《论语》中也有一些在今天看来仍有积极意义的理性言论。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说同说）乎！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次如，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又如，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论语•子路）再如，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有。”；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等。（可惜，身为北师大十佳教师、中央电视台多个栏目总策划的于丹教授在“燉”心灵鸡汤时，似乎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以致连提一下都惜墨如金）。
但综观《论语》全文，其宗旨主要是为专制者服务的，是鼓励国人“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的当好“奴才之道”。（鲁迅：《灯下漫笔》）。
其实，孔子思想所贩卖 的“这个奴才之道，最大受惠者就是皇帝，这也是历代皇帝们尊孔崇儒的原因。在中国，一个皇帝位登九五之后，首先要做的就两件事，第一件是用铁刀子将一些男人的阉割掉，使他们成为太监去管理自己的小家－－庞大的后宫；第二件就是用儒教软刀子将全国男人的‘精神 ’阉割掉，让他们成为精神太监去管理自己的大家－－江山社稷。”（方舟网文：《儒教是民主的天敌（下）》）
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许多国人已经明白，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文明国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千余年，“全国男人的‘精神’”庶几全被孔子思想给“阉割掉”了。
而于丹教授对此不仅视而不见，在“君子之道”这集中却告诉人们：“孔子告诉我们做人的标准，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是把有限的时间、精力，用来‘苛责’內心。”进而“做到‘不怨天，不尤人’”，这样“一个人內心没有了‘忧’、‘惑’、‘惧’，自然就减少了对外界的抱怨和指责，也也就增强了把握幸福的能力。而增强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学习的终极目的。”
基于这种逻辑，于丹在她的“心得”结尾处说：“让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圆润地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来有效率、有价值的人生，大概这就是《论语》给予我们的终极意义。”
很显然，在于丹教授看来，只有孔子思想与现代制度相结合，才是适合国人所需要的心灵鸡汤。然而，孔子思想，虽被帝制社会的文人墨客已经“燉”了两千多年，但却始终没有“燉”成“心灵鸡汤”，而是“熬”成了“心灵麻药”。
当然，于丹教授这次也不会例外。而于丹教授的所谓“《论语》给予我们的终极意义”，说穿了只不过是再次鼓吹让老百姓“知足心常乐，能忍身自安”和当年希特勒所说的“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的陈词滥调而已。
正如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卡莱尔的思想局限时所说：“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而“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7页）接下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浮夸的言谈在这里如何变为自己相反的东西，高贵的有学问的聪明人实际上怎样变为庸俗的愚昧无知的蠢人，关于这点卡莱尔本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同上书，第308页）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记起毛泽东和列宁的有关论断，那么不妨就以此论断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毛泽东指出：“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688页，下同）而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这类文化”，当然是指“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
而当年列宁也曾说过：“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
今天重温这些论断，对于我们分清于丹教授所解读的孔子思想，究竟是心灵鸡汤，还是心灵麻药，进而认清让“死人缠住活人的头脑，死人牵着活人走”的奴才哲学吃人的真面目，揭去披在它身上虚伪诱人的面纱，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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