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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５月２９日人大校长纪宝成向媒体宣布人大组建国内高校首个国学院以来，“国学”即成为学术界及公共舆论关注、争论的焦点。
当前国学界对国学蕴涵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国学主要是一种学术知识体系，它包括诸子百家等传统文化，儒学只是其中一个单元，虽然是很重要的单元；实际参与人大国学院运作的学者多持此一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学主要是一种精神文化体系，虽然诸子百家均在其中，但它有自己特定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以儒学为核心；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蒋庆、陈明。
上述第二种观点要求儒家在国学体系中占据核心主导位置，但是，从学术精神价值来看，传统文化中诸子百家各有其长，至少儒、佛、道三家难分轩桎，法、兵、医诸家也各擅胜长。儒家在历史上的显赫地位主要是政治权力赋予的，由于儒家在政治层面具有特殊的稳定功效，因此被历代政权赋予道统正位。
虽然在当下自由派知识分子中也不乏有人支持国学，但历次抨击、非难国学的声音大多来自自由派阵营，其理据也主要源于自由主义思想库；在争论中反对之声最高的袁伟时，被一些人尊为南方自由派的领袖人物。因此，人大彭永捷提出了“自由主义者为何频频狙击儒学？”的质问。对国学尤其是儒家复兴持批评态度的人有一认识误区，以为国学复兴即主张原封不动回到古代，原汁原样的礼教又要复辟。实际上，除极个别原教旨主义者外，国学界大都主张依据现代性改造国学，使其符合新的时代需要。在现代市场社会，国学派主流应与“言必称圣人”的原教旨主义划清界限，否则难有真正的复兴、壮大，这不仅仅是因为原教旨主义会增加外部阻力，更因为它还会阻挠国学内部的现代化改造。
儒家特殊的政治稳定功能决定了儒家复兴在当代有着特殊意义，但是，国学没必要与儒学重合。笔者赞成上述第一种国学观，国学可以保持一种更开放的结构。即使国学不以儒家为核心价值取向，它仍然是中国的，它在世界文化中仍然是独特的、可以被区别开来，它仍然有自己独有的精神文化元素。只是这样一种开放体系，未必表现为严谨的结构性，而可能表现为内含多元的非线性特征，这又有什么不好？国学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一件结构主义的作品？它应该更宏大、更包容，才能有更好的适应性与生命力。
最近发生的“郑家栋事件”，并没有令国学或儒家蒙羞，否则，世界上所有的学问、学说早就应该羞得抬不起头。真正不带观念或利益偏执的学者都会支持当前的国学复兴，理由很简单，在这个现代性充斥的时代，国学及儒家的精神元素，所剩已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原载《读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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