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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与“仁政”不仁(三A)

共产党员 · 2008-08-22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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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与“仁政”不仁(三.A)

——民本思想初识(上)

民本思想对于长于新中国的我辈,不免有些陌生。这里不能不引用 云 先生的原文,据说“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古人就提出了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认为‘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夏勇就认为:‘民本文化乃是真正的国粹。’梁启超也认为民本理想与现代民主是一脉相承的。……”  

而且,民本思想“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因为它“是一种内在(修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约束机制,它的实行是通过科举考试实现的”,考试总不会是假的,这就“具有真实性”。相反,“也正是由于‘人民当家作主’等民主思想的难于操作性造成了民主的虚伪性。”这种“虚伪性”“从平等的基础出发,得到一个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就是民主的悖论。”“产生这种悖论的原因,一是民主所追求的目标有问题,即我们是否应该追求‘个人平等’的目标。另一个就是民主的实现形式有问题,即‘多数决’的正当性与有效条件。”  

我们有些清楚了,“人民当家作主”造成的“民主的虚伪性”和“民主的悖论”,是基于“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不平等”的表现就是“个人平等”被抹杀了。所以民主就是追求“个人平等”,而且“多数决”也并非“正当”,因此民主没有形式。“个人平等”是什么呢?近来这个词有些热,但好像没有人真正向我们说清楚,我们也只能猜测,从字里行间看,这个“平等”是指“价值”,也就是伟大的“素质”。讲素质就要论高论低,你不理解也得服。具有大亨素质的人不能做大亨,甚至做个“劳动人民”;而只有拣垃圾素质的人,居然拿着固定工资充当主人,这不是世间最大的“不平等”吗!“素质”两个字了得啊!标准就在嘴上,可以说到天上,也可以说到地下。参政要素质,做官要素质,老板要素质,吃喝要素质,上厕要素质……两个字一把刀,从而分天下,治天下,平天下,从而坐享了几千年的香火圣供,这就是 孔老 先生的传家宝。很抱歉!我的说法可能超出原文了,所以为了尽量不曲解的原意,不妨走出来说说几个名词。然而如果离开阶级观点,即离开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我们仍然不会得到起码的答案。  

1、“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是《孟子》中的话,从可取的方面看,是讲人心向背对社稷存亡的重要性。这里的“民”当然不是指奴隶,但一直被封建阶级沿用,我们当“人民”来解,并不为过。  

农民每到春耕,总要在稻草里裹几粒豆子,一把把送进牛嘴里,很到位,以增强牛的体质,保护生产力;十冬腊月,怕牛冻死,想方设法都要给牛喂些豆饼,御寒;除此之外,只给草料。牛老了,不但爱其肉也爱其皮。农民也绝不愿干杀鸡取蛋的事,孵出一窝小鸡,渐大了,公鸡先杀了吃,通常留一只叫鸡,给人报晓;有条件,母鸡尽量养着,然后渐次将不太会生蛋的杀了吃,因为要喂食,便酌量留下几只会下蛋的鸡屁股,而且讲科学,鸡屁股不能养得太肥,太肥了反而不下蛋,年年又有更新。等到没有条件了,比如荒年,没饭吃了,自然也要拿鸡开刀。完全是人的意志,这就叫“养鸡取蛋”。农民与牛与鸡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养和役的关系,没什么义不义。牛和鸡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农民生产活动的“本钱”。也就是下面我们需要理解的概念。  

“民为贵”,是什么呢?“民”,就是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统治的“本钱”。自古只有一个标准:水可载舟,莫致覆舟。这就叫民为贵。  

“社稷次之”,也就是“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社稷是政权,命根子。命根子能次之吗?应当说,这里是辩证关系。社稷与民,是一对矛盾,主和次是依据一定条件(造反、篡权)相互转化的。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讲白了,社稷为重。1不要逼人造反,2要严防篡权。“民为贵”,即社稷为贵。  

“君为轻”,是对社稷而言,君可以换一个嘛,只要家庙(政权)不丢。  

三句话都是开导君的,未必有意说假话,奴隶主的统治正在坍塌是真的。这是要君明白,求您了!能做到啥样,天知道。事实,常常就不以君的意志为转移。后两句是加重前一句的分量。  

结论,民本思想,就是养鸡取蛋。  

但是,叫民为贵也好,叫民本思想(民惟邦本)也好,叫仁政也好,叫养鸡取蛋也好,叫为民作主也好,可怜从来都是美好的空谈。一个封建王朝,往往在开国的时候,或许可以部分做到,而转身就是往自我灭亡的路上去了。王天下即家天下,王家生男生女,一落地就吃皇粮,分别就是亲王、郡王、公主、郡主。这些人出一个,就多出一个小朝廷。亲王、郡王就是三宫六院几十嫔妃。不但有禄米,还有巨量的土地。  

拿明朝来说,按制,亲王每岁禄米一万石;除嫡长子袭封(没有,庶顶)外,其余皆封郡王,每岁禄米二千石。郡王除嫡长(没有,庶顶)袭封外,余皆封镇国将军,岁禄米一千石;郡王孙封辅国将军,岁米八百石;玄孙封镇国中尉,岁米四百石;五世孙封辅国中尉,岁米三百石;六世孙封奉国中尉,岁米二百石。女的一支,分别封公主、郡主、县主、乡君,都有禄米。  

明朝晚期,河南(省)亲王有八个,郡王是亲王的几倍数,每个亲王良田数千到数万顷不等。卫辉的潞王的父亲是万历皇帝(明十七代皇帝的第十四代)的同母弟弟,有良田四万顷,另有皇帝赐的盐引(贩卖官盐的牌照),四处开有王店,店中有当铺,高利贷。洛阳的福王,是万历皇帝的爱子,万历末年封到洛阳,旨令河南、山东、湖广奉田四万顷,户部和三“省”实在拿不出,皇帝让到二万顷底线。官府当然拿不出一寸田地,当时,就由福王府的官员和太监带着校尉兵丁一万多人,四处去划定,见好地就丈量,登记后就是王庄。有钱有势的纷纷行贿讲情,或许保住土地。稍有不满,就以抗旨论处。皇帝还赐给他自江都至太平沿江获州的杂税,以及四川盐井和茶叶税,又给淮盐三千引。福王出京前一次婚费用去库银30万两。新建洛阳宫和购置陈设花去库银60万两,地方负担不算。三四百户人家宅地被无偿占有,人被逐出。福王出京时号用大小民船1200只,许多船户为此生计断绝。此后五十多年到明灭,土地一面扩占,一面因为以朱家为首的统治集团的田赋,都当然转嫁到百姓头上,中小人家已经有不起地了,为逃避官府繁重的捐税,纷纷把地投献(挂靠)给王家,交低于官税的租赋维持生活,福王们田亩究竟多少?已经说不清楚。  

请问:这时候“民”还有多少生存余地?除了改朝换代又能有什么办法!眼看朱家这条超载过重的豪华大轮就要翻船,船上的人当然明白,与自己生死攸关。但船上唱曲的还要唱曲,开船的还要开船,炒菜的还要炒菜,维持秩序的还要维持秩序,因为要生活。朱家仍要生男生女,醉生梦死的照样吃喝玩乐。侥幸心理的、贪得无厌的、乘机发财的仍然要向船上装货。也仍然有人向船上爬。而大儒贤辅,到底“明白”,纷纷上书,也不无声泪俱下,高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继续呼唤仁政。奏请严禁非法“装货”,违者立斩,更当大有人在。剿贼妙策,一定花样翻新。总之,无不载入史册。倒是逼上梁山的、看破的,做“贼”或附“贼”去了,从而换了新朝,封建统治得以喘息,人民得以存活。这就叫“运数”,叫“周期率”,老天管不着。夺地是病因,腐败是症状,又互为因果。这也就是农民起义的历史原因和历史意义!即历史唯物主义。  

重建地主政权当然名正言顺,因为历史还跳不出这个怪圈,人民还要生存。昨天是“贼”,今天走进金銮殿,就是正统,未可厚非。封建社会终究要被资本主义所代替,却不是这时能够明白的。到了资本主义也一样,利益滚雪球,滚到垄断资本,只好靠掠夺世界为生。而“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资本的压榨下,总归要把“损失”转嫁到工人头上,不杀鸡取蛋也万难。矛盾一天天积累,天下又是一堆垃圾,只能等人民革命来打扫。有史以来,任何私有社会的自身矛盾,即自我灭亡的矛盾都是无法克服的,养鸡取蛋只能是周期发展的现象,随时都会在自身制造的危机中破灭。  

“民本”,最初是奴隶社会的理想的专政理念。为了加以区分,试说四种形式如下:  

奴隶主专政,即民本:法(礼)、术(民本)、势(武)。礼就是法。即无法状态的随意法。  

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即法家:法(礼稍有淡化)、术(奖耕战)、势(武)。从无法到有法,是巨大的历史进步;浆耕战,是打碎井田的举措。但这是革命,不得不是重法、重奖、强势,所以不“仁义”。  

地主阶级的专政,即仁政:是包装的法(礼掩法)、术(奖耕战+民本)、势(武),即涂上仁的色彩。既改善了法、术、势。又礼化(退化-奴隶主化)了法,丑陋化了利(所谓满嘴仁义道德)。但完善一面是主要的。因此地主阶级也就开始走向历史的反面。地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需要更多地回归奴隶主意识。几千年以来,仁政,即“民本”,派生的口号是“为民作主”,即清官论,也就是“民不做主”。但在奴隶和封建社会,对于警醒统治阶级,减轻人民痛苦,缓和阶级矛盾有一定意义。同时也延续了封建社会的寿命。  

资产阶级专政,即民主:是把专政包装得更厚,法(多党、多数决、三权分立)、术(唯利)、势(警察化),集中表现在唯利化,即涂上民主色彩。资产阶级民主,最先的含义是“多数人统治”,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为借助工农,而喊着多数人的意志。可是一旦统治形成,到底还是“少数人统治”,所以终归是虚假的。但作为公开的宣言,说出去的话追不回来,还是要摆样子,因此就有些约束性,有些制度建设,可见,民本远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先进。而唯利化,必然走向帝国主义,民主的虚伪性(对内对外的暴力性)日益裸露,所以,不能帝国主义是死,帝国主义了也是死。  

无产阶级专政,即民主:形式是法(信共)、术(均利)、势(武民)。均利者,公有制。武民者,子弟兵。公然宣称,民主就是无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的民主与对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的统一。与一切前者的区别,说到底就在于多数人统治和少数人统治的区别。这就是本质的不同,是完全相反的逻辑的根源和依据。奴隶主的民本,由阻挡封建阶级的兴盛,成为封建的清官论,以及堵塞资本主义的萌芽及其发展,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的一部分和对抗无产阶级民主的武器,这就是“一脉相承”的少数人统治的实质的发展规律。实质的多数人的统治,也就是工农当家作主的实现,本身已经使“人心向背”和“民贵”思想逐渐不成为问题。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民主必须持有相反的思路,采用本质不同的形式,而且必须彻底。一句话,换一种思维。  

“为民作主”的清官论,即“民本思想”或“亲民”,都是居高临下的不平等理念,是奴隶和封建的好“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主义,要害是奴化民众,如果说历史上无可厚非,今天与工农当家作主没有共通之处,有害无益,其鱼目混珠或攀亲道故,意在取而代之耳。文革前,特别是文革后,“为民作主”的招摇过市,甚至狂轰滥炸的后果,正是造成社会现实中无产阶级民主的异化,从而部分和大部分反而不如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因,是给无产阶级民主抹黑。当然,根子是生产方式的反映。毫无疑问,区分并革除封建民本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改造它们的虚假形式,是发展无产阶级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即工农当家作主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要从制度上思想上要你做孺子牛,不要你做美丽的空话的好主人。即所谓“两个决裂”,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2、“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出自《礼记.大学》,是讲自我完善为基础的“驭民之道”。反过来说,就是按驭民之道,度身定做,打造一朝又一朝的帝王将相,建立一代又一代的文治武功。但这是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愿望,并非实际。而主观世界的“完善”,只能在从事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得到。事实上,每一代有作为的开国的帝王将相,走的往往是相反的一条路,那就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他们可能是一个普通农民或普通知识分子,从造反起家,在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的艰难旅程中,打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增长才干,百炼成钢,终于造就出一代帝王将相。但这是孔孟之道忌讳的。  

昨天骂贼,今天喊着我主万岁;唱着君君臣臣,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哼着八股子曰,踊跃攀爬科举的黄金屋和颜如玉的台阶,这就是历来指认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正心、修身”,就是修圣贤之轨,养孔孟之性,甚至是续祖上之风,显书香门第之贵,标将门虎子之签。总之是,喝奴隶主的 “迷魂汤”,网奴隶主的奴才,排阶级的异己和众庶。昨天的“贼”,一旦入主,不靠这样的“德性素质”,即“贤能”也确实无法坐稳,他们相得益彰。革命的是民众,得道的是孔孟,这就是书生有用!是把“外行领导内行”的阶级统治规律推到极致的标志,是精神贵族压迫奴隶的镇山之宝。  

工农不读书吗?非也!工农读的是无字书,即有字书的源。不但读养殖稼穑,染织买卖,技能技术,还读“天文地理”,也不能不读人与人的关系。这里面的学问,不乏普遍规律,但因为对个人来说,大部分没有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只是经验。是局限性,但都是实践知识,是唯物论(包括机械的)。世界上的知识有两种,实践知识和书本知识,都有缺陷。而他们是社会的实践知识的“知识分子”。  

书生读的是有字书,许多应该是反映论的成果,如理科。但由于自古以来被唯心论统治着,所以社会学,甚至文学,除了马列毛主义和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内容不少充满顽固表现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一袭长衫,一顶方帽,一把折扇,满口仁义道德,是他们最典型的形象。他们是书本知识的知识分子,其中唯心论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最不懂事的分子,这就是书生无用,但有害。  

而因为无用,不得志,斯文扫地,分化出来,结合甚至“沦落”为劳动者流,他们又成为社会的最有知识的一部分人(包括紧密结合实际的理才)。同样工农分子在实践中学文学理论,也可以成为最有知识的一部分人。知识分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两者的充分的结合,就是天经地义的逻辑规律,是造就知识人才的唯一科学的途径,也是自古以来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由之路。走科举途径的人,则不然。少数人的文治武功,一般都是在镇压奴隶起义和对外战争的社会实践中完成的。但前者与社会进步无补。人类发展的缓慢和不幸,正是两种知识的人为的分离。  

我们知道“驭民之道”的本质是少数人驭多数人,所以它的秘诀就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就是劳心者治人,学而优则仕,上智下愚的孔孟之道以及宗教。就是乞求于血统、尊卑、牌子、门第、文凭、地位、名分、等级、鬼话、假话,面具、画皮。装神弄鬼,高贵卑贱,脱离实际,是他们的传家的法宝。非如此,不高贵。  

一切阶级斗争,一切新与旧的斗争,一切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归根结底,就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与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斗争。一切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社会的进步和革命,都是唯物论的反映论的胜利。我们盛赞的工农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杂交水稻,大庆石油,两弹一星,无不是唯物论的反映论的成功。相反,唯心论的先验论,是一切腐朽倒退没落的根源。  

我们都会说道德沦丧,骗子太多,是事实。又总说人的“素质”太低,这最有可能自己有意无意就是骗子。是的,我们出门就可能遇上“骗子”,因为是生活的第一线,他们最多的是乡下来的、城里下岗的。他们甚至有些可恶,利用人的卑鄙,一次次击中卑鄙;他们可能让人伤心,利用人的善良,一次次击碎善良。他们的智、丑,是娘肚里带来的吗?是穷人固有的吗?他们可能是个小摊贩,不时玩弄一点以次充好、短斤缺两的小把戏。他们可能是个推销员,不惜自己的资源和信誉,含含混混地把不致死药说成不死药,在为老板骗取巨额利润的同时,得到分成。他们是心理学大师,社会学活动家,经济学事业家,又是污染社会风尚的魔鬼。但比起美丽的广告,比起制造他们的老板、公益、专家、权力的骗子链上的了不起的那些环节,不过小巫见大巫罢了。但社会的平台难道不是借用他们的“素质”,奠定别人的“素质”,而垒起一座座金字塔的“辉煌”吗?他们的素质比制造他们的人和制造制造他们的人更低吗?历史上的他们,不正是锻造帝王将相的素质的材料吗?他们无非是前台化的“骗子”,也是资本市场上的再分配的补充。因此他们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归根结底,他们的扭曲,是没有道义支撑的经济及其意识形态的反映。这就是他们的生存条件,生存空间,生存状态。这就是唯物论的反映论。  

而素质论,性本善、性本恶,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丑陋的中国人”,“五四以后没有文化”,是无耻谰言,是唯心论猖獗的充分表演。是抹杀阶级矛盾,招摇撞骗,抬高自己,献媚“友邦”的无知的邪说。总之,没有“两个平等”,就没有彻底的唯物论的反映论!  

                         初稿于 200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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