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一词在汉文中最早是分开使用的。中国商朝的甲骨文中已有“德”字，但含义广泛。西周初年的大盂鼎铭文的“德”字，是按礼法行事有所得的意思。《老子》一书中有“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命题。在《荀子·劝学》中“道”与“德”二字始连用，“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中国古代的道德概念,即包含道德规范,也包含个人品性修养之义。在西方，道德一词源于拉丁文moralis，该词的复数mores指风俗习惯，单数mos指个人性格、品性。道与德有着不同的涵义，“道”表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则；“德”表示对“道”认识之后，按照它的规则得当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对道的研究有着很长的历史过程。《易经》中有“复自道，何其咎”（《小畜》），“履道坦坦”（《履》），“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都为道路之义。《尚书·洪范》中说：“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里的道，已经有正确的政令、规范和法度的意思,说明“道”的概念已向抽象化发展。春秋时，《左传》曾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和“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之说。这里的道带有规律性的意思，表明道的概念已逐步上升为哲学范畴。
老子论道在春秋后期。老子认为道生成天地万物的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生成万物之后，又作为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而蕴涵于天地万物自身之中，道是普遍存在的，无间不入，无所不包。道虽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但它不同于可感觉的具体事物，它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是构成天地万物共同本质的东西。所以，不能靠感觉器官去体认，也难以用普通字词去表示，只能用比喻和描述来说明它的存在。
略后于老子的范蠡，把天道看成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他认为,人事必须“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违反客观规律，必然招致灾祸。“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他说的天道主要指阳至而阴，阴至而阳，盈缩转化，周旋无尽的矛盾运动法则。天时于己不利时要主动退避，天时对已有利时要积极进取。范蠡受老子道论的影响，说“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国语·越语下》）。但他主张适时积极进取，对老子贵柔守雌的思想又有所批判和修正。
战国时期，齐国稷下道家用“精气”来说明道，把虚而无形的道看作是流布于天地之间、遍存于万物内部的“精气”。说：“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老子曾把道表述为“冲气”，并说“其中有精”。稷下道家从唯物的方面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这一思想，把道表述为无所不在而又富有生机活力的精气。精气说对后来中国医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它赋予精气以灵性，有神秘化的倾向，与唯心主义划不清界限。庄子是战国中后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道是世界的终极根源，是无所不覆、无所不载、自生自化、永恒存在的宇宙本体，否认有超越于道的任何主宰。他还认为不可能给道提出明确的规定,“道不当名”，“道昭而不道”，即使取名为道，也是“所假而行”。所以只能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对于庄子的道，当前学术界有人认为是独立自存、超越时空的绝对精神，并以《庄子》书中“物物者非物”之语为根据，证明道是非物质性的造物主；也有人认为道是指具有无限性和永恒性的、产生了天地万物并存在于其中的物质本体，并以《庄子》书中“通天下一气”之语为根据，说明道就是物质性的气。大多数学者认为庄子夸大了世界本原的神秘性，并把事物的相对性绝对化了，否定事物之间的差别，表现为相对主义，他的道论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倾问。
韩非汲取并发展了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提出了关于道、德、理三者互相关系的学说，辩证地处理了它们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始,……万物之源”,是“万物之所然”、“万物之所以成”。把道视为物质世界的普遍规律，天地万物存在与发展的总依据。他还认为，“道”是终极范畴，是万物的普遍规律，而万物的特殊本质就是“德”，“德者，道之功”；万物的特殊规律就是“理”，道是“万物之所稽”，“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把道、德、理的关系视为物质世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无限性与有限性的辩证统一。
战国时期儒家学者所著《易传》也提出关于道的学说，认为道就是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普遍规律。《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把一阴一阳相互转化视为道。又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把道视为无形的抽象规律，与有形的具体事物区别开来。到宋代，张载以道为气化的过程，说“由气化，有道之名”；程颐、朱熹则以道为理，表现了气本论与理本论的不同。
道与德既相联系，又相对应，组成了道教教义的核心。《道教义枢·道德义》称“道德一体，而其二义，一而不一，二而不二”。《道德经》中有“德”字四十一处，提出了“上德”、“玄德”、“孔德”、“积德”等等，但是对于“德”的含义却没有具体的解释。第五十一章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中将“道”和“德”两者规定为“生长万物”和“畜养万物”的关系。因此，一般认为“德者，道之功也”（韩非语），“德者，道之用也”（陆德明语），“德者，道之见也”（苏辙语）。《庄子》的《天地篇》就说到：“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并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穷生，立德明道，非至德者邪？”当代旅美华人学者陈鼓应在分析“德”的概念时认为，它有三个意义：一是“道所显现于物的功能”；二是“内在于万物的道，在一切事物中表现它的属性，亦即表现它的德”；三是“道落实到人生层面时，称之为德”，即通常说的人的“德行”。早期道教沿用了先秦道家的学说。太平道的《太平经》卷五十六至六十四称，“道者，天也，阳也，主生；德者，地也，阴也，主养。……夫道兴者主生，万物悉生；德兴者主养，万物人民悉养，无冤结”。这里也将道和德两者解释为“生长万物”和“畜养万物”的关系，同《道德经》的思想一脉相承。
太平道从追求“太平”的社会理想出发，将德“主养”的观点推广到社会政治领域，认为“地以德治，故忍辱；人以和治，故进退多便”，“以德治者，进退两度也”。并且将“德治”列为帮助帝王之治的“十法”的第四法，仅次于“元气冶、自然治、道治”。《太平经》认为“德”和“刑”相对立，称“德者与生气同力，故生气出亦出，入亦入；刑与杀气同力，故杀气出亦出，入亦入。德与天上行同列，刑与地下行同列。德常与实者同处，刑与空无物同处。德常与兴同处，故外兴则出，内兴则入，故冬入夏出。刑与衰死气同处，故冬出而夏入。死气者清，故所居而清也。故德与帝王同气，故外王则出阴，内王则入刑；刑与小人同位，故所居而无士众也。物所归者，积帝王德，常见归，故称帝王也；刑未尝与物同处，无士众，故不得称君子”。君子的服人依靠的是“道”与“德”，欲得天地之心的，也要行“道”与“德”，至于行“严畏智诈”之术，只能收服那些言行无状的小人。《太平经》还将德“主养”的观点推广到个人的修养上，批评“人不力学德，名为无德之人”，无德之人必“好害伤”，因此，是“凶败之符”，是“最劣弱困穷小人之名字”。这种人是“天不爱，地不喜，人不欲亲近之”，他们“为王者致害，为君子致灾，鬼神承天教，不久与为治”。
五斗米道的《老子想尔注》中，亦有多处对于“德”的阐述。注“玄德”为“玄，天也。常法道行如此，欲令人法也”；注“常德”为“道德常在”，可见，五斗米道是主张“道德一体”的，“德”就是“道德”的意思。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教义着重在宇宙观、社会观和神仙观方面的建设。《西升经》就是以体用关系阐述“道”和“德”的关系的，称“道以无为上，德以仁为主”。刘仁会注解说：“宥物于无者，道也；仁物之性者，德也”。“德”也就是“道”体现于“物”之中的属性——“仁”。《西升经》中还有“道非欲于虚，虚自归之；德非欲于神，神自归之”，“无心德留而鬼神伏矣”。这里的“神”，既有人“神”的意思，又有“神灵”之神的意思。唐代李荣注解说：“道既虚无，德亦神妙。虚无神梦，毕竟清静。而人若能虚心无身，自然归道；抱神守妙，自然归德也。”又注称：“圣人无心，不起贪欲，道在于己，德止于身，故曰：留也。用道，则道流遐迩；怀德，则德被幽明，既为人之所归，亦为鬼神之所伏从也。”因此，人能归道，也就归德。德是人的精神的根本，办使鬼神降伏。但是，同期的江南一带的道教却大多从一般的“道德”观念阐述“德”。
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要求个人“积善阴德”，“德”解释为“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灾”，而治国之君以及忠臣辅佐则应修道德；使“道普德溢”，至于太平。唐代，道教教义体系逐渐充实完备。吴筠在《玄纲论》中称：“尝试论之，天地、人物、灵仙、鬼神，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吴筠认为：“德者，何也？天地所禀，阴阳所资，经以五行，纬以四时，牧之以君，训之以师，幽明动植，咸畅其宜。泽流无穷，群生不知谢其功；惠加无极，百姓不知赖其力，此之谓德也。”这就将天地阴阳幽明的一切生成物都视为“德”成之物，包括“灵仙、鬼神”。
唐宋以后，道教教义着重探讨人的问题。宋徽宗注《西升经》有《序》称：“万物莫不由之之谓道，道之在我之谓德。道德，人所固有也。”这就将“道”和“德”视为人所共有的禀赋。古时，“德”和“得”相通，因此，混然子王道渊认为：“德者，得也，心之所蓄，性之混融，开物成务之理也。”一些有“上德”的圣人，“未尝显己之有德，藏身潜迹，抱朴含光，专气致柔，如婴儿也”，而“下德”的贤人，“执著其事，唯于世情，是非得失之物，理论扬于己德，以被聪明所蔽”。因此，有德之人，就应该“含养德性，纯纯朴朴，则比如赤子也，赤子如初生婴儿也”。认为：“太上以此喻修真之士，心切切矣。我辈欲反本还源，归根复命，以此为则，不亦简妙乎。今心无所主，性不安闲，安得元神凝寂，元气冲虚而比如赤子乎。”唐代内丹家们多将“道”和个人的内丹修炼相结合，认为“道”与“生”的结合就是“德”。司马承祯说过：“生者，天之大德也，地之大乐也，人之大福也。”又称：“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然后乃长久。言长久者，得道之质也。”因此，“大人含光藏晖，以期全备，凝神宝气，学道无心，神与道合，谓之得道”。
清代道士、著名的内丹家柳华阳则称：“道者德之用，德者道之体，人能明乎其德，而天性自现，体乎其道，而冲和自运，是之谓寂然不动，感而遂能也。”又称：“古圣云：德者，性能中求之耳。夫德非道则无著，道非德则无主。道外觅德，其德远矣；培德体道，其功切矣。”柳华阳在内修实践中曾经以“道德体用观”指导其内修实践，自谓：“吾尝自内观而无心，外觅而无体，飘飘乎寻之不得，恍恍乎觉而虚灵，似鱼之随水，如雾之笼烟，一派冲和，荣卫天地，但人不能深进，故本然之道味却矣。”另一些内丹家则从内修角度认识和解释《道德经》，将内修理论置于道教教义系统之下。清代道士、著名内丹家刘一明在《修真九要》中，强调内丹修炼必须“积德修行”，认为“德”就是“恤老怜贫，惜孤悯寡，施药舍茶，修桥补路，扶危救困，轻财重义，广行方便”，称“道者，为己之事；德者，为人之事。修道有尽而积德无穷”，感叹“德者，自己人世之事；道者，师传成仙之事。不积德而欲修道，人事且不能，仙道怎得成”？刘一明在《修真辩难》中，对“上德下德”则完全从内丹学的角度来解释。他认为：“先天全，则为上德；先天亏，则为下德。”所谓“先天全”，就是“体全德备，乾阳未伤之人”，就是“未伤先天之阳”。所谓“先天亏”，就是“先天已散，五行各分，四象不和，诸般宝物皆失”。刘一明还批评了当时某些内丹家的谬指，即称“精漏者为下德，精全者为上德”。由此可见，在内丹家的修炼理论系统中，“德”已经衍化为“精”和“先天之阳”的同义语了。
综上所述，人类认识道德、研究道德、发展道德的活动一直很积极，至今没有停止过。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对道德的涵义理解得不一样，但真善美的客观标准基本是相似的。古今中外，人们抨击假恶丑现象的各种文字资料充分证明了人类对道德文明的共同追求和向往。
在探求天道、地道、医道、药道、仙道、佛道、阴阳道、霸道、王道、商道、师道、人道、法道、礼道的艰难历程中，每一个生命的躯体中都有一个冲动的灵魂，每一块小小的心田里都有一份渴望和追求。治国者精心研习治国安邦之道，治军者精心研习行军作战之道，为官者精心研习升官发财之道，为民者精心研习养家糊口之道，为师者精心研习授业解惑之道、为学者精心研习修业治学之道，这都是一种平凡的人生追求。
我们既要承认道德观具有真善美的共同特性，又还得承认人们在道德观念上的实际差异。我认为，求同存异，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是保证人类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减少一切冲突和纷争的唯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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