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论，非常论；管理道，非常道。中国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和谐管理理论；中国历史上，有说不尽的和谐管理实践。然而，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特别是自宋朝肇始的经济中心主义管理盛行以来，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的管理大行其道，于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和谐管理资源愈益贫乏，直至积贫积弱的中国蜕变为病入膏肓的“东亚病夫”。由于没有找到唤醒民众的管理大法，康有为、孙中山等维新变法主张充其量只是风雨飘摇中的无奈呻吟。雄鸡一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矫枉过正，扬刚抑柔，开创了管理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独领红色管理风骚。几乎与此同时，西方基于资本本性的效率型管理风靡一时。改革开放后，在与世界接轨的名义下，很快开启了一个管理无信仰时代，管理的中国风格弃之如敝屣，形形色色的西方管理理论甚嚣尘上，你方唱吧我登台，百论乱华的闹剧令人眼花缭乱。一时间，追求开放的中国，成了各种管理理论的试验田。阴盛阳衰的靡靡之音复又成为管理学界的主旋律。基于时代责任感，在世纪之交之际、千年更迭之间，我们来到了回归和谐管理的战场上。基于东方和谐文化沃土的和谐管理，历久弥新，开界愈善。以中国古老的和谐思想与红色管理为脉络的和谐管理，同以追求效率为主旨的西方现代管理的交融，便派生出既建基于东方氤氲，又吸纳西方机智的和谐管理之道。和谐管理，是以心和、人和、天和为特征和指向的管理模式。这种基于东方文化的管理模式是管理智慧的集大成，演绎的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求真、向善、达美之圆。其终极价值是万有存在的协同演进，相得益彰。和谐管理中蕴涵着丰富的和谐哲学“圆理”：天道生生、圆融互润的和谐智慧，为我们展示了和谐生物的大道，这一“圆理”要求我们循和谐化生之道，画天地好生之圆；天道酬善、惠及众生的和谐伦理，给我们指出了和谐管理的“圆善之理”，这一“圆理”要求我们法和谐酬善之道，描万有向善之圆；天道和美、魅力四射的和谐美学，向我们诠释了和谐管理的“圆美之理”，这一“圆理”要求我们修和谐生美之道，绘万有和美之圆。天道生生、天道酬善、天道和美的和谐管理哲学启示我们，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在于：与天地合道，与阴阳合生，与四时合序，与日月合明。大道从简，至道不繁。和谐管理，原来不过是最简单的自然法则和最精妙的社会要义基于和谐的综合。在和谐管理所蕴涵的广大悉备、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无所不包的循环圆转系统中，天道逼真得以体现，天道至善得以张扬，天道大美得以彰显。大至星河云系，小至原子世界，其高极乎道体精微、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日用之间，真可谓和谐广大，全真无言，至善不张，大美无痕。大道与万物同生，大德与万象同乐，大美与日月同辉，理应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圆满和谐境界。和谐显，管理成；圆道出，天地明；气象吉，万物生。对和谐管理的“圆解”与其说是对东方智慧的传承、红色管理的发展以及对资本霸权的扬弃，倒不如说是晨钟暮鼓中的反思！
毛泽东的思想、著述正是华夏文明最科学最辉煌的宝库，是振兴中华、造福人民、和谐世界的指南，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匍伏在西方的洋教条下。所谓“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北周书·卢诞传》），毛泽东，是和谐管理之道的人师。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是典型的中国化思维方法，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毛泽东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方式，宣传革命的远大理想，也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方面。譬如，“打土豪、分田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等等。中国组织系统的管理基础离不开毛泽东思想，中国的管理者应该从毛泽东及其思想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是、今天和将来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发挥巨大而长远的指导作用。将毛泽东思想应用于组织系统管理中，不仅为中国组织系统的管理找到了思想之源、智慧之根，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家致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个有利于”、“猫论”、“市场经济手段论”、“不论姓资姓社”、“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唯物唯利”理论诱导下，人们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制造所谓政绩；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结果使生产经营领域里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根本不顾对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社会长远利益的破坏和损害；由于腐败的结果，政府自身的调控能力大为降低，甚或虚设，更严重者与资本家勾结起来共同破坏；这就使得中国的环境、资源、生态、生存条件产生了严重危机并不断恶化，使中国在世界发展历史上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在祸国殃民的“有水快流”政策的鼓动下，对各种矿产资源的狂挖滥采所造成的浪费损失和环境破坏触目惊心。至于对这些破坏的治理，就象反腐扫黄打黑一样，治理者和对象常常是一个主体或者有着相互勾结的密切联系，越治理越严重。许多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环境的破坏已超过所谓经济的增长。如太湖污染治理恢复到80年代初的水平需2000亿人民币。滇池污染治理需80亿，已花了40亿，毫无变化。按此估算，全国污染治理需要多少资金？这些为了少数人的发财致富而对整个国家、民族以至世界资源和生存条件造成的破坏和负担，即使现在马上终止，也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沉重的压在中华民族及其子孙后代的身上。
30年前，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经过建国后30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大大增强，成为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向往的国家，成为他们的旗手和代言人，就连在世界上恶霸傲慢呈强了100多年的美帝国主义也不得不屈尊求和，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地位，成为当时与美国、苏联抗衡的鼎立三国之一。环顾今日之世界，曾经是朋友遍天下的中国，还有几个朋友呢？对于觊觎我南海领土和资源的几个资本主义的小爬虫，只能干瞪眼；一心想交几个“战略伙伴”，美国用扔导弹撞飞机做回答，破落户的难兄难弟俄罗斯自身难保同床异梦，而其他的“伙伴”们，更是一个又一个的有奶就是娘。既然都是资本主义了，金钱利益才是第一的，还想玩几个纯情伙伴，到头来，只能是竹蓝子打水一场空。实力靠斗争，成功靠路线；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丢掉了，遗产挥霍浪费的差不多了，又不想斗争，何来国际地位？
高山为壑，沧海桑田；30年河东，30年河西。就在30年前，十亿人民十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铜墙铁壁，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蓬勃发展，如日中天，人民欢呼高歌，帝修反胆战心惊。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补了30年资本主义课的现在，13亿人的中国，遗产耗空，工厂倒闭，农村破产，危机重重，乱象丛生，民怨沸腾；在国际上，敌人奉为上宾，朋友四散消踪，羞辱不尽，忍气吞声。招待敌人的不再是猎枪，而代之以美酒加咖啡；而对待穷朋友的，不再是好酒，而代之以嗤笑的冷眼和不屑。变化何其巨大！
现在的关键是要尽快摒弃洋奴卖国主义思想。毛泽东早就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建立在坚定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坚定地相信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的。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发表在1976年的党报上的这段话，是富有见地的。文章还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哪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吗？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旧中国二十多年，喊了二十多年‘建设’，他们的所谓‘建设’，不也是把眼睛盯在外国资本家身上拿国家的资源和主权去换取洋设备的吗？他们换了二十多年，弄出个什么名堂，国家主权、经济命脉全都落到了帝国主义的手里，旧中国经济那种衰落破败的悲惨景象，人们不是记忆犹新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赢得高速度。这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我们的石油工业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宣扬‘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机引进，船买进，眼睛盯着外国的一点技术专利，国产的货轮和船用柴油机长期得不到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干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改变了面貌。一九七〇年，上海工人开始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吨位和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文化大革命前只造了一艘万吨轮，而这六年中万吨级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还是搞洋奴哲学快，不是很清楚吗？”今天，受制于洋的担心不幸言中。当毛主席离开了中国之后，中国人又开始佝偻起了身躯，恰如百年前的“华人与狗”。中国人不仅在外国遭遇打压和歧视，就连在自己的领土上都得为外国人让路，中国的女同胞被外国人奸杀后，却被我们中国人自己定性为“自杀”。
如果我们继续把一切问题不负责任地归咎于改革中的问题，把所有问题的终极解决寄希望于进一步深化“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那么，产生问题的速度就永远会快于解决问题的速度。当文明面临困境之时，必有指引摆脱此种困境之道路的伟大思想文化应运而生。对一种理论的拷问，有时“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作为管理极乐境界的和谐管理之道，不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在践行的吗！管理须悟道。日本松下幸之助半身塑像的基座上有 松下 先生自己写的一个“道”字，此“道”即是松下致胜的关键。此道非左道，恰是我们百思而不得其解的和谐管理之道。在付出了不可逆的代价后，我们终于认识到，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如果方向不明，那么，对管理之道的探索只能事倍功半。现在，是确定方向的时候了。管理学的洋货贩子，该休矣！或许，诸多的失衡是管理学成长中的必然蜕变，是和谐管理之道的必要代价。管理之乱象使我们有机会认识到，所谓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在战后盲目走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政策，已经导致四个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伪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毛泽东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改革开放30年来，窃国蛀虫对中央政权的腐蚀败坏，使得诺大一个国家的执政体系有堕落成为代表官僚集团、伪精英阶层和国际资本的政治毒瘤的危险。有良知和血性的国人再一次像庄子那样叩问苍天：“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庄子·齐物论》）形体固然可以使它像枯槁的树木一样没有生气，但心灵难道可以使它像熄灭了的火灰那样死寂吗？30年来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就是国人更加认清了中国唯一可行的和谐发展之路：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式管理。如果说30年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了什么，我们只能说，30年的现实有力地证明了：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拯救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使人民当家作主；只有毛泽东思想，才代表了管理世界的和谐方向。中国政府一再声明中国永不称霸，但中华文化、中华精神却不能不有王者之气。把脉中国古代文化刚柔相济的和谐之根与现代红色文化扬刚兼柔的革命之根，用二者有机融通而生成的和谐管理之道来拯救民族灵魂，凝聚民心，振奋精神，无疑是一种亲和谐的选项。
西方管理对中国组织系统来讲，只能是借鉴，不可能完全代替中国的组织系统管理，而且也代替不了。在管理学方面，正确的态度是“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和谐大成”。中国组织系统管理的人文沃土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我们无须“摸着石头”走向世界——因为管理的和谐方向很明确，路径也很明晰，和谐管理的彼岸触手可及。
是回归以毛泽东思想为总纲的和谐管理之道的时候了！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