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考虑创设优质民主

去年底我在凤凰卫视主讲“现代社会与孔子之教”，其中一辑特意把孔子的政治观与现代民主作比较，我认为两者并无矛盾，两者不但可以完全结合，孔子的主张甚至可以提升民主政治的质素，所以最后我提出“优质民主”的概念，认为这是当今世界政治必须走向而且可以挽救其下沉的唯一方案。节目播放后，有观众亦有国内学者来信表示赞同，认为“切合时代”，希望能深一步探讨：究竟这两种政治观，一今一古，一中一西，真的可以结合吗？

要回答这问题，首先要明白人类的一切政治理论，不管古今中外，从其最原初一念说，都是希望能成就一理想的群体生活，所以必有一公共目的，而不能只顾个人的私欲。这在本质上，便是一种道德要求。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就是实现一个共同体的共同要求，所以它就是最高的善，无人可以拒绝，个人伦理亦要涵摄其中。从孔子角度看，这就不只是生物群居的因素使然，也不是纯粹出于结合上的需要：个人必须服从主体，而是个人明白到私欲只有伤害别人，所以只有化除私欲才能真正的认识别人、尊重别人，进而认同一超越个人的公共目的，这才能建立起一个全民接受的生活方式，实现全民追求的理想，但关键还是要回到人的性情，才能做到。

从发生论观点看，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观点很接近，都是要先完成个人质量，理想的政治才有根基；所不同者，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善，包括个人的品德，要由理性指导，或由理性选择，这就不免把公共目的倾向于效益，和孔子大异。孔子充分理解道德是出于人的性情（仁），唯有从性情出发，不问结果，才是一个人的真正立足处。所以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又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为甚么能达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人君能以身作则，自我要求，不谋权位而权位自至，“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从人君能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以德服人，学者把这称为贤人政治，亦即德治：在上位者通过自己的人格、才能来感化人，而不是靠权力、武力、金钱、地位来唬吓人，这才是真正的威信。从效果上看，这反而能带出一个人民有道德自觉的社会。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由自觉即可进一步提升至自律。研究道德学的人都知道：自律纔是最高的道德，也是真正的道德，西方唯有康德知此义，但康德只将之归属实践理性，而不知道德之根在性情，于是源头无力，最后还是被英美之功利文化吞没。如今现代文化正面临浩劫，虚无变态，欲挽狂澜者岂可不猛省？

从历史的教训上说，西方的民主经历了十七八世纪的专制，纔在理论上找到突破点，这就是洛克的自然权利（naturalrights），今天发展为民主政治，的确是一种新思维。但这是不是一个完美的模式呢？每一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权利，但有没有人问这个人是甚么人？他除了年龄上的成熟之外，需要有一定的教养吗？有责任心吗？有承担力吗？有是非之分吗？有对社会整体之关怀吗？你可以说这些条件很难界定，于是民主社会将之全取消了。把连亚里士多德也明白的个人质量条件也放弃，结果如何？今日社会风气之败坏与颓废，贪婪与犯罪不是已严重到令人丧心了吗？而政党中人，除了竭殚心思以争取权力外，真的为这个社会做了好事吗？

总而言之，西方民主政治由于没有深度，只是一种“平面化”的思维，最后以量取胜，其中根本有太多的非理性，更不要说道德了。道德只是攻击政敌的手段，自己却毫无操守。这只要看当今民主大国──美国的霸权主义，对异己要“先发制人”，其双重标准已使民主无颜。在这举世惶惑的时候，我认为中国应当发挥其古老之洞见，为现代民主注入质量元素，重讲孔子的个人修养与生命成长的哲学，为社会积聚人的资源。民主理想能达成，其实不在于人人有权，而在于人人知道如何善用其权；人的质素提高，民主方臻于完善。若再放眼世界，则今日号称为民主国家者，如英美、如欧洲、如日本，甚至如台湾一地，其社会质素如何？不要说罪恶数字上升，家庭崩溃，教育水平亦下降，青少年问题空前严重。文化发展到这一步十分可悲，空有财富与享受的自由有何用？只有毁灭。人类的前途是靠文化支撑的，从近二百年来民主质素的下降，可以看出它缺少自我完善的力量。一般人以为靠法制，但徒法不能以自行，真正的基础还是在人心。唯有人心未死，社会才有希望。那么，谁是这个社会中苏醒人心的文化？唯有孔子，唯有中国人所重视的性情之教。方今中国正从历史中回头，回到哪里？我认为一定是回到我们自身的文化。历史已经作出启示：民主政制必须检讨，在这之上还可以作些甚么？孔子之智慧昭然具在，我们身为中国人，为甚么不率先运用孔子的智慧来创设优质民主呢？

（原刊《法灯》285期，06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