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社会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义利观。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必有和谐的义利观。
上下5000年，中华先民没有停止过探索义利关系的脚步。《周易》将天地万物的属性跟人类自身的情感、意志以及道德准则联系起来，把天地之道做为人道成立的依据和根源。天地之道蕴涵的人道原则，是极有价值的，对后世特别是管理和谐伦理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如《文言》在解释《乾》卦的“元、亨、利、贞”时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义就是万物各得其分，不相妨害，利益达到各方面的中和之美；利，就是各方利益得到充分照顾，也就是达到义的中和之美。《坤》卦的《文言》说：“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都将天地之德与人的道德联系起来，用天地之德来比附人道。
义是中国和谐文化一个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义的基本内涵是“善或美”。《说文解字》释之曰：“义，己之威仪，从我从羊。”这是从字形上给它下的定义。段玉裁注：“从我从羊者，与善美同意。”晋代王弼注《老子》中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时说：“仁义，人之善也。”由此可见，义和仁是不能分割的，是仁德的一种表现。由于人具有仁德和善行，这个人就具有内在的美。义的其他含义均是从善这个内涵中引伸出来的。
义的对立面就是利。中国和谐文化既讲义，亦谈利。合于义的利就是善，人追求合于义的利彰显了和谐之美。在义利关系问题上，关于孟子“何必曰利”的言论，长期受到人们的误解。这句话是针对特定的环境而言的，主要是在反对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企图侵占别国的土地，掳掠别国的人民，抡夺别国的财富的局面而说的，旨在说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该实行仁义的外交路线。因此，这句话不是一般地讲“义利”的关系，也就不能用来作为孟子反对利的证据。事实上，孟子并不反对利，他所反对的只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鱼肉人民以求其富的私利，反对不合于道的利——不当之利。先秦时代也曾有过意气激扬、鲜明锐利的个人主义，它的开山始祖——杨朱就非常坦然地陈说过自己的治国理想：“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杨朱》）这种不义之利向来为国人所不齿。
古圣先贤们从来只为经天纬地找出路。义在利先，铸就高尚的品行，是一切事业的起点。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了一个比方：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生命而要义。在这里，孟子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样。所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孟子·告子上》）。人性里天生就有向善的种子，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种善的天性，就是人的“本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应该保有自己的“本心”。只要“本心”在，即使在生死关头，人也能经受住考验；而如果丧失了“本心”，人就会做出有损于人格的事来。
《墨子·经上》云：“义，利也。”可见，墨子所言的兴天下之利，就是要兴天下之正义或公义。为此，仁人君子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社会正义感。这也是君子为人的根本原则之所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谓这一含义的延伸。面对当时社会上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许之谋愚、贵之敖贱（《墨子·兼爱下》）的弱肉强食的丑恶现象，墨子提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爱中》）。意思是，用所有的人都相互爱护同时相互给予利益的方法来改变丑恶的时弊。墨子认为做有利他人之事，并不意味着只利于他人，其实利益是相互的，因而决不可做牺牲他人的事情。牺牲他人利益的同时亦将损害自己。只有人们各不相害，彼此相利，把个人利益建立在整体利益之中，并把两者糅和在一起，才能实现富国安民之愿望。墨子将个人利益建立在整体利益之中这一思想是非常卓越的，因为离开了整体的利益，个人利益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整体利益至上，也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社会利益至上。“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其意即兼相爱交相利如何做呢？那就是，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好像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别人的家族就像看自己的家族，看别人的身体就像看自己的身体一样。墨子在此提出了人际交往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换位原则，视人若己，就是多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可以避免误解、消除冲突。实现兼相爱交相利，才能诸侯相爱则下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就是说，诸侯因相爱不再恶战了，家主因为相爱不再相篡夺，人人相爱不再相残害，君臣因相爱而仁惠忠诚，父子因相爱而慈爱孝顺，兄弟因相爱而和谐协调。天下人都相爱，强者就不会控制弱者，人众就不会掠夺人少的，富裕的就不会欺侮贫穷的，尊贵的就不会傲视低贱的，狡诈的就不会欺骗愚昧的。天下所有的祸害、篡夺、埋怨、愤恨等可以使其不再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相爱出现了，因此仁人之士赞誉它。墨子引用了《诗经》中的一段话：“无言而不用，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并评论说：“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墨子·兼爱下》）
《尚书·大禹谟》记载舜告诉大禹的治国基本经验，其核心仍然是调节义与利的关系，讲的是从领导的角度如何把握义与利的度量界限。他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说，从个人私利出发去考虑问题这是人心，从社会公义角度去考虑问题这是道心，人心不同而皆同，私欲多，公心少，故危浅多变，道心幽昧而难明，不见头，难见尾，故前进缓慢，你要精心体察，一心护正，祛除杂念，使大家私心渐平息，公义渐昭著，社会稳步发展。舜帝既肯定人的私欲，又提出必须加以规范。
比较全面地阐述义利关系的要算是《大学》了，《大学》不谈义而谈德（德包括仁义），它说德与利的关系是：“有德此（则）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就是说，德是本，财是末，财是德义的派生物。作为统治阶级要重德不要重财，“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财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就如同“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一样。《大学》甚至不惜极端地批评统治阶级聚敛财富对国家人民造成的危害，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因为盗臣只是个别的、局部的危害，而聚敛之臣打着为国家聚财的旗号，实质上是在危害国家社稷，并且这种危害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大学》明确提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即满足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就是国之大利，这就是“义”。
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必须确立基本的义利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义利互补，是和谐管理之道应有的义利观。在和谐价值观中，义是指精神价值，是正义、道义，是有利于社会国家、有利于人民的最高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而所谓的利是指物质价值，是指个人的名利、财富、地位等。历代各思想学派在解决义与利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其共同的努力方向是二者的平衡发展，从而保证国家的稳定。这种“义利合一”观体现在管理活动中，就是各家所主张的“义以生利”、“以义制利”、“以利制义”。合理利润的获得，不仅是商人经营的目的，也是社会繁荣的基石、人民福祉的保证和社会和谐的基础。既要追求利润，又要有正当的手段，合于道德，做到义与利的统一，即要“见财思义”、“见利思义”，任何组织系统和个人都不要见利忘义。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优秀的道德观、价值观在解放思想的名义下遭到了全盘否定，西方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长驱直入，因而，在我国社会中，个人主义乃至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使一些人道德堕落，丧失了理智和良心。许多人异化为“跟着感觉走”的行尸走肉，于是社会上的欺骗、抢劫、杀人、盗窃、强奸、嫖娼、卖淫以至官场的贪污、行贿、受贿，各种腐败等等邪恶现象比比皆是。日常生活中，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各色坑蒙拐骗偷，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国几欲不国。这是因为利欲的驱使，使人的贪婪的利己之心无限膨胀，使人丧失了作为人的本性，使人性发生了异化。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如果没有美德，人就成了动物中最邪恶、最残暴、色欲和食欲也是最大的动物。”任何社会不能离开道德，人一旦背离了社会的行为规范，就会变成禽兽。人的利己心，不受到节制，不受道德的约束，就会干出许多邪恶的行为出来。这是一个充满机会、诱惑和奇迹的功利时代，也是一个充斥焦虑狂躁和冒进的浮躁时代。人们相信“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味求大求快。“破釜沉舟”、“卧薪尝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隐含在这些成语中的血腥与决然构成了财富英雄共同的生命基因。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渴求极速发展的经济组织的集体悲哀。天使在想象中，魔鬼在现实里。财富英雄常常期望以速度击垮对手，然后，自己也被速度击垮。管理是一场总是被量化的智力游戏，然而，管理还是一场与自己的欲望进行搏斗的精神游戏，但归根到底，管理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节制，当然首先要从心开始。所有的天意和宿命，其实都是管理者管理理念的投射。在一个遍地都是机会、漫山都是神话、整街都是英雄的时代，和谐管理之道承担起如何规避阿喀琉斯之踵的重任，使组织系统稳健地运行在和谐的轨道上，将速度定在管理者可操控的目标内，把视野设在管理者可以遥测的范围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管理既是组织系统的强大动力系统，又是组织系统的有效刹车系统，还是组织系统的舒缓减震系统。在一个信马由缰的年代，相比之下，和谐管理之道更加注重对加速度的有力控制。舒马赫是地球上开汽车最快的人。这位“速度的宠儿”告诫世人，他只是世界上刹车用得最优秀的人。没有足够的平衡智慧，没有对加速度强有力的控制，组织系统将变得十分危险。
通常，将任何以人为中心的学说称为人本主义。所谓人本管理，就是通过确立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继而围绕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去展开的一切活动。实际上，墨子已经有相对完善的人本管理思想。正因为墨子要求管理者爱护部下，为其着想，所以能充分调动部下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墨子从修身到爱他人、利他人、为他人，旨在从管理的各个环节体现人本管理思想。而在西方，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梅奥等人的霍桑实验后，才开始注重人的感情，尊重的需要，重视人的价值等。这已经比墨子晚了2000多年。
为什么忠诚的员工成了一个遥远的神话？为什么无私奉献精神成了陌生的词汇？原因无非是对利的过度追求。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孟子见梁惠王时“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的警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 后其 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进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您不以千里为远到来，将有利于我国吗？”孟子答道：“大王，何必说利呢？仅有仁义就够了。大王关心‘如何使我国有利’，大夫关注‘如何使我家有利’，士人平民则看重‘如何使我自己有利’，上上下下相互争利，国家就危险了。万乘之国，弑其 国 君的，必定是有千乘车的大夫；千乘之国，弑其 国 君的，必定是有百乘车的大夫。万乘之国大夫就据有千乘车，千乘之国大夫就据有百乘车这样的事，不算不多呀！如果把义置后而争利在先，不争利是不满足的。没有讲仁而弃其亲的，没有讲义以君为后的。大王仅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谈利呢？以利为利，即以利为目标，那么上下交争利，国危矣！以义为利，即以义为目标，方为长治久安之道。
纵官欺民、纵民逐利的改革设计者眼里只有利，私利遮蔽了双眼，于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了时代的信条，成了解放思想的最强音，也为一个时代的龌龊提供了绝好的注脚。
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为了增进人类福利，而不是扩大经济总量。哲学家康德说：“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替代，这是等价；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替代，才是尊严。”人民群众的尊严，就在于他们不仅是自然界的真正主人，也是社会和自身的真正主人。在无休止的解放思想名义下，在技术崇拜、物欲崇拜、金钱崇拜、权力崇拜甚至神灵崇拜的滚滚浪潮下，强调和谐正义，回归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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