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新解

2007年６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指出，艰巨的使命、繁重的任务，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一定要加强学习、勤奋工作，一定要加强团结、顾全大局，做到思想上始终清醒、政治上始终坚定、作风上始终务实。全党同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开好党的十七大，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团结奋斗。在这里，“居安思危”成了领导干部首先要具备的思想品格和精神态度。窃以为，“居安思危”的本质要求就是：要身处高位的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有社会问题意识和责任意识，要思考社会问题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并在思想上树立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坚持的核心价值观念——即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这样才能时时处处对发生在现阶段的各类社会问题进行合理的透视，并在归依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标准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举措，使问题的解决最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

         首先，需要要指出的是，“居安思危”的主体是党员领导干部，而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因为老百姓中的许多人还没有完全掀掉头顶的“新三座大山”，安逸舒适的生活条件与他们无缘。并且由于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乏，他们要为自己未来的生存考虑，尤其是那些没有房子的人，不存在“居安”的情况，当然也就谈不上有“思危”的雅兴了。因为安居才能乐业，包括“乐”这个“思危”的业，恐怕也得有思考它的精气神才能兑现。而且社会一词后面所缀的“保障”，其英语含义就是“不担心”，成天担心自己的衣食住行能否得到满足以及能不能就业，有没有工作和生老病死的人，其心灵是难以自由的，也自然没有多少雅兴考虑“危不危”的问题了。例如，你让一个成天在险象环生的煤矿里挖煤的人去考虑安全问题，好像就不现实，只有这个人因工伤不能再下井了，并且时过境迁，当他已经处在一个安全的位置时，这才会有后怕的感觉，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吃了豹子胆，竟然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摸爬滚打了那么长的时间。这就好像伤痕文学的产生只能在那个令人伤心的悲惨世界已经过去后才有可能，因为写作这些催人泪下的作品的人，其实现在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位置了，所以他才有条件对过去的那一幕做远距离的“观照”和回眸。

         其次，这个“危”窃以为就是毛泽东为我们开发出的人民史观中的沧桑正道，总之一句话，它是一种价值观，而不是表面意思的危险的社会现象等。所以，通常对“居安思危”的解说是错误的。比如在《百度》里这样解释：居：处于。思：想，考虑。处在安乐的环境中，要想到可能有的危险。指要提高警惕，防止祸患。近些年来，我们强调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主义哲学，在这样一个时代氛围下，本能主义的行事风格又大倡其道，所以对“居安思危”作上面一种肤浅认识的不在少数，而这必然在实践上产生许多危害。例如，如今许多人看到危险的社会事象以后，会本能地依着“趋利避害”的生物刺激感应性的行为方式行事，在此情况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先躲到安全的境地，而不管自己这样一躲，在道义上有什么损失。于是才有了“范跑跑”这样的怪胎。所以，凡事不靠在理上，而只信奉感觉主义，“居安思危”就会变为只求自保的生存哲学。当然，人的自利性本能是非常强大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需要树立起一种道义情怀，惟其如此，才会最终战胜本能，做出合乎社会道义的事。孟子就此还专门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小儿掉到井里，目击者看到后第一个反应就是生怵惕之心，然后就在本能上做逃之夭夭的准备，但这时另一个社会良知的声音会从心底荡起，于是他战胜小我，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地救了这个小孩。所以，窃以为危险的社会现象或问题只是 我们描述的对象，并不是思考的对象，这个现象充其量是我们认识客观事物真理性和规律性（比如社会道义）的“向导”，就如毛泽东所说的，一进了现象的“门”，就要抓住事物的本质，探求事物的本质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对象和认识的任务，这才是“思危”的目的。通过思考，就会在人心中树立起社会道义的标杆。在领导者心中有没有这个沧桑正道的社会道义标杆或原则，就会对同样一个社会问题或者发展中的种种风险做不同的解读，有这个道义原则的，会把社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看成是一次机会，从而在反思自己以往的过失时重振公平正义的价值理想，于是更加与人民同心同德，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良方；反之，没有这个原则的人，他可能只会庆幸自己多亏没有遇上不好的境遇，他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在社会问题产生中首先倒霉的弱势群体称之为添乱者，认为这些人的所有权利诉求都是在“闹事”，并认为这些人似乎是麻烦制造者，给他们的好心情添了堵，更有甚者，把这些人斥之为“刁民”，不难设想，如果再有刁民不知趣地一味添乱，心中无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人，就会更加倾向于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说辞下从暴力中寻求摆脱危险的出路，而不是从根本上探求问题解决的良方。

         再次，那么“危”能成为“思”的对象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个“危”除了有危险的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含义以外，再就是它还有端正或正直的含义。毛泽东赋诗云，“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儒家也讲“王道正德”。所以，这个端端正正的属性就只能是沧桑正道的属性。儒家有个“一以贯之”的十六字中庸道统，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永执厥中”。那么，“人心惟危”做何讲？这并不像有些人望文生义的乱讲一气，什么人心是危险的，人性是居心叵测的等等，而是说，作为一个恪守中庸之道并且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君子，一定要在心灵深处有正义感和人世间的沧桑正道，要有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观念，不能长一个偏心眼。否则，在思维方式上没有设身处地考虑问题的人文情怀，没有反求诸己的自知之明，说话言不及义，好施小恩小惠，没有政策水平，甚至只知道向强势人群偏斜，把弱势群体的冷暖安危看得与自己毫无关系，甚至从来不问民间的疾苦，像南唐后主李煜一样给灾民开药方为什么不食肉糜，你也就失去了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基础。

        最后，“居安思危”的目标是为了转危为安并最终达到长治久安。儒家认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并认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所以，执政者秉持的沧桑正道等道德资源就是我们共襄国是的兴国之光。而且儒家讲究一个得德相通，按《说文解字》的说法，心得直道曰德，而“危”就是人心欲得的对象即直道，而“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可见，人心才是“思”的主体和“危”有所附丽的载体，只要在人心方寸间积淀了天地正气即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公平正义原则，就能够把自身置于有道和有德的境地，就会造成万方辐辏，近悦远来，人人给执政者添砖加瓦的生动局面，就会凝聚起解决困难和完成使命的勇气和胆识，并在“正德以率下”（《尚书.大禹谟》）中迎得民心的向背，从而在万众一心，迎难而上和完成任务（马克思把“能够解决的问题”称之为“任务”）中步入健顺无咎之途，从而开拓出炎黄子孙福祉无垠的新生面，使他们永远能够处于没有冻馁和困顿的“安息为本”（陈独秀语）的境地，并臻于“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语）的人生幸福理想的状态。
 
         所以，仅仅有社会问题意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社会的道义情怀和责任感，要从问题（社会现象）切入，然后要下大气力，找出问题之所以然的症结所在，并且要时时处处在心中揭橥标的上一面公平正义的心旌，以这一“心旌”为指导，着意打造与这一价值观念相互匹配的制度，机制和体制环境，从而才有希望找出解决问题的良方，并在正确解决问题中把中国社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