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力之辩简论

德力之辩简论

　　读《论语》时，边读边写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于此将其中一点感想整理出来，名之《德力之辩》，但是这又不是详论德力之辩，故名之《德力之辩简论》。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八佾》）

　　朱子注曰：“古者射以观德，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贯革，盖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周衰，礼废，列国兵争，复尚贯革，故孔子叹之。”

　　射箭比赛，应该较多的是一种技艺比赛。然而在儒家看来，这也蕴含着德性，因为从射箭比赛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德性。由此可见，什么事，一经儒家眼光的沐浴，则处处皆有礼，事事皆有德。但孔子此言，其本意是否就是在说德，大概不好轻易论断。不过，朱子等后儒作那样的引论，大概也是可以的。因为儒家自孔子始，就重德不重力。孔子于此虽没有直接强调德，却明确地否定了力。因而，朱子等后儒作那样的引论，大概不无由头。

　　杨氏曰：“中可以学而能，力不可以强而至。圣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时。”（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这里杨氏所言的“古之道”当是泛指孔子所肯定和崇尚的周礼，不应该只理解为古之射箭之礼，不然“所以正今之时”就不好理解，也难以解释得通。此外，杨氏所言之“今”，当指孔子之时的春秋时代。那么“当今之失”，自然也就是指各诸侯国的违礼背道。

　　杨氏不但认为孔子重德不重力，更是论断孔子这样说，意在正当时列国之失。朱子说：“周衰，礼废，列国兵争，复尚贯革，故孔子叹之。”可见朱子没有如杨氏那样武断，没有论断孔子要正当时列国之失，只是推测孔子对列国之“氏”表示惋惜和悲叹。当然，这只是儒家的逻辑，而列国的逻辑则正好相反，列国重力不重德。

　　当今世界，就是列国争强的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的领导人大概能够明白个中道理。不过，于此我还是想直白地说出来：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在这样的时代，试图以德服人，重德不重力，那简直是想让中国自取灭亡。历史已经非常明白地昭示，最终的胜利者是重力重法的秦国，而非重德重礼的鲁国。如果当今中国也想做鲁国，那么届时悲叹的就不是“孔子”，而是又如自近代鸦片战争以来直至1949年的全体中国人。

　　当然，我于此论说的只是对外；对内，我们国家的策略则当反过来，当德主力辅。

　　我们必须承认，在内政外交上，我们中国应当学习日本。这个所谓的大和民族，其和，仅仅是对内，从不对外，——它对外从来都是以“刀”说话。美国人很清楚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即“菊花”和“刀”。“刀”是就日本人的对外而言，意味凶狠残忍；“菊花”是就日本人的对内而言，意味谦恭和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和谐”地结合于日本人身上。日本人在国内是“人”，逢人便点头哈腰，个个是彬彬有礼的君子；而一出国，尤其是侵略别国之时，就成了“兽”，凶残之性表露无余，个个成了十足的恶魔。为何如此？就在于日本人的这种“菊花”和“刀”的性格合二为一。就统治哲学而言，日本人奉行的统治哲学可谓“与民为善、与敌为敌”。

　　我们这个古老的“礼仪之邦”呢？不敢说完全和日本人相反，即对内凶狠而对外和善。但是我们中国历代统治者，大多宁愿与敌为善，也不愿与民为善。因为他们总以为民才会结果他们的“命”，而敌（敌国）等多只是也让他们做做奴隶（当然他们得到的最好礼遇是做傀儡）。这就是历代中国统治者的治国逻辑和哲学，即“与民为敌、与敌为善”。为何蒋介石坚持“攘夷必先安内”的政策，其缘故正在于此。

　　我们中国如果不改变或废弃这种统治逻辑和哲学，不管发展到什么地步，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永远只能做“二等公民”； 什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什么崛起为大国，什么复兴中华，皆是痴人说梦或者黄粱一梦。

　　那么中国历代统治者是否皆如此呢？那也不是。反此而行的典型代表便是毛泽东及其他所领导的中国政府。归结他及其所领导的中国政府的统治哲学，当为八个字，两个词，即“与民为善、与敌为敌”，而且“与民为善”是本，而“与敌为敌”是“与民为善”的必然结果，换而言之，“与民为善”，必然“与敌为敌”。当然，这里值得强调的是，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中国政府的统治哲学是“与民为善、与敌为敌”与日本人的统治哲学“与民为善、与敌为敌”有着本质区别，其区别就在于前者之民，其本身就是统治阶级，而后者之民，则只是被统治阶级。

　　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何大多宁愿奉行“与民为敌、与敌为善”的统治哲学，而不愿施行“与民为善、与敌为敌”的统治哲学，究其根源，就在于统治者站到了人民的反面，而站到人民的反面，也就等于站到了敌人（敌国）的前面（比用“正面”更好，更符合历史实际）。故而这样的统治者，与敌人（敌国）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欺压本国老百姓，也就不足为怪了。中国为何盛产卖国贼，而这些卖国贼为何往往能够猖獗得意，老百姓却往往对之无可奈何，其缘故也正在于此。直白地说，中国的历代政府，容易沦为敌人（敌国）的傀儡，自然对内（人民）狠，对外（敌人）善。

　　事实上，一个政权想长存，统治者必须“与民为善”而“与敌为敌”，而不是相反。毛主席深谙此道。然而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一个典型的共产主义者，他不但想“与民为善”，而且想“与民为伍”即让以工、农为代表的平民也成为统治阶级本身（为了强调，加了“本身”一词）。然而，我们的时代还没有发展到这一阶段，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故而毛主席没有完全实现他的理想。但是他以他的终身实践，庄重地向世人宣告了一件崇高的事情：中国，这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战火和鲜血中走出来的新中国，是一个平民国度，它的统治阶级必须是平民，而不能是任何其他阶级或阶层。

　　毛主席的理想，尽管他本人及其他的同志没有予以完全实现，这样的时代也还没有到来，但是，这样的理想，是一个崇高的理想，它值得志士仁人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和实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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