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太：漫谈当今文化现状（之八）
蜜蜂：按先生对文化的定义，各行各业的表现，都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了？
宇太：是的。
蜜蜂：那我们就可以分领域谈谈了？
宇太：当然可以。
蜜蜂：对我国的政治文化，先生有什么认识？
宇太：政治必须人文化，人文化了的政治是热心豆腐，吃着舒服，还有营养；缺乏人文化的政治是铁板一块，硬梆梆，冷冰冰，凉嗖嗖。开明的人文政治使人近，让人亲；否则必使人畏而远之。
野蛮政治的内涵是专制，文明政治的内涵是民主。都打着民主旗号，没用。关键看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民主不是美丽的摆设，不是简单的形式，更不是虚构的过程。代替民主，凌架民主，利用民主，强奸民主，其罪过不亚于政治文明的贪污犯。
还有人才起用问题。李悝和商鞅能成大功，是因为遇到了魏文侯和秦孝公。李斯和孔明遇上了胡亥和阿斗这样的法定接班人，只能忍气吞声，再有本事，也不能与之公开平等竞争，因为一不合党章，二不合宪法。
目前中国政治文化格局的变化，最要害的是两个因素：一是共产党自身，“三个代表”只是个口号，能不能全面落实是关键，是真代表还是假代表，有没有愿望代表，有没有能力代表，真想代表并有能力代表的，占多大比例，能代表多长时间，都需要残酷的实践检验。最根本的，到底是想代表人民，还是想代表贵族，这是必须要抉择的问题，如果代表贵族，或者以贵族为正妻，以人民为小妾，共产党就等于彻底背叛了初衷。二是大商家大财主，其经济实力到了一定程度，政治上的要求就会随之萌生，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道理内涵所决定的，如果资产阶级贵族集团掌控了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人民利益又何以得到保护？
改革以来的最大负面影响，是人性本善的受抑和人性本恶的泛起，这是造成腐败文化形成并全面渗透的重要心因。生活水平到了小康，人却成了糟糠，是不容忽视的悲哀。不能以丢失道德和觉悟，换来表面的泡沫经济繁荣，要大力提倡道德和觉悟，但又必须清楚，道德暂时不能救中国，觉悟也不能马上救中国，制度虽然实用，但也只能暂时调节中国，嬴政以来的皇帝，如果有一个能想到君主立宪制，就会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但这仍属于改良，而任何改良，都是不可能彻底解决根本问题的，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才是根本动力，放弃斗争、熄灭阶级，就是毁损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目前的最大荒谬是，一方面，改革开放，已经人为的造就了阶级差别，强化了贫富分化，阶级对立，人格等级，另一方面，又尽力熄灭阶级斗争、压制阶级斗争、强行倡导和谐，这是很矛盾的，不协调的。不彻底消除掠夺者的不法收入，不坚决清除贪官污吏与不法奸商的邪恶，不大力解决穷人被剥削的问题，不全面解救下岗职工及弱势者的生存危机问题和福利保护问题，而是驱使穷人忍辱负重去与贵族和谐，也是讲不通的，不人道的，违背多元逻辑的。就象一个癌症病人，不能不切除毒瘤就忙于疗养，只能先切除毒瘤后再疗养，才合于逻辑与规律。
中国建国以来的政治，前三十年，虽然人太初级，社会制度太高级，人太自私，主义太公，有些对不上号，但社会主义优越性，仍能有所体现。后三十年，搞“特色”，把进步制度拉回来适应人的落后，结果私心如洪水猛兽，全部挥发，强行掠夺，把“特色”变为了特权与野蛮。你光嘴上喊以民为本，代表人民根本利益，而实际上，工人被赶出工厂，农民土地被圈，子女上不起学，病人住不起院，房子买不起，老了没人管，政治上不再主人公，经济上沦为穷光蛋，怎么办？大多数百姓，尤其是下岗职工，他们的生存权已经受到了严重威胁，怎是一个“和谐”了得？
蜜蜂：的确，残酷的现实，人民的生存保障，不能不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先生可否再谈谈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
宇太：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很复杂。目前最强大的，仍然是贵族派，也就是所谓改革开放派，他们一直处于统治地位，主要是捍卫贵族利益。代表人物是高尚全、张维迎、历以宁、朱学勤这些人，他们的思想与现行体制是基本一致的，是改革开放思想的中坚。所代表的社会基础，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新国家主义的代表是何新，他主张把国家统一，国家强盛、国民福祉和民族文化奉为至尊和第一价值的主义。既反对以个人为本位蔑视国家主权的“自由主义”，也反对鼓吹全盘西化的“世界主义”。新国家主义所代表的社会基础，只是官僚资本。正是由于它只代表官僚资本，所以有时受当局青睐，又由于它反对买办资本，影响当局与买办资本的内在联系，所以有时也被当局厌恶。
新左派代表人物是汪晖、房宁、左大培、韩德强等人， “新左派”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反思传统社会主义，这意味着“新”；一个是批评资本主义与西化潮流，这体现了“左”。（摘自房宁文）它的要害是：希望阶级调和，鼓吹和谐社会、企图用可持续性剥削来代替不可持续性剥削。这个理论已经被现权力中心采纳。新左派所代表的社会基础，是中小资产阶级。
老左派原来都是邓小平搞改革的骨干，后来被边缘化了，有失落感了。改革的现实教育了他们，他们就有了不同程度的觉悟，对毛主席的文革和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有了不同程度的认识和肯定，但还不够彻底。目前他们代表的社会基础，也只能是中小资产阶级。
毛左派是毛泽东派，人民派，革命派，社会主义派，共产主义派，只有他们要代表的，才是最广大底层人民大众的最根本利益，他们从一出现，就表现了毫无挂碍的通脱革命精神，就彻底甩掉了个人利益及其所属阶层的坛坛罐罐，准备为人间正道而奋斗，为天下苍生鼓与呼。
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无疑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人民大众与贵族老爷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必然决定，一切中间力量和摇摆力量，最终必然向两极分化，一极是无产阶级大军，另一极是大资产阶级小股。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左派和老左派，由于不是当今社会两极中的任何一极，所以必然要分化，不是向大资产阶级小股靠拢，就是向无产阶级大军靠拢，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中国政治局势，最终只能落实为两派，贵族派和人民派。
依我看，真正对中国未来政治产生实质影响的，只能是贵族派和人民派。我从不同意以左派和右派这样的模糊概念来表述，因为左派阵营和右派阵营里面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关键在于大浪淘沙以后，左派里面能冶炼出多少纯粹的人民派，毛泽东主义派，共产主义派，这才是未来中国的真正中坚力量。右派阵营里，只要不是铁杆儿贵族派，就可以团结，最终要孤立出一小撮铁杆儿贵族派。任何力量和所谓派别，都必须迟早作出终极选择，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这是中国命运决战的必然对立双方。最值得警惕的是，贵族派为捍卫改革掠夺的既得利益，最终以彻底牺牲人民利益、乃至国家民族利益为代价，重新请来八国联军入围中国，共同绞杀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蜜蜂：我觉得，要解决中国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先生不断强调过的，还是人的质量问题。
宇太：是的，人文精神不到位，上不去，一切无从谈起。人处在初级阶段的愚昧状态，不知人为何物，就企图让社会达到高级状态，是异想天开。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官文化、权文化，中国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围绕这样的一个核心打造自己的人性。
官意识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导向，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经常使人们向非正常的人性轨道滑行。人的素质决定享受民主的质量，人权的质量。吃饱了就知足的猪，脑子里是不会有民主概念的，即使民主被人强奸了，也是不会在乎的。
蜜蜂：先生认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主要劣根与局限，集中体现在哪里？
宇太：国家文化以官为核心；家庭文化以父为核心；性别文化以男为核心；学术文化以代官立言为核心。这应该算是孔夫子奠定的基础，在夫子时代，是可以造就井然有序的社会规范的，但由于有明显的人格等级，没有民主性，核心说了算，因而就有了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当核心不代表真理，不代表人民利益导向，不代表社会进步趋势时，就必然产生负面影响，明知如此却无法限制他，因为法也是他们自己制定，因此必然只制定对付人民的法，决不制定约束自己的法。中国统治者从古到今，从未有过一部详细专门制裁统治者的法。
蜜蜂：在国民人格结构里，劣根性因素主要都有那些具体表现呢？
宇太：一是重礼轻理；二是重官轻民；三是重情轻法；四是重同轻异；五是重男轻女；最严重的，是缺乏反思传统和理性成熟。
还有一条最可怕的，就是个人利益高于一切，有时甚至高于整体利益、全局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了自己，必要时，一切都可以做牺牲品。由这样的人构成的上层社会，不可能把国家引向光明前途。即便有些志士仁人，也往往是做了廉价牺牲品。别的朝代不说，单说南宋时期，就有许多爱国将领惨遭陷害。
宗泽为抗击金兵，曾主动置身于危境汴京，独立招兵买马，抗击侵略，独撑危局，由于金人屡犯，要求宋高宗迁都回汴京，以便号令天下共同抗击金兵入侵，但高宗只顾自己安全，不顾国家安危，更不顾宗泽死活，不但自己不敢去，也不派兵赞助宗泽，直至宗泽忧愤而死。
西北著名大将曲端，曾使金将丧胆，与金兵决战时曾向主帅张浚提出正确意见，但张浚不听，还贬了曲端职务，打了败仗后才知曲端是正确的，本想请回曲端，但由于双方以胜负为凭赌了人头，按赌规，张浚是输了人头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张浚听信了与曲端不和的另一将领吴玠的建议，决定诬陷曲端谋反，并专门派与曲端有仇恨的康随审理此案，曲端不认，康随就把曲端装入铁笼，捆住四肢，堵住嘴耳，用火烤，曲端口渴难忍，又在曲端所喝的水里掺进酒，致使曲端五脏六腑被烤焦而惨死，年仅四十一岁，好不可怜。
至于岳飞的悲剧，就更不必细说了。无论你怎样对国家民族忠心赤胆，只要不合皇帝意图，就只有死路一条。中国历史，告诉了政客们一个从政的真理，忠实于个别领导，比忠实于人民、国家、民族更重要。
这样的惨剧，在中国历史里，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总是让爱国的人伤心，让卖国的人得宠，这个国家又怎么会有前途呢？《水浒传》揭示了一个真理，面对邪恶体制，投降与招安，等于送货上门，集体自杀。所以，大彻悟毛泽东对此反感至极，反讽《水浒传》，“好就好在投降”。
蜜蜂：太让人伤感了，我们换个话题吧，您对现代学术文化，又是怎麽看的？
宇太：人文科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桥梁。人是相通的，有悟的，人通了，心通了，所从事的不同学问才能通。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追求的是真，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善。真了、善了，也就美了。人如果达到了真、善、美的境界，可算是完人了。真正向善的人，不会违背真、强奸真；真正求真的人，也决不会违背善，强奸善；无善根者，不会真正求真，定会为外在压力而放弃对真的追求；无真根者，不可能向善，即使善，也是变质了的伪善。
以我自己为例，做人的真，时常使我不得不戳穿一些我本不愿理睬的现象，尽管那些现象与我毫不相干，甚至说了只会让人烦气。诸如我曾对某位很富有的亲朋说，您对您的妻子或者女儿，不会构成任何影响力，因为你的思想实在苍白，人格实在平庸，学识实在贫瘠，即便在您的妻子或女儿眼里，您也只不过是赚钱的机器，您的话她母女尽可以假意逢迎，而实际上却只当成放屁，您在改革粗放时捞了一把，是你一生的闪光点和最高价值体现，以后，你很难再有什么实质性作为。你不能活在糊涂中，你需要明白自己。这话很残酷，但我还是说了，见到对方痛苦我也难受，但绝不后悔。实践证明，他有了很大变化，至少不再在妻女面前居高临下地喋喋不休，不想好的话不再说，他似乎逐渐真正赢得妻女。所以，他至少并不恨我。因为任何人都不是傻子，至少知道，我的说话目的，绝不是为了我自己。
人不好，不真，不善，做不了好学问，真学问，善学问；只能做坏学问，假学问，恶学问。假如现代赵高指鹿为马，他们同样会举双手赞成，而且会引经据典证明，那的确是一匹马，是一匹长角的马，身上有梅花的马，个头不大的马，因为它经过了什么什么特殊演变。在他们看来，是马是鹿并不重要，赵高们爱不爱听，才最关键，对自己有利无利，才最要紧。本来为了求利放弃了求真，却美其名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或者为自己脸上贴金，明明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却把自己说成是讲究“斗争策略”或者“斗争艺术”，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或文化人，很是不要脸，没良心，百姓吃苦受难挨欺负，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两杆大旗？因为科学求真，一个国家或民族连真都不求，还能有什么前途呢？而民主则是社会人向善的政治基础，不搞民主搞专制，只能诱发人性恶。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除自然科学知识分子外，干正事的人少，大多做了政治野心家的牺牲品。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什么实在意义呢？他是为人民吗？不是的，只是为满足刘备的政治野心，为报答“知遇之恩”，远不如华佗先生的一个外科手术有价值。我现在就有所担心，担心左派里会有诸葛亮这号人，傍上了党内高层里的刘备，为实现刘备政治野心而忽悠人民支持。任何怀有个人目的，都是要利用人民的，都是要拿人民当炮灰的。所以，我们看人，必须看他目的是否纯粹，是否竭诚为天下苍生，我为什麽非常喜爱和敬重毛泽东？首先在于他竭诚为天下苍生，为人民大众，没有任何个人私图。
政治文明是公共权力文明，是一切文明得以实现的前提和保证。政治文明不达标，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文化学者也不可能彻底放开进行自由自在的创造，人的底能量，也不可能得到全方位的流畅释放，社会就会因此放慢前进的脚步。
中国文化人有没有迷人时刻？也有。 “戊戌变法”，是结束帝制的前奏；“新文化运动”，是诞生共产党的摇蓝；西南联大，是栋樑之才的温床。这三幅历史画卷，是中国文化人的骄傲，因为它体现了其存在的最高意义。最迷人的，当是那种开放，坦诚的自由争鸣氛围。
无聊的政治文化，定会造成学术界的无聊。开会了，我坐哪儿？出书了，我的名字写在哪儿？谁官大，谁坐第一把交椅，谁是主创。于是，按权力大小、地位高低，分配人格，分配能力，分配水平及其学术成果，乃至真理，成了习惯。
改革至今，人文精神更差，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被扭曲，人类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团队意识、合作意识、公平竞争意识、人本意识、人性意识、家庭意识，都已变形，这与中国人文学者的疲软无力或者腐败变质，很有关系。
蜜蜂：请问先生，文化与科学，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宇太：科学的注定是文化的，但文化的不一定是科学的。文化的概念外延是非常广泛的，不仅包括科学，也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宗教、艺术、伦理、道德等等，各门学科、各种现象，从大文化概念来说，都在包容之内。至于属于物质文化范畴，还是精神文化范畴，是哪个领域的文化范畴，还是哪个民族的文化范畴……就另当别论了。一句话，文化是父概念，科学是子概念。所以，把文化所能包容的任何东西都说成科学，肯定是不科学的。人类的探索精神虽然集中体现于科学，但文化里的其他方面同样需要探索，如果只肯定科学方面的探索意义，而否定其他方面的探索意义，同样是不科学的。
民族文化需要复兴，科学是一条腿，艺术是一条腿，但仅靠两条腿是不够的，必须全身运动，才能腾越起来，而只有腾越起来，才能确立人的真正地位，才能展示人的实有魅力，才能充分享受天赋人权的乐趣。我们必须让人感到，那奔跑着的，不仅不是“器”，不是“具”，不是“螺丝钉”，不是“老黄牛”，不是“千里马”，而且也不是“左膀右臂”，而是活生生的人，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人。
假如我们都能当上真正意义上的人，并能创立以人为核心的一切相关结构，我们就将是开天辟地的胜利。
这一天早该到来，这一天应该到来，这一天必须到来……如果不来，只能证明中国大多数人统统废物，只能证明大多数中国人本来就不配当人。
蜜蜂：从当今世面上看，带给先生最不愉快的，是哪些表面文化现象？
宇太：包装文化与肉体文化。这年头，这两种文化似乎尤其发达。
蜜蜂：请具体谈谈好吗？
宇太：好。先说说包装文化。
现在几乎什么都讲包装，很是不习惯，前日与朋友小酌，五粮液，包装过分精美，象是古代皇族的棺椁，最外是杏黄色绸缎袋子，相当于棺椁的帷幔；然后是装酒瓶的精美塑料玻璃框子，相当于椁；最后是装酒的精美瓶子，相当于棺。打开酒瓶子盖，似乎也需要一点儿专业技术。要是把这些中看不中用的包装成本，都用到酒的质量上，喝上一口，多实惠啊？酒的存在本质意义，不就是为了喝上一口吗？搞那些没用的，复杂了视野，复杂了垃圾，复杂了社会，更重要的是，腐败了人们的淳朴心灵。其负面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假如这种包装文化全方位渗透开来，甚至蔓延到政治领域，学术领域，其后果就更不堪设想。最终，全社会会走向重形式轻内容的泥沼。一个国家与社会，如果堕落为形式主义，就危险了。
蜜蜂：文化人似乎也在讲究包装，先生水平够名声不够，可能就在于没人包装。
宇太：的确文化人本身也在讲究包装。
蜜蜂：我觉得，中国文化人似乎一直都在包装，关于这一点，先生有过切身体会么？
宇太：也有过。中国文化人太讲究城府，常以不让别人摸透自己为高明，所以普遍不够坦率，让人民和他们交往起来不大容易，总不免有些累的慌，其实呢，他们往往空有权威的架势，也是不免一戳就透的，因为他们大多是王伦式的城府，除了接触起来不如李逵、鲁达那么爽，也并没见有什么大文化，那点儿小文化的标志，也无非只是用学历或掠夺巴结来的身份涂抹的。我以为，越有文化，就越不屑于玩儿那一套。你看黑三郎宋江，大贵族柴进，文化都不比王伦差，但都不屑于玩儿王伦那一套。真正的大文化人毛泽东，更是不屑于装腔作秀，也丝毫不往自己身上装饰文化色彩，他只需要坦率，丝毫不需要装城府。你看，他讲话，总是谈笑风生，心到嘴到，说话就是说话，决不是背台词儿，更不是朗诵课文儿。记住，凡是端着架子，伪装斯文、混充高雅、竭力文化、貌似城府的家伙，一定是伪君子，醋坛子，体面骗子。我体会，这种家伙的所谓城府往往是，遇到利害时，就揣着明白装糊涂，遇到学问不懂时，又往往揣着糊涂装明白，表现形式是，话到嘴边留半句，始终让你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何必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中国学者从来就缺乏这种光明磊落的坦率。坦率讲，我要是活在糊涂里，就很不好受，很是缺乏“难得糊涂”的境界，我为什麽一到上海、天津、沈阳这些地方，就不大舒服？因为街道大多都是弧形的，只知左拐右拐，不辩东西南北，太阳也不正位，总是活在空间糊涂里，有一种马马虎虎就被和谐了的不良感觉，远不如在北京、西安、开封那种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街道里，活的明白，起码不转向，大方向明白，心里有底。
蜜蜂：我不理解，文化人已经是很文化的人了，还有什么必要再装呢？
宇太：因为他们要更文化，超文化，要争当文化大贵族，就象经济领域要争当首富一样。所以，中国文化人虚伪之风，很是盛行。做学者，就要象学者，要象学者，就须学会不坦率，玩儿深沉，会装大瓣儿蒜。我就不大会这个，也不学这个，所以就不只一次落埋怨。有一次去北京东城区讲公共关系，本来是要钓鱼台国宾馆老总去讲的，人家突然迎接国宾，不得闲，朋友知道我不用提前准备，也能去侃几下子，就要我去救空场的驾，我当然不大舒服，我为什麽要低一等，不是当候选的，就是当替死的？所以不以为然，晚上照样与人喝酒。第二天我在开场时也就实话实说，“昨晚由于和江湖好友多吃了几杯，睡过头了，所以迟到几分钟，对不起大家。”朋友事后就埋怨我，说我不该这样讲话，应该说和某个高官啊，某个大学校长啊，或者某个著名教授啊，通了个应急电话什么的，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这不是无中生有嘛，哪有这麽塑造自己的？看来朋友也需要我给他脸上贴金啊。糟糕，宇太生性就干不来那种事。以后想再找我讲，我还不肯了呢，受不了这一套。
蜜蜂：再请先生说说肉体文化吧？
宇太：好的。改革以来，肉体的开放是个明显标志。眼睛改了，鼻子革了，胸脯开了，裤裆放了。经过改革开放了的肉体，你不知道哪个零件是真，哪个零件是假，这是其一；其二，又垫鼻子又割眼，又换皮肤又隆胸，实在太残忍了吧，太不人道了吧？其三，古人为了美，取悦于男人，裹脚，实际是自虐，人为残废，现代女人对自身的粗暴改革，是否也具备自虐这种性质？我看也具备。其四，按老子思想，自然是美，如此折腾，都是违背大道的。洗澡、按摩、足疗，都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性交怎样？也应该有益于身心健康。但毫无节制就可怕了。性，应该看成一种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透支了也会影响子孙万代。尤其是男人，年轻的男人，如果不注意保护自己的性资源和性功能，企图借开放之机大量投入，乱使乱用，毫无节制，过量透支，中国就危险了。因为中国男人裤裆里的东西统统疲软之日，也同样是中国社会彻底完蛋之时。这是个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不能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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