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举起我们的旗（四）
么贵彩
答“”L网友问。感谢您费神向我提出了这么多问题。
关于“正解、新释于汇集”
由于中国文化中进步内容的特殊遭遇与境遇，要复兴和振兴中华优秀文化，首先须将中华文化中的人文化部分从浩繁的文化典籍中抽取出来、给以整合和汇集，给以正解与新释。如毛主席所说，“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糟粕”，以利于对民众的宣传和和教育。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任务艰巨，非全国上下的群策群力无以奏效。常言道，“一人传虚，万人传实”，假话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专制主义和伪儒对中华天下为公文化的错释与篡改，在千百万人中形成的习非成是“习惯势力”，是中华人文化在复兴的开始阶段最难克服的阻力之一。
关于我所说的“孔、墨儒学”
儒学、墨学当时并称显学，又有“孔、墨一家”之说。为了表达的需要，我特冒昧用了此说。
关于“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这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文化与文明，唯一正确的、永恒的核心、制高点与旗帜。中国天下为公文化的复兴，将对全人类的现存秩序构成最全面而巨大的冲击。我的所有思考及发表在这里的贴文，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的。这里先简单的说几句，后面我会有专题。
对孔子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为什么我们不敢和不能将其实事求是的解释为反小康的国家公权私有私用制专制主义，而主张“选贤与能”的国家公权公有公用制人民民主呢？为什么总是冠冕堂皇的大讲“天下为私”的合理性、专制独裁的合法性，而不敢和不能公开的大讲“天下为公”的合理性、人民民主的合法性呢？
关于我为什么称赞儒学的“国不以利为利”
《大学·第十一章》中明明讲“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即作为国家公权形态的政府和官员，象体育运动会的主持者与裁判员那样，是以“义”为职能与职责、保障和维护经济秩序的公平与正义性的，而不能参与到运动员们中间去竞技。而我们的贪官污吏们却偏偏要学着西方资产阶级政客的样子，不是扶植一些人到国际市场上去比拼资本与利润，就是在国内扶植一些人大捞不义之财、大搞不合理差距？如此，一部分无官位的人若富得“流油”，年收入动辄几十万、几百万，而且满世间乱飞、姑娘小姐成群结队侍奉周围；而做为“恩公”和“功臣”的、我们的手握大权的领导们，能安于几千元微薄俸禄与薪酬的贫困吗？对他们公平吗？他们的心理平衡吗？当然，我不是在为贪官污吏开脱罪恶，而是在继续追究制度与政策的罪恶。孔子曰：“长国而有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放于利而行，多怨”。什么是“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呢？就是：国家或家庭的主事者，不要老是着眼于自己手中钱多钱少，而要多考虑人与人间是否公平与公道。事实证明，谋国家与政权之强盛，不能靠放纵政府与官员搜刮百姓、聚敛财富。我们国家目前的国富、官富而民穷，贫富差距之不合理，加之对环境的大肆破坏和对资源的大量浪费，已经构成了国民的很大反感与意见。孔子在这里讲的，是治国的理念、法律和政策问题。荀子曰：“御欲”者兴、“聚敛者亡”。荀子对孔子这一思想的理解是很深刻的。然而，那些西化派的同志们，却把孔子这一正确的治国政策，歪曲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污蔑为“腐儒”反对搞经济。致使我们的政府于各级当家人，或则一味搞“财政收入”，或则放纵权钱交易；扭曲和异化小平同志的“猫论”与“硬道理”，把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弄到眼前这步天地。这种情况给我这个国家与民族造成的各方面损害，是再有两倍的时间也难于挽回的！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是各种内容的“国以利为利”、背着孔子干的。上世纪的经济危机和这一次的金融海啸等各国出现的经济恶搞，都是以此种政府行为为总祸根的。我们的国人而尤其是那些“远路和尚会念经”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学家们，能给中国儒学一点客观、公正地思考与理解，对于我们的改革与开放、对于我们民族复兴与振兴，是何等的重要啊？
关于孔子“最反动的言论”之一：“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孔子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明明是“礼不以庶人为下，刑不以大夫为上”、“礼不得低看（轻慢）庶人，刑不得高看（宽免）大夫”这样的意思。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语意相同，孔子还有另外一种表述：“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什么叫“齐之以刑”？“齐之以刑”就是“法无等级”、“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什么叫“齐之以礼”？“齐之以礼”就是君臣如友、官民平等、尊老爱幼、该喊二叔喊二叔、该叫大爷叫大爷，不能乱了行市。世界各国的法律与伦理道德不都是这样要求的吗？为什么到了专制主义者、伪儒和百分之百的中国文化白痴那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句话就变成了“对庶人不能讲礼节，对大夫不能加刑罚”呢？古今中外，有过这样的社会制度、法律与政策吗？中国外国，每年因违法乱纪处罚的想“大夫”类中层官员，有多少呀？把这样的无法解释的“解释”，栽倒孔子头上，能达到目的吗？
从大量记载看，孔子既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必然差别又不反对人与人之间合理的平等诉求。孔子对人际关系的观察，主要是把人分成两大类别：即君子与小人，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好人和坏人；主要主张人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即人人都要努力做君子、做好人，而不要做小人、做坏人。孔子对人的分类教诲方法，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把凡是有权、有钱的人都宣布为坏人，把凡是无权、越穷的人越宣布为好人；而且，一“改革”就又完全颠倒过来。近现代的中国人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影响最深，一听说孔子竟主张不对贪官污吏做处罚，自然“无名火从胆边生”。“五四运动”以来，孔子被许多百姓辱骂为“孔老二”，外来文化对孔子言论的栽赃起了极大的作用。
关于“家喻户晓”的孔子反动伦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来表述的是领导与被领导、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合理关系常态。如《郭店竹简·语丛一》：“君臣，朋友其释也”、“友，君臣之道也”。所谓“君为臣纲”、“君叫臣死不能不死的君权“天赋”伪儒忠君思想，全是董仲舒之流的伪释、歪曲与栽赃。“五四运动”时期人们的“打倒孔家店”，实质上要打到的是“董家店”。谁在什么资料上看到过孔子讲“三纲”？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表述的也是一种社会分工的人际关系常态。如刘少奇同志握着时传祥同志的手所说：“我是国家主席，你是掏粪工人，咱们两个只是分工不同”。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偏解为人际关系的那种专制主义极端不合理呢？难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和“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的说法才是对的、合理的、科学的么？我们现在讲“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这种说法与“君君、臣臣”的说法矛盾么？世界各国的领导者都是体力劳动者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社会大分工全是不对么？
公正与客观地看这两句话，“君君”的意思是做了人君、当上了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人，勿管是叫皇上、叫总统还是叫主席，都应该象个“君”的样子，恪尽职守、廉洁勤政、忠诚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臣臣”的意思是作为官吏或平民，都要安守本分、象个“臣民”的样子，上维护国家利益、模范服从上级正确领导，下勤俭御欲、尊法守纪、仁义待人；所谓“父父、子子”，是指父要慈、子要孝、父母子女之间要保持人性的互相关爱。“劳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脑力劳动，“劳力”是指体力劳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意思就是：管理人的工作一般由脑力劳动者承担，体力劳动者一般要服从脑力劳动者的管理。孟子错了吗？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国家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者也多非以体力劳动为主；一个工人或农民，只要他有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公务员工作，原来的做工、种地为主就很难继续。这是社会的自然的、必然的分工，人类社会的一种长久的政治常态，舍此，人类有了孙悟空那样的“分身法”才行。
是专制主义者、伪儒和“拿来主义”，把“君君、臣臣”栽赃和歪曲成了所有国民都应承认和服从专制主义暴君的征服与压迫，当上官的人都要无条件的忠于自己的专制君主。也是他们，把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栽赃和歪曲成了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专制主义者及其走狗伪儒是天生的征服者与压迫者，工人和农民等体力劳动者天生就该承受他们的屠杀、压迫与剥削。我们仇恨和反对专制主义与伪儒，不能“恨乌及屋”，不能将反征服、反压迫、反剥削为主要内容的儒墨人文化也一起反对了去。反来反去的结果，给专制主义和伪儒造成了鱼目混珠、变相生存之隙。
关于“克己复礼”
如您所说，“克己复礼”问题，着实是一个甚为“复杂的问题”。“四人帮”在批林批孔中，找了许多根据，象孔子的“吾从周”、“宪章文武”等，将孔子的“克己复礼”解释为“总梦想恢复西周的奴隶制”。在我看来，这种解释法也是错误的。根据有三：第一，台湾傅佩荣教授的另解是“能够自觉地践行礼”，“复”的意思不是“恢复”而是“践行”或“实践”，我以为是对的。只是他既没有说明这里的“礼”到底是指大同篇的“天下为公”之“礼”还是小康篇的“天下为家”之“礼”（即周礼）。第二，《论语·卫灵公》中颜渊专门问孔子怎样治理国家，孔子则答非所问地说：“行夏之时，乗殷之辂，服周之冕”。根本不提西周的礼法制度，我认为这是孔子故意回避他的“克己复礼”根本就不是指恢复周礼。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很简单：就象苏东那样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许多知识分子只敢讲反对封建专制而不敢讲反对一党专政一样——情况不允许。第三，这里的“礼”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礼”。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随百世可知也”；又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意思是：国家的礼法制度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一代又一代，保留了哪些合理的和淘汰了哪些不合理的，人们心里是清楚的。这种情况说明，孔子本就是反对盲目讲“恢复”周礼的。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对天下为公社会整体风貌的一种希冀与概指，带有很强的人文化政治性。孔子决不是在渴望将来的社会仍恢复为文、武时代那样的“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小康专制主义，而只能是在憧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未来社会。
关于孔子的愚民政策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一种断句错误。正确的断句法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对于百姓们知道该怎样想、怎样做的事情，就放手由着他们去想、去做；不知道该怎样想、怎样做的事情，就要告诉他们该怎样去想、去做。这里的“使”是“会使用”、“会应用”、“知道怎样想、怎样做”的意思；这里的“由之”是“任由他们去做”、“放手让他们去做”的意思；这里的“知之”是“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让他们明白”的意思。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这是在建议执政者，对群众要做好教育与宣传工作，要让群众明白为什么和怎样去做，不要主观武断、只是简单的强迫命令。就如毛主席所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孔子一生献身教育，大力主张“教无类”、“诲人不倦”、“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怎么在这里倒成了反对教育、推行“愚民政策”的鼻祖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断句法，是一种将其“白话文”化的断句法，对这样的断句法，无论怎样翻译、解释“使”、“由”二字，都让人感到牵强；都同孔子其人、其事不符。但千百年来的伪儒与专制主义者们，却始终瞪着两眼瞎说着，真可怜了真诚无奈的中华儿女们！
另外，我再给您增加一个例子
有些看上去与政治无关的经典错释，也需要新释。比如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之“习”，许多书本上而尤其是中小学教师，多把它解释为“复习”或“温习”已经学过的东西。其实这种解释颇值得商榷。因为，对这个意思孔子另有更妥贴的表达：孔子“温故而知新”中的“温故”二字就是。这样的解释实际上是把“学而时习之”等同成了“学而时温故”。“学习”本身就是个联合词组，“学”的意思是向书本和别人学知识；“习”是指要把学过的知识联系和应用于实际。象小学生做作业，就主要不属于“学”而属于“习”。孔子的“时习之”是强调要坚持学以致用、经常把学过的知识联系和应用于实际，不要做知囊书袋那样的书呆子，象毛主席所批评的只是把好的书本知识“束之高阁，并不实行”。而并不是要人们“经常复习、重温已学过的东西”。
关于我主张“怎样学习外国”
我这里只能谈这个问题中的“一点中的一点”：学一点欧洲人的不欺祖。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割断我们的历史”，要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那一份“珍贵的遗产”。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人不割断人家的历史、继承人家自己的文化遗产，做的比我们好，很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孔子、墨子、孟子等，同欧洲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生活在人类历史的同一个时间段。当时的中国，出现了春秋战国条件下的百家争鸣；当时的希腊，出现了民主与专制不同城邦国家林立条件下的百花齐放。中国的百家争鸣，是对中国过去文化与文明的一个很好总结；古希腊的百花齐放，则为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做为同是社会学巨匠，孔子、墨子、孟子面对当时中国的军阀混战、“苛政猛于虎”，明确的表达了他们“选贤与能”、“立天下之贤能者以为天子”、“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的人民民主主张；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人，则目睹雅典民主制的繁荣，错误的宣传了他们的专制与神学主张。我天真的想：这是双方各自受到所面对现实的影响，一边着眼于人们最需要的是人文化的权利平等，一边着眼于民主制下也需要对狼文化的个性约束，所产生的“逆反性”结果吧？
但是，欧洲的后人们，并没有全盘否定这些人，只是把自己的这些先人骂个一塌糊涂了事。
后来的欧洲人，打着“文艺复兴”的旗帜，实际上搞的是大面积进步文化层面的复苏与新生。紧接着的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是这种进步文化复兴与前进的继续。欧洲人不是割断自己的历史，而是在自己原有正确文化基础上的进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考有许多谬误，但他们的欧美后人还是敬重自己的先祖，对他们的学说给以了光荣的批判与继承。从而实现了自己文化在进步方向上的真正新生。包括许多中国人自以为是全人类唯一天才与神圣的马克思在内，他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唯物论原理，就是直接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具体事务的第一实体性”、意识和概念的“派生性第二性”看法；马克思的物质及其运动学说，几乎就是亚里士多德“质料”与“形式”论的新词语表述。另外，苏格拉底非常重视伦理学，提出“知识就是美德”，作恶的都是无知小人。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说：“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过度和不足同是恶行的特性，而中庸则是美德的特性。”苏格拉底师徒对“中庸”问题说的话，就象给比他们年长些的孔子打了个电话请示好了似的。但做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本人，却并没有破口大骂他的欧洲先人任何“违背”了他的阶级斗争理论；相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倒比马克思还马克思，他们中的有些人至今还在竟咬牙切齿地骂孔子的“中庸”思想为“反动透顶的阶级调和论”！以马克思为实例的欧洲人的不欺祖美德，应该引起我们中国人怎样的警惕呀？在中国，在对待中国文化问题上，假“洋鬼子”比真“洋鬼子”更坏的情况很多。比如：中国的奶粉资本家之相比于外国的奶粉资本家；中国企业的自我污染之相比于外国企业的污染；许多中国上层人对穷人之相比于许多外国上层人对穷人……
以古希腊的民主文化和古罗马的共和文化为基础，今天的欧美文化一路走来、一脉相承。而近现代的许多中国人，却从不去考虑我们自己的民族与文化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只去想“我”个人怎样能立马升官发财就行。如果把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比作一株株情况不同的大树，那么，这些“大树”都应该是从牙根部开始，没有“间断”的成长起来的；如果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比作一座座光怪陆离的塔状建筑物，那中间也真的很难有悬空式的“断层”。而近现代的许多中国人却不这样想。在他们那里，好像骂自己的先哲越狠，同自己的传统文化“界线划得越清”，把以外国文化为祖宗的口号喊得越相亮，把自己的文化基础排斥得越遥远，自己就越正确、越聪明、越光荣，就越是在搞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与振兴。我们的文化与民族，是怎样“间断”的、“断层”的跳跃或飞跃到今天这样的状况的呀？离开了中华文化的根基，能够长成中国文化的大树吗？这样的路，中国人真的能走得通吗？孔子与儒学，是举世公认的中华文化的代表，是我们这个民族揭也揭不掉的标志性符号。我们却偏要拼命地否认，最害怕别人仍认为我们是中国人似的。这是什么心态呢？我们民族的天下为公文化旗帜究竟比别人的文化旗帜“矮”了多少呢？
在有些情况下，一种理论越正确，可能反对者越多。我们的天下为公理论也着实命运不佳，在历史上经历了过多的冲击与磨难。有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过董儒的冒充与篡改，有过佛教引导中国人逃避对美好政治文化的追求，有过元、清两朝使中国人更相信政权就是人对人的暴力征服，有过马列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全面专政，现正西方经济理念对我们祖传经济理念的吞没。在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史中，几乎什么都可以谈，就是不能谈“天下为公”、不能谈“选贤与能”、不能谈“交相利”、不能谈人与人之间“皆兄弟”般的“大同”。尤其是谁敢说一声“我”屁股下的“天下”不美好，对不起：立即危及你的小性命！
中国舆论的一向的另一个特点，是小偷骂小偷、坏人骂坏人、专制主义骂专制主义。战略和策略上叫做“贼喊捉贼”。中国历朝历代的专制主义者都是这样干的。不是甲专制主义骂乙专制主义，就是新专制主义骂老专制主义。这就形成了一种中国特有的骂文化。这种“骂文化”，给只能被迫听热闹的国人造成一种错觉：妈的！全是黑的！今天骂人的都是明天被骂的！我们的国人应从这骂阵的高分贝噪音中获得些解脱，到民众中去听一些正常的声音。我不敢说上面我对孔孟的几句话的理解都是正确的。我只是想以此表明我的坚定立场与抛砖引玉之意：不要把我们的先哲与文化传统、尤其是我们祖国的社会学看做一团黑。那是上当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有这样习惯思维的同志是错误的！我们文化中有正确就应该坚持，有先进就应该理直气壮的亮出来、实行起来、宣传出去。在全人类这个大家庭中，不要象焦大进了贾府只敢站不敢坐，不要怕有人不乐意。否则，我们这样的国家与民族，首先对不住的是全人类，然后才是对不住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需要学习他国、他民族的先进，他国、他民族同样需要学习我们的先进，对于世界史和全人类，其道理是一样的。
在数典不忘祖、批判的继承自己古代文化的问题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应好好的学习一下欧洲的人们。在如何继承、复兴和发扬光大中华优秀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听毛主席一句话：不要“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言必称马列；我们还应该听钱穆先生一句话：“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遗自身内部获其生机。”我们应该坚信我们祖先及其后人们的脑袋，并不比国外的兄弟民族笨。目前，我们国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我们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拿出个人的一点牺牲、付出个人的一点代价，当真读一读我们的《四书五经》及自此开始的历史与典籍，系统一下我们的天下为公文化革命史，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给以科学的承接与发扬光大呢？欧美的汽车比我们的牛车好，我们要向人家谦恭的学习，不学习那才是真正的反动！欧洲人善待祖宗有了比我们好的发展，我们要背负教训向人家学习，不能再象那不孝的儿子般总嫌弃自己的母亲长得丑！西方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经济都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都需要吃进去、消化成我们自身的营养。都需要“中国化”：西方民主要中国化、马列社会主义也要中国化。但所谓“中国化”，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对外来文化实行汲取与融入、使其“化”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不能搞成了“化中国”、不能搞成了中国的西方民主化、不能搞成了中国的马列化、不能搞成了以任何外来文化为旗帜、不能搞成了任何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全面专政与吞没、不能搞成了文化上的汪伪政权那样把中国文化“化”了进去！自亚历山大帝国建立后，中国文化就开始大量传入欧洲。许多欧洲人一向非常崇尚中国进步文化，但人家从来没有拿过我们的文化去“专”人家自己文化的“政”。这和我们的许多中国人不同。
《炎黄春秋》论坛——闪耀着的不像是炎黄文化的光芒；《儒学》网和《国学网》——不知其在怎样“解释”今天中国的方向；《》网站——涌动着一股久违的愤懑与激昂；中国的互联网——我在这里寄托着总感到不满足的更多热望……
如果真的存在着“横看成岭竖成峰”，则我们的国人必须改变伪儒对待孔子和儒学“小孔成像”那样的观察点！我们这个积弱日久的国家与民族，多么需要她的儿女们早日“雄赳赳、气昂昂”地举起自己先进文化的旗帜呀！可是，颠覆不了我国对儒家天下为公理论数千年的传统专政与封杀，就永远也没有可能！为什么中国的皇帝们，能把“天下为家”的旗帜举到云端；为什么中国的马列主义者，能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旗帜举到天上；为什么中国的西化派能以“普世价值”为旗帜压倒中国的一切；而中国的人文化主义者，就不能把“天下为公”的旗帜举过自己的头顶呢？
我们国家现在还举着马列主义的旗。马列生前都留下了许多话和许多著作，可有多少是今天的中国还真的实行着的？马、恩、列、斯在时间上都离我们特近，我们尚不能要求他们说的所有话至今仍对、仍可句句照办，更何况离我们特远的孔、墨、孟？我们同样不能要求孔、墨等远哲先贤留下的话句句都对、字字都是永恒的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没有一句糟粕和现在已不适用的话。张大了两只眼，只到我们先人那里去找错处、只到国外去找“对处”。是“正确与美”都在国外吗？这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公平吗？为什么不能收集一下我们文化中的好东西给以正释、新释和发扬呀？我们对待孔、墨等经典，起码也应象对待马、列等国外思想家的著作一样才对。能够“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推陈出新”，有选择的去给以继承和发展。《四书五经》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当然有大量的糟粕及现代的人们不能句句照办的东西，但我们却决不能因为有了乌云就否定太阳，为了罐子的问题把驴头砍下来！拿了我们二千多年前的、仅数万字的《四书五经》同距我们甚近的、拥有数百万字的马列著作相比。就我个人的体会，前者比后者的内容与真理性不知更多、更丰富多少倍。我们的《四书五经》，有着更为深远而广泛的进步性、先进性与影响，有着更长久的生命力。难道这不是事实么？马列的社会学著作之全部内容，若用我们《四书五经》的语言去表达，我看只需十一个字：暴力夺权、专政下的公有制。我们的当红的社会学大家们——无论是西化派还是马化派，能在我们的主流媒体上开辟一块专门的园地，让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学、马列社会主义的社会学同我们天下为公的社会学平等的“争鸣”一下吗？象小孩子比玩具那样，允许大家都将自己的宝贝亮出来才对。
以《礼记》大同篇为核心与制高点、以孔墨经典为主体的中华天下为公人文化社会学，亟待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们去开发与实践，全人类的进步，也已对中华文化表达了的期待、发出了急切的呼唤，我们再不能沉睡在专制主义与伪儒、沉睡在外来落后文化的统治与蒙昧中不醒了！
摆在中国和中华民族面前的光明前途只有一个：在中华天下为公人文化问题上的认祖归宗。阻挡我们前进的狼文化敌人有两个：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一个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这两种东西，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大敌，也是全人类的大敌！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仍在以资本主义为旗帜、以不惜牺牲地球的健康和民众的幸福为代价拼“资本膨胀”与“GDP第一”。这不是人文化的发扬而是狼文化的犯罪。此种情况不改变，这次金融海啸过后，还会出现更大的危机。人类不能任由少数政治家放纵其功业欲以折损人类和地球的寿命。人类必须尽快制止少数人狼文化的恶作剧！
为了您的最后一点提问，我临时说了上面这许多话。唯望我们的文化人、媒体人、包括您，能在“放眼世界”的空闲时间里回头看一眼我们自己的文化，能够多给我们的古代文化一点公正的解释、公正的认知与公正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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