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的精髓就是用“以天下为己任”的方式来达到“无我”，这种精髓的当代表达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大胸怀、大气魄，不是为了膨胀自我，而是要达到“无我”。
“以天下为己任”是一种“我命在我不在天”大承担，是一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强力志愿”。
所谓“不孝”就是推卸责任、怨天尤人。
资本主义文化就是一种生命力低下，不敢承担责任的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主要是在解释世界、适应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比如弗洛伊德强调人的童年决定了人后来的一生，这就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文化，把人的命运寄托于环境，寄托于过去。
而马克思则强调：虽然环境影响人，但环境也是人创造的，所以马克思说：“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的这句话被中国的一个大孝子很好地实践了。他就是舜，舜出生于一个不好的家庭，这个不好的家庭也在他的人格上投上了不好的阴影。但是舜没有怨天尤人。舜决心要“改造世界”，改造那个家庭，同时也就是在改造自己的人格，因为人格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改造社会就是在改造自己的人格。一个人发大愿要解放全人类，其实也是在渴望解放自己，这不是为了表明自己很伟大，相反，这是为了达到无我，以获取自由和解放。
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美好的未来不是丑陋的过去自动发展出来的，最初的共产主义革命前辈，出生于私有制文化环境，他们自己的人格也带着私有制文化的烙印，但是他们敢于改造世界，超越自我，所以才会有社会主义新中国。
所以，像鲁迅这样的人，尽管有一些缺点，但完全称的上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大孝子。
但最近有消息说语文课本要删除鲁迅的文章。这显然是违背民意的恶举，但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表明真正反映中国民意的呼声将越来越不可阻挡地爆发出来。
《共产党宣言》这样一段：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这段话也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孝”文化的精髓，如果在所有存在着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里，有越来越多的人像马克思和鲁迅那样，拥有独立性和个性，敢于对抗不良的环境和丑陋的过去，敢于超越自我，那么资本主义就没有几天好活了。
所以说，“孝”文化的精髓恰好是“资本主义”的克星。
关于《“孝”文化的精髓恰好是“资本主义”的克星》（1）
关于《“孝”文化的精髓恰好是“资本主义”的克星》有些人表示不理解，因此就再多说几句。
有些自认为出生在中国是生错地方投错胎的中国人，“言必称希腊”。比如他们说“特洛伊战争”为了争夺一个美女海伦，死了那多人，但是战争结束后，希腊人并没有谴责海伦，这说明古代的希腊人比古代的中国人更尊重女性。
希腊人没有谴责海伦的原因真是太太太简单了，这就好像两群强盗抢一块金子，虽然死了很多人，但没有人谴责金子，因为金子不是人！金子没有资格被谴责！
中国古代有“女祸”的说法，从某种角度上看，这是对女人的尊重，首先是承认女人是人，有资格被谴责，其次，承认女人有祸国殃民的能力，也就是承认“女人也顶半边天”。真正的“大男子主义”是认为这个的世界的好坏全由男人决定，女人起不了丝毫的作用——女人再坏，也不能把社会搞坏，女人再好也无力把社会搞好。简言之，认为女人是没有责任、没有能力的，这是对女人的真正歧视。
而中国的孝文化，就是社会承认后代有责任，而后代自己也勇于承担责任，这正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强盛的表现，中国的孝文化早已经是几千年的“潜规则”了，无需法律强制，老百姓普遍认同，这种“潜规则”比通常的宪法还管用，正因为有这种“潜规则”，所以中国注定出现不了西方那种资本主义。
西方基督教文化不承认人是有责任的，只有上帝有责任。当基督教文化发展资本主义阶段，这个上帝变成了“资本”、“制度”、“市场”，人依然是没有责任的，而没有责任也就意味着没有自由，是奴隶。
所以，有许多“制度主义者”争论“姓资姓社”、“国有民营”，其实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或者说是同一条裤子，一个是左裤腿，一个是右裤腿，这条裤子的名字就叫“资本主义”。
一些“非制度主义者”说：“什么制度不制度，只要领导人好，社会就好，领导人不行，社会就不行。”这是中国传统封建主义的态度，这种封建主义虽然不如社会主义好，但还是比资本主义要好一点，因为至少有一个人——“皇帝”或“国家领导人”是责任的，是有人权的，而资本主义认为是没有任何人有责任，有人权。西方资本主义认为没有任何人是靠得住的，只能靠不是人的东西，这个不是人的东西从前叫“上帝”，现在叫“资本”、“制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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