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周易》，人们总把它误作是一部“预测”专著，是打卦算命先生们的神通无边的书。而毛泽东一生中确有着惊人的预测能力，连美国人都说：“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一直永远是正确的。”（注1）但毛泽东确实不是算卦先生，可谁都知道，毛泽东一生的成就是任何一个算卦先生都无法相比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算卦先生们也非常想和毛泽东的成就攀上亲，如毛泽东的警卫部队的番号八三四一的来源及含意，本是毛泽东参加辛亥革命时，第一次所得到的枪上的编号——8341。后来共产党的天下也正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而保卫这天下，也同样离不开这枪杆子，所以进京之后，毛泽东把担任保卫自己，保卫党中央的部队的番号就起名为8341。这既是对自己第一次拿枪的很好纪念，也说明枪对革命的重要。谁知算卦先生们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说这8341的来源，是毛泽东五派专人，并在最后一次换上布衣，才在一位洞察秋毫，能预测未来的老道手中得来。这几个数字暗示了毛泽东的寿长是83岁，从遵义会议掌权到死，是41年。甚至有人据此认定毛泽东是真正懂《易》学，是以一部《易经》夺得天下的神人。其实毛泽东确实懂《易》学，把《易经》上的不少道理经过改造、创新之后，发展成指导革命的新道理和新思想，而且效果很好，但毛泽东不是神人，更不是算卦先生。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下谈三个问题：
（一）毛泽东怎样继承和改造《周易》。
概括起来可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剔其槽粕，取其精华，再注入新内容。
举例说罢，比如对—分为二这个词的运用，这个词并不首出毛泽东之手，它是后人从《周易》的内容中概括出来的。最早是孔子，他在《系辞上传》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在此基础上，到了宋初的邵子把此又概括为：“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注2）。这就是“一分为二”这个词的最早出处。
到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又注进了新意，他说：“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矛盾的。……没有一处是不存在矛盾，……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中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由此看来，一分为二原本是解释八卦的一个专用名词，经毛泽东这样一番阐述和运用，就把它改造成辩证法的专用名词了。很明显，在这里毛泽东抛弃了解释八卦时所产生的槽柏，则继承和发扬了八卦和六十四卦中一分为二的辩证的观点，同时注进了新的内容。这样，就使一分为二成了概括辩证法内容的一个核心名词了。这不仅把这个词用活了，而且把这个词改造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种情况，就是在直接运用中加以改造。
如一九五九年春季，毛泽东责成何其芳选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毛泽东在与何其芳的谈话中又指示说：“《易经》上有这样的话：‘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物极必反，现在就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
毛泽东为什么要讲这番话？至少有以下含意：
人人都有七情六欲，但欲望大小则往往是根据各自生存条件的不同而不同。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获得成功，也说明革命的成功，使革命者的条件好了，可革命者的私欲也因此会越来越大，甚至走向膨胀，这一来就使革命者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贪图私利而受到人民尊敬的行为，从此也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即由艰苦奋斗为人民的行为，走向养尊处优，虽然口上还在继续高喊“为人民服务”，甚至喊的劲儿更大了，实则变成巧取豪夺来满足自己私欲的人，也就使自己在这无形的变化中成了新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使人民由拥护而变成了反对的对象，自己也就成了镇压人民这种反对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最后总有一天因镇压不下去而被人民起来把自己打倒。对此，毛泽东认为这是物极必反规律的必然表现，但怎样面对，摆在毛泽东面前由两种路可走，毛泽东坚定地选择了其中的一种。
这两种路就是：第一种，胜利了，革命者把人民的敌人打倒了，接着自己变成了人民的敌人，成了革命的对象，革命者这时有没有勇气再革自己的命？有勇气就得主动再走回像革命没成功时的延安时期那样，再过艰苦创业的生活，为革命再立新功。这就成了胜利者能主动驾驭这物极必反规律的表现。第二种，就是听其自然，这就是革命党人由人民拥护变成人民反对，并使人民的反对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自己的镇压，逼使人民的反对从无组织发展到有组织，总有一天当镇压不下去时而被人民打倒，像历史上的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那样。
对以上这两种路的走法，毛泽东坚决地选择了第一种路的走法。
然而第一种走法太艰难了，原因就是因为这种走法直接对准了功臣们的利益，等于把他们到嘴的大肉夺掉，不让他们独吞。因为他们都是功臣，所以这又使的他们都有了老虎般的威风，从他们嘴里夺食，就等于从虎口夺食，能没危险吗？再说他们不但有老虎般的威风，而且有比老虎更高的夺食技能。老虎夺食是明来明去，不搞阴谋诡计，不会口是心非，而他们则不然，因为他们明明在为自己谋私，还打上为人民的招牌，说为人民提高物质生活而奋斗，使人民为此而高兴，他们的这个口号，就成了他们最好的遮羞布，结果他们富了，广大人民穷了，这遮羞布就再也遮不住他们的狐狸尾巴了，这时人们虽识破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却已时过境迁，无法逆转，只好再来二次革命。就以毛泽东为例，因为这是对准了所有的功臣们，过去他们都是真心拥护自己的人，这一来，就会使他们成为反对自己的人，恨自己的人，尤其那些在革命中取得高职位的人，还会乘机兴风作浪，想对主席取而代之。面对这一切，主席就成了最孤独的人，孤独就成了他的选择。只有丝毫不留恋胜利后的那种个人享受和个人特权的人，才敢闯这条路，所以在历史上，从没人敢想过走这条路，这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不断的最根本原因。
当人们对改朝换代不断的历史事实无法理解时，就认为这是天意，现在毛泽东根据自己的新感受，认识到革命使大家得到平等，但革命成功后又走向了新的贫富不均，这就是“‘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物极必反”的表现，并不是什么神的力量和鬼的力量所操纵，但要驾驭这规律就得花大力气，而且“欲速则不达”，走的快了就会“适得其反”，但不能怕神怕鬼，要相信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就一定能得到解决。所以毛泽东在这时候抓紧责成专人来选编《不怕鬼的故事》。
起初毛泽东想靠一年搞一状整风运动来解决，结果搞的并不理想，就是说，并没有能使在胜利面前迅速生长起来的享乐思想和行为很快再走到自己的反面，而是“适得其反”，毛泽东找到的原因就是“欲速则不达”。怎么办？在以后的日子里，也就是毛泽东在晚年的时候，主要集中精力来创建解决这问题的妤办法。经过多次反复的试验，最后找到的办法就是过七八年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来一次大规模的民整官、民洗官、民选官、民教官、民驭官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运动中把人民群众认为的好官进行提拔重用；犯错误的官要在群众监督下迅速得到改正；对不可救药的官就要罢掉。也就是说，用群众运动的强大威力，过七八年逼使官在新的胜利和成就面前，再反回艰苦创业上，用这样的办法来驾驭物极必反的规律，以保证自己的干部永不腐败。。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直接引用了古老《周易》中的话，说明这正是毛泽东对《周易》的古老思想在发掘中的加以运用，在运用中加以继承、改造、创新、充实和发展的深动一例。
第三种情况，就是在启发中产生联想，得出新意。
以坤卦为例。坤卦在六二爻辞中说：“直、方、大。”这就是“天圆地方”之说的最早出处。
《实用六十四卦》在对此作注时又说：“方，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指按规矩办事。方和圆比，方有棱角，说明按一定的原则办事就得有棱角。”
在世界金币发展史上，中国人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才使中国的古金币出现了“内方外圆”的形状，这是中国金币史上的一大特点，说明中国人在花钱问题上，主张内心一定要有原则，不准乱花，但表现在外部，又主张圆滑，即要有灵活性。
毛泽东对此和现实的革命工作结合在一起，产生联想，说统一战线工作，就应该像“制钱”那样“内方外圆”（注3），就是说，心中一定要有原则，但在具体工作中一定要灵活。这就是毛泽东的政策的原则性和执行政策在策略上的灵活性思想的表现，这种思想贯串在毛泽东解决每一具体问题之中，所以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洼4）
就这样，在实践中，毛泽东采用这种联想法，常常把已经束之高阁了的古老思想，又使它焕发出了时代的青春。
以上所举这三种情况，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周易》思想的继承，像人吃东西一样，经过咀嚼和胃肠的消化，最后把有用的东西变成能够营养身体的东西留在休内，把不能吸收的渣滓排出体外。就这样，《周易》中的不少思想内容经过改造和创新，就成了产生指导中国革命新理论新思想不可少的营养素。
（二）毛泽东对《周易》的研读与运用。
毛泽东说过：“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注5）
所谓经书，首先是指五经，即：《易》、《书》、《诗》、《礼》、《春秋》。
《易》即《周易》，也称《易经》，是诸经之首。毛泽东说熟读经书，当然包括这《易经》在内。
毛泽东为什么在当时不喜欢这些经书？因为当时的中国是很落后的，而落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经书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所以才不喜欢它们。正因为不喜欢，所以才熟读，并在熟读中受到改造。比如早在‘“一九二O年时，他就和蔡和森大谈《周易》之道”，这其中就包括着想把《周易》改造成自己所喜欢的革命道理。再比如，到“一九三七年他根据我国哲学战线上的太好形势，在哲学批注上写下：‘完全否定，乾坤或几乎息’。这里的‘乾坤’，就是《周易》中的乾卦和坤卦”（注6）。从这里又可说明，毛泽东一直在深钻着《周易》，也确实想从中找到对革命有用的思想内容。
毛泽东在用《周易》思想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很突出的一例就是对“穷则变”思想的改造和运用。
“穷则变”本不是《周易》中的原话，而是后人根据《周易》概括出的一个符合《周易》思想内容的话。原话出于孔子论述《周易》的《系辞传》，《侍》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毛泽东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充分的改造和运用。举例如下：
（1）1935年，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陕北，这里穷山恶水，不少人不愿意把党中央安置在这里，毛泽东则说：“这地方虽然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注7）
（2）正是在“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这个思想指导下，产生了毛泽东的越穷越革命的思想，又在这思想指导下，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的分析》，得出了那些阶级最革命，那些阶级最反动，那些阶级是动摇不定的阶级，从而绐革命党人指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使革命党人能做到“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注8）这就为革命党人正确组织革命力量和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下了坚不可摧的基础。
（3）1958年毛泽东又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变，要革命。”（注9）又正是在这“穷则变”的思想指导下，掀起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高潮。
（4）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所制定的政策，是“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到58年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仍说这个口号“依然是正确的。”（注10）其依据，就是“穷则变”的指导思想。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把中国古老的“穷则变”的思想改造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列主义阶级斗争中的新内容，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着几千年的反动势力发起猛攻。并获得了成功。
通过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熟读了《周易》，而且从中还悟出不少用以解决革命中问题的新道理，也说明毛泽东思想和《周易》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
（三）《周易》是“马列主义中国化”中的一大营养素。
“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很多，《周易》中的不少思想却成了这其中的重要营养的组成部分。
对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外国学者早有研究。下先举两个美国学者的论述：
（1）索尔兹伯里在他所著的《长征——前所末闻的故事》中说：毛泽东“熟习中国的遗产，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了解其人民，农民，了解中国的问题，了解中国特有的遗产和政治弊病。”“在1918年六月以前，他还没有读过马克思或列宁的任何著作。……他到1919年才学习了《共户党宣言》。但是他已经全神贯注于俄国革命了。正如他后来说的：有三本书铭刻在他的心里，建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户党宣言》；卡尔考茨基（列宁的死对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缔造者）的一部著作，书名他已记不清；以及一位名叫托马斯·柯卡普的粗制滥造的作品《社会主义史》。他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但认为这是他所信仰的东西。”
这里说明，毛泽东读马列主义的著作并不早，但一经研究，就发现唯有马列主义可以救中国，从而产生了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念，使马列主义思想和他所熟习的中国特有的遗产相结台，正是这个结合，完成了他对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艰巨任务，解决了他所了解的中国特有的政治弊病。
（2）罗斯。特里尔在他所著的《毛泽东传记》中说：“毛泽东则断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共产党出现以前，无人能找到到达大同彼岸的方法，因此大同曾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毛泽东使马克思主义脱离了其欧洲血统，使它获得了中国的出生证。”“毛泽东也迫使西方认清自己的分量，‘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这一切又说明，毛择东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筛选，并从中摘出具有共产土义思想内容的部分，同时加以改造和发展，这样就使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从而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的新内容。这才使马列主义脱离了其欧洲血统，并使它获得了中国的出生证。使中国真正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以上是外国学者对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一些看法，下面再看中国人是怎样讲的：
在中国人中，最早全面系统地讲这个问题的是刘少奇，他在他的名著——《论党》中指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斯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民族的这个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为什么只有毛泽东能完成这一任务呢？刘少奇在《论党》中又说：“这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不但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要具有百折不挠、移山填海的无限忠心，……”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能做到了“对于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既不是“一概反对”，“也不是笼统地一概接受”，“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受其优良的与适用的东西，反对其错误的与不适用的东西。”正因为毛泽东做到了这—切，所以毛泽东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以后不少人都谈到这个问题题，周恩来就是这其中的一个，他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注11）
从内容上来看，周恩来的这个论述：也只是对刘少奇基调的肯定和充实，说明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已代表了中国人的普遍看法
刘少奇在这里谈到关于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然而到底应该怎样对待历史遣产才最为正确？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的封建的毒素。”（注12）这个回答也就说明了，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以马列主义为纲，以中国革命的现实和将来怎样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总需要为准绳，来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用的思想精晶，即历史遗产，进行编织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大网，这个纲和这个网的结合，就使它成了适于指导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成功的真理，并使中国的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革命的过程，也正是完成这个纲和网编织的过程！也是纲举目张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使中国古老的文化得到了继承·、改造、创新和发展，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夹，这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也就是中国人骄傲的毛泽东思想。
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大家公认《周易》则是这文化的源头活水。本文在谈第—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中也已经说明，在毛译东思想的成长过程中，毛泽东确实对《周易》中的一些思想经过发掘和改造之后，就使它变成了指导中国革命走世向胜利的新思想，这也正是马列主义中国化中的一个体现方面。同时说明，在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周易》也就成了“马列主义中国化”中的一大营养品。
以上所谈三个问题，就谈完了，目的就是为了告诉读者，毛泽东确实研读过《周易》，同时说明：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很有成果的，应当成为后人的楷模。
注：
（1）［美）爱泼斯坦：《毛泽东的主要特征是深思熟虑》原文载1945年9月2日纽约《下午报》
（2）宋代朱熹：《周易本义》，“伏牺八卦次序”图说明词。
（3）薄—波：《崇敬和怀念》（1981年7月16日）。
（4）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1948年3月20日）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1296页
（5）竞鸿、吴华：《毛泽东生平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5月第二版，第256页。
（6）转引邵伟华《周易与预测学》，第64页。
（7）《王首道回忆录》
（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7月第二版，第3页
（9）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5日）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第一版，第192页。
（11）〈周恩来选集〉上卷。
（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8月北京第二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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