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举起我们的旗（八）
么 贵 彩
中华文化与中国改革
一．中国改革的关键，是“人道，政为大”的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改革。何谓“人道”？这里的“人道”是指人类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什么是“政为大”？“政为大”是指在人类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中，公权政治是其中最紧要、最关键、第一位的、最“硬”的道理。就如小平同志所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最后能不能成功，关键还要看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舍此不能实现国家的真正富强，舍此不能实现国家与社会全方位的稳定、公平、正义、和谐与安宁。离开公权政治这个治世经邦永恒中心的这“中心”、那“要务”等，都属政府职能的忘本逐末、不务正业或另有阴谋，最好也只能落个事倍功半的结果。政治从来和永远都是经济及社会一切领域的主导。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永远只是公权政治的选择，而不是经济制度在决定政治制度。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政权和政治制度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在我国，是党的领导在“决定”中国的经济制度还是中国的经济制度在“决定”党的领导呀？已经结束的毛主席时代和还在继续中的小平同志时代，我们的经济制度大不相同，都是毛主席和小平同志采取不同经济政策的结果。不能有效规范与引导经济之良好秩序的政权，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权；助推经济恶搞而无顾国计民生的政权，是一个反动与犯罪的政权。而且，任何政治制度的改变，都不能依靠经济基础的改变去改变。
在当今世界党化政权、党化政治的大潮流中，政党的公益性还是私利性，往往决定着政权的性质与经济政策取舍。因而，要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与经济环境，改变一个国家的整体风貌，必须首先从改革政党、政治及其政策入手。否则就是治标不治本、换汤不换药，起不到真正解决问题的作用。世界上凡是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而又乱象丛生、国家和人民不得安宁，政党自身的结党营私、黑帮化和“邪教组织”化是其总祸根。任何国家和民族，只要其内部结党营私之风盛行，这个国家和民族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这样的党棍们，乱哄哄说是在搞民主，不如说是在争权夺利、坑国害民，显示着旧社会帮派体系恶斗或军阀混战现象改头换面的继续。在世界各地，这样的国家还少吗？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不党父兄”。意思是连父母子女这样的情况包括在内，也不要合起伙来、“结党营私”欺压和损害别人。但在西方文化与价值观中，却将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煽动为“至大至美”的事情。连是与非的标准及个人的爱恨情仇，也没有了法律与道德的约束而都要服从“党性”。在过去的东欧，有些越是把“党性”喊得更响亮的“工人阶级政党”，掌权后对工人阶级就越加凶暴十倍！个人们没有言论权、没有罢工自由、不能有本阶级的利益诉求；甚至在一些无辜的父母子女、夫妇亲友之间，许多情况下也因“党性”变成了莫名其妙的不共戴天之怨仇。大家没有听说过东德的秘密档案现象吗？就是一个普通的例证。在老百姓眼里，那是“还有一点人味吗”？但在那些被“党性”文化扭曲了的灵魂里，却自以为是一种高尚与光荣。那些人中的许多人，惩治和折磨别人上瘾、以之为享受与乐趣，就象美国大兵在伊拉克虐囚那样。源于西方价值观的这种“党性”文化，把政治和人际关系搞得比兽群内的秩序还要恐怖，同我们的“君子”文化相比，是何等的大相径庭啊！大概这就是孔老夫子在“党”的问题上反复告诫华夏后人的原因吧？在这样的党性成风、狼文化疯狂的国家与社会里，哪里还有什么人文化的公平与正义？几乎一切都被裹进了拉党结派的争权夺利闹剧中！我们渴望，各国政党都应学一点中国的天下为公文化，少一点党性，多一点人民性；少一点党派私利，多一点国计民生。多党政治如此，一党政治也不例外。在我国政权和政治也同样全被“党化”了的情况下，政治改革的关键，也根本不可能不是政党制度的改革，以抵制西方党文化对我们国家与民族的玷污，以避免我们的政党政治也陷入西方那样的祸坑。如果说，人们必须组党、联合以反抗专制与压迫，否则，就不能以人民的联合力量打破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组党和开展革命活动就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无私奉献的话；那么，同样的道理，一切靠组党、联合的力量取得了革命胜利的人们，便决不可再重走被打倒的专制主义反动派那样的老路，即革命胜利后把这“组党、联合”演变成了“结党营私”、贪占国家公权，然后又去压迫和剥夺其他国民。后者应成为一切政党及其党员之大忌。果如后者，那同中国古代史上刘邦、朱元璋及其王朝有什么两样？在政党制度改革问题上，同样考验着我们对自己先进文化真或假的认同与忠诚！
多党政治下政党改革的关键，是要把国内的所有党派团体全部规范为天下为公的、拥有同等权利的国民群体。即不准任何个人、任何家族、任何党派与团体以任何借口将国家政权贪占为私有；不准任何个人、家族、党派与团体拥有暴力、制造恐怖以剥夺和干扰其他公民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力；不准以任何方式利用国家公权为自己、为亲友、为所属党派或团体谋取私利，不准任何政党及其党员以“党性”破坏我们民族“兼相爱”、“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文化美好道德传统。中国文化的忠孝、仁义之“忠”，也只能是终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与公正利益，而不能是忠于任何个人、任何家族或任何党派与团体。否则，各拉山头、“各为其主”、各为其利，党派对峙、林立，就成了“说唱十八国斗宝”，象兽群之间的你死我活弱肉强食。国民们也不得不通过加入其中，以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利益。果如此，则国家与民族的整体利益以及国民间的公正利益何在呢？有的国家的政党的党员，提出要誓死捍卫他那个党的江山，此言差矣！哪个国家的江山都是那个国家的人民的，怎么成了你那个党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宗旨永远也不能丢。
发展地看，政党政治的民主制只是更先进人民民主制的一个初级形式与过渡。西方那样的政党党魁式、有钱人竞选制度，必将为未来更科学、更真实的人民民主政治所代替。中华天下为公社会的基本内容与根本特征，应该是全国和全人类全体社会成员政治、经济与伦理道德的日趋更加公正与公平；孔子在小康篇中揭露和批判的那些东西都要被清除干净。这个全人类政治进步之大趋势，任何大的反动力量也阻挡不住。
一党执政中执政党改革的关键，就是要把这个党由执政前全心全意为国家和人民而奋斗的党，改革为执政后全心全意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的党，改革为如我们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说“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党，改革为每一个党员都是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第一选择的党。所有的党员都不再宣誓向自己所在的党效忠，而是真心实意的向国家和人民效忠。所有的党员都能切实做到，自己的天定义务不是要绝对服从上级领导人的利益与意志而是要绝对服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与意志。
毛主席和小平同志生前，无不反复强调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建国前，他们将党的建设规定为争取革命胜利的第一大法宝；建国后，他们更把党的建设问题抓得紧紧的、一刻也不肯放松。他们都非常明白，仅有理念和理论教育是不够的，还须有相应的铁的制度、程序、法律与纪律做保障。试想，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拥有七千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如果她的党员除了在党旗与马列头像下宣誓、效忠外，然后便只剩下了不准问为什么的一切行动听指挥，在党内也连一点真实的民主权力都没有；那么，我们这个党竟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群体呢？我们的《党章》、《宪法》、党员和民众，能容忍这样的情况出现或长久延续吗？
就我们国家的情况，就我个人的看法，短期内没有全民民主尚可维持，但长期没有党员民主是万万不可的！老百姓无计可施，但党的上层说不清什么时候会出什么样的事情。过去出得还少吗？而且，就我们国家的情况，我还认为，只要真正实现了政治上的党内民主，实际上也就接近全民民主了；只要我们党的大多数党员满意了，也几乎等于全国的大多数民众满意了。
写到这里，我禁不住大胆问一声：中国的党员和百姓们对改革的这样一点要求，还算过高吗？写到这里，我还想顺便说几句，在我们的话语中，我很反对动不动就拿我们“党”说事。因为，在过去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谁是“党”和“党”是谁、“拥护党的领导”和“反对党的领导”的问题，是个非常复杂、难以捉摸而又非常令人惊心动魄、提心吊胆的问题。我们的党有很大功劳，党员中有最多的伟人与英雄模范，但不是所有的功劳都是我们党的、所有的好人都是我们党的党员，我们的宣传不能搞一切好都是党的和党的一切都是好的；同样，我们党也犯过错误，我们党内也有贪官污吏甚至混进个别败类，但民间的舆论也不应该把我们党看作一团漆黑、一骂就把整个党骂进去。应该是张三就是张三、李四就是李四，谁的事就是谁的事就是谁的事。毛主席反对李立三叫是在反党吗？小平同志文革中向毛主席写检讨是叛党吗？党员或普通民众对任何一名党员的政策与行为不理解或提出异议，都不应该被杀头、治罪。我声明：在我个人的话语里，涉及到“我们党”的“党”字时，多指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多数人整体。
我们渴望我们党的政党改革，能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葆青春。
二．中国改革的难点，是实行天下为公的宪政，是天下为公的法制和法治。其任务有三大方面：第一，天下为公宪法的制订。第二，独立而高素质的执法体系。第三，转变我们国家对宪法和法律的定位与观念：法律是全国上下都须遵守的规矩，既不是官府压迫百姓的工具，更不能异化为官员们的随心所欲。宪法和法律是高于执政权、高于官位、高于人权、高于私情、高于国家政策和地方法规的东西。真正落实和实践这些，是中国实行宪政与法治的最大政风困难与最大政治阻力。
《黄老帛书》曰：“法度者，正之至也”、“是非有分，以法断之”、“明王在上，而法行于国”。意思是：实行宪政和法治，是管理国家至高无上的政治原则；判断国家利益和国民间的是与非，法律是唯一的准绳；贤明的执政者在位，法律才能通行全国上下。孔子和儒家是主张以“礼”治国的。但孔子“礼”的主要内容是“法”，所以荀子说“礼，法之大分”。文革后期学术界的批判“尊儒反法”、搞“儒”“法”对立，从学术的角度看，并非是真法家在反真儒家。而是一场“黑猪骂乌鸦”、“乌龟反王八”的既无知于自身又无知于对方的“大批判”闹剧。粗略浏览一遍诸子百家之著作就会明白，儒墨与黄老、黄老儒墨与法家，在道哲学与天下为公的根本立场上是一致的。道哲学是根，儒墨“天下为公”是干，其余各家都是中华文化这棵大树上的枝杈。学者之间的对立性分歧，只如一群“瞎子摸象”般的胡吵乱嚷罢了。儒学中的“王道”，是指以道治世、依法治国，称之为“德政”；“霸道”是指以权欺法、以政代法，称之为“暴政”。《慎子·威德》中说：“法制礼仪所以立公义也”；《管子·任法》中说：“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德是法之母，法是德之剑。我国许多政治学者，把“德治”和“法治”对立论之的做法，第一是错误的，第二是认识不到专制主义之法为“非法”（黄宗羲）。所谓儒者“从道不从君”，是指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只拥护宪政和依法治国、仁德为民，而决不追随和帮凶残暴的专制势力与个人。专制主义的许多所谓“法”，都是违反和背离人性、人文化之法理原则与道德伦理之准则的。
宪法和法律之对于官民，既同是平等的保护又都是平等的约束。除专制主义的“宪法”与“法律”外，宪法和法律本不如马列的法学理论所说，只是由统治者专门搞出来强迫被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东西。毛主席时代，我们的宪法、法制和法治保护不了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那样的领袖；小平同志时代，我们不能发挥全党全民追求美好政治生活的热情与创造活力。都说明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同虚设。人民群众面对自己固有的权力被无视，根本束手无策、无可奈何。这么大一个国家，有着何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何等朗明的祖宗教诲，但多少年来，法律与政治问题好像仅仅是极少数人的“暗中”私事，连过去的聪明王朝也少有这样的局面。这些都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悲哀！都是我们的先进文化继续被埋没与被外来落后文化所挤占惹的祸，给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构成的反力与破坏是无法估量的。我国大陆一些贪官污吏的猖狂、我国台湾还出了个陈水扁，也都说明近现代的我国，法律对执政者和执法者的约束是最弱项、最为不够。天下为公的法理告诉我们，法律不仅应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公平管理，亦应表现为自下而上的有效监督。国家既应有官管民的法律，亦应有民管官的法律。尤其是民管官的法律，在中国，有可能比官管民的法律更重要。因为，在中国，好像已经是人人都知道做官好，有了权便用不着知道什么是法律。官场为了私有化的政权总是在搞法律为政治服务，而不是在搞长官意志与政策也都不得触犯公正的法律。
什么时候，宪法和法律成了我国上下共同制订、共同遵守、如官民相契约般恭而行之的东西，我国的宪政就真的到来了。
三．我国经济改革的重点，不是经济体制，而是生产经营政策与行为；不是经济体的私有还是公有性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而是我们的经济体在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和在怎样进行生产与经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制企业和公有制企业都构成资本，一切以膨胀资本为目的、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政策与行为，如过度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盘剥劳动者等，都叫资本主义、均须严厉铲除。反之，才是我们该有的经济秩序。毛主席时候，忽视个性、运动群众、部分官吏仰仗极权奴役群众的“大锅饭”不好；小平同志时代，一些贪官污吏与社会渣滓相勾结，大搞狼文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经济，坑国害民、遗祸后代，也不好。两种政策看似相反，其美中不足者，实质上都是非人本、非民本、非生态、唯“政绩”、为功业、唯GDP的，都违背了发展经济的福利当代、造福后代、人与人和人与大自然之“交相利”准则。都是由于带进了许多狼文化的、资本主义的内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不是如马列所说根子在私有制；而是资本主义的、以资本为本的生产经营理念、政策与行为。私有制、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三个不同的经济概念；三个概念的混淆，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学中一个很大的祸源。这个祸源的源头，来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和私有制这两个概念混同到一起。这样，就把资本主义的罪恶，错怪到了私有制身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全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落脚点，不是在否定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而只是在全盘否定私有制。这不是很偏激、很狭隘、很糊涂、很错误吗？如此，为什么不把《资本论》改名为《私有制论》呢？所以，后来才出现了苏东那样马列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的许多瞎折腾与胡来！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出现畸形的一个理论根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这样的理论为真理、为旗帜，喊起口号来热泪盈眶，做起事来不计后果，彻底暴露了这些同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无知与盲目。实质上，私有制也好、公有制也好、计划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只要是为着公益、坚持公平与正义，都同样无可非议，都同样不是资本主义；反之，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只要是一切为了资本的膨胀与最大利润，只要在搞以资本为本、黑砖窑、毒奶粉、污染环境、豆腐渣工程、虚拟经济盘剥等，都是在搞资本主义，都是对他人、对国家、对全人类和大自然的犯罪。追溯历史，避开“原始共产主义”不说，中国的夏商周、王莽改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不都是专政条件下的公有制为主体或全盘公有制吗？不都是苏东那样的“公有制吗？怎么能说只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就是一切都美好呢？这些东西可都不是闭着眼睛瞎说，因为都有白纸黑字的史实在那里摆着。中国的一些马列主义理论家对中国的理论与史实无兴趣，就是因为那是中国的——还会是好东西！回看现在，就改革开放以来的我们国家，无论是私有制的资本还是公有制的资本，还不同样如肉联厂里的屠刀——既可用于杀猪、宰羊，也可用于宰割我们的广大党员与普通民众！在我们的文化看来，只有用于“宰割”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生产经营政策与行为才叫资本主义；善良的私有制企业和善良的市场经济，只要他们坚持宁肯不赚钱也不祸国殃民，都是好的、都不叫资本主义。但看外国月亮看习惯了的我国当红经济学家们，搞起资本主义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闭起眼睛不看国家与百姓之苦，却只是自己象吃蜜一样甜滋滋的！良心何在呀？我们国家和人民在遭罪，要那些同外国资本家的比拼与数字有什么用呀？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主要表现为毒化国家和政府的经济政策与行为，象唯发展而发展、唯增长而增长、唯富豪榜而富豪榜、唯GDP而 GDP；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仅服务于少数人或“政府”的资本恶性膨胀，而且服务于政治家个人的疯狂恶作剧与功业欲。我国近几年提出人本理念的科学发展观，应该是正在纠正我国经济发展中这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渴望早一点淘汰这样的“硬道理”！中国的一个学术界“大人物”曾煞有介事的说，过去的西方搞过“资本的原始积累”，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不能搞呢？我要说：过去西方人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做过的坏事多了，我们都要学习、重做一遍吗？真是岂有此理！我们必须向全国和全世界严正公告我们的“交相利”、“见利思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经济原则：象“社会主义”一词的创始人——圣西门主义者那样，不反对私有制也不反对公有制、不反对计划经济也不反对市场经济！我们坚决反对的：只是以资本为本的不顾劳动者死活、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资本主义！这才是我们古老文明的经济原则，这才是近现代欧洲善良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原本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应该是这样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马列主义大教授不久前曾说：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原来从马克思开始到今天中国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还在“摸”着，一只手抓住政权硬硬的、另一只手再去“摸”经济，也硬硬的。这样的“科学社会主义”岂非既是伟大的谦虚又是伟大的儿戏？对中国的全党全民和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与社会来说，本该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钱可以不赚，但老百姓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命健康、安宁日子不能不要！因为，无论哪里的、可爱的孩子有米汤喝，也总比喝毒奶粉幸福得多啊？但我发现，我们的当红的经济学家与当红的改革家们却不是这样想和也不是这样做的！
我们党中央发展经济的原则是福利当代、造福后代，可下面的许多人却是反着干的！笔者在这里斗胆预言：国家长时间的“放于利而行”所造成的“多怨”，总有一天会报复到全社会！孔老夫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英明，是早已被中外俯拾皆是的史实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证明了的。做为中国人，怎么没有了一点这样的血液呢？同胞们呀，我们的经济改革，不可以反对合理的私有制和公正的市场经济，但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清除掉那些不要脸、不要良心的资本主义！西方“普世价值”中夹杂着的资本主义糟粕，是万万要不得的！
私有制或公有制让人们和经济规律自身去选择，我们的经济改革，只须把我们的经济政策、经济规则与经济秩序搞成公益的、“交相利”的和天下为公的！
四．我国改革所面对的形势较复杂。改革的方式最好是自上而下。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不改不行，不少人质疑现政治体制的法理性。但如何改？分歧就出来了。就我所闻，其说法主要有下面几种：
1、现有大格局、大原则、大方向不变，牢记小平同志的一百年不动摇，多渠道了解民意，碎步推进基层干部的科考与推选。
2、高举马列主义大旗，恢复和改进毛主席时候那样的官民关系、公有制和对外政策，把我国建设成国际共运的一块新型根据地。
3、模拟欧美那样的竞选政治和私有化经济，把中华民族“溶入”到欧美那样的“全球一体化”中去。
4、特色民主：居民选举党员、党员选举领导，打破重叠、消除臃肿，建立党政一体、司法相对独立的“选贤与能”国家领导机构。
5、特色宪政：让党享受立宪君主制那样的皇室待遇、并保留护国监政的权力，建立民选责任政府，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法制保障下的法治三者间的有机统一。
6、坚持党的领导，将竞争机制引入党内：由坚持毛主席路线、小平同志路线、第三种路线三种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通过在全党全民中平等竞选执政。
7、以大陆为根本，推施香港那样的法治、借鉴台湾那样的民主，实行大陆、港、澳、台各民族、各党派平等参与、“选贤与能”，建立我们党一向倡导的民主联合政府；或暂实行共、国两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和平竞选执政，实现我们国家真正的和平、民主与统一。坚决避免历史上因“兄弟阋墙”之内斗消耗，而外无以御其侮。毛主席说：“什么时候民主了，什么时候就统一了”。不知毛主席当年说给蒋介石政府听的话，放到今天是否仍然正确？
8、立足于中国不适合民选的国情，舍大同而求其反——实行名副其实的小康式“王道”政治，实现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强势振兴。因为：一党专政不如君主专制——前者享有特权的人太多；任期制不如终身制、“禅让”制不如世袭制——后者更有责任心、更有长远计划，百姓们也少养瘦虱。这看上去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反调”，但实际上更有利于全国上下言行一致、集中力量办一些大事情。
9、在已实行了六十年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净化、提升和加强我们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保持夺权时代老红军、老八路那样的是非观念与品格，重建“不入世俗纷争”那样的供给制政府，继续同社会上的各种坏现象作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农村则代表贫苦农民。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的属性、贞节与本色之一，就是无论在我们的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其自身都过着不超过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平均水准那样的共产主义“大锅饭”式生活。离开了同工人、农民的生活相等同，我们党就不再是中国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中的一部分；离开了我们党自身的“共产”生活率先垂范，我们就不再是共产主义者！
如上不同看法，究竟哪个最有利于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文化的兴旺与发达，有利于我们国民及后人生活的不断改善与安宁？我不清楚。但由于眼下贪官污吏们的恶行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经济的疯狂，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流泪——那颜色就象被污染的江河水——带着血！却属实情。大多数党团员干部和民众的心，都刀割一样疼。我也认为我们的党和国家对内对外不改革开放不行。
改革对全党全民来说是一种主动与非常规动态，而不是那种广大党员与民众被压抑、被压迫的循规蹈矩。否则，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力量从哪里来？国家与社会是由活着的、充满着创新活力的人民群众构成的，所以永远是发展的、进步的，正常情况下的稳定也是那种充满生机与生气的动态稳定，而不是那种人民群众只能俯首听命、绝对服从的静态稳定。马克思和毛主席都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少数人的利益与意志，代替不了人民力量这个动力。革命，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死寂”中的活力爆炸，是历史在用不得已的牺牲以换取飞跃性的突破，马列主义者称之为被压迫者的“盛大节日”；改革，是国家和社会的一种革命性官民互动，也是一种超常规、速变性秩序。回忆一下毛主席逝世后的“拨乱反正”和“开放搞活”，为什么没有人大搞“稳定压倒一切”呀？那一段时间的党心、民心与GDP怎样呀？真正忠诚于国家和民族振兴大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别人和改革自己的问题上，应该同样果决而坚定！在现阶段的我国，没有全党全民权与利的踊跃参与，任何进步的改革都不可能成功，或者可以说是骗人的；这是我们文化中的“天下为公”思想，也是一条人所共知的马列主义“群众观念”原理。
我们的改革既不同于王莽改制，也不同于王安石变法，而是全党全民的一场协同努力。那些以“稳定”为借口，阻挠和镇压党和人民改革积极性的贪官污吏们，既是反中华天下为公文化的，也是反马列主义的；既是人格上的道德败坏，也是法律或法理上的犯罪。
五．中国改革的总任务，是为中华文化和文明正名，是抛弃形形色色的狼文化，举起我们民族人文化的大旗。教条的、苏东式的马列社会主义旗帜不好，照抄照搬的、西方资本主义旗帜也不好，二者都显示着过多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狼文化内容。向以文明发达著称于世的中华民族，老是挑着并非美好的外来文化旗帜在中国的上空摇来晃去；上不能“继”我们文化辉煌之“往”，下无以“开”我们文化灿烂之“来”，所以必须抛弃。美利坚民族曾经血性地驱赶和屠杀过印第安人，但美利坚民族没有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俄罗斯历史上有过沙皇的残暴统治，但俄罗斯人那也没有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但有些中国同胞不同，他们看到中国过去多了几代皇帝、多了一些伪儒赃官，就把中华民族过去的一切看得一团漆黑，就只去对我们的历史骂个不停；在他们看来，没有西方价值观和马列主义的来到中国做做旗帜和祖宗，中国早就亡国灭种了！中国妇女早就不再会生孩子了似的。这是何等荒唐的逻辑呀？然而，这样的思维方法却早已习非成是的植根于我们许多国人的脑袋中。这些全是一些没有脊梁的知识分子，只会骂祖宗、骂同胞而不敢骂外国人造出的恶果。无论是全盘西化的“小右”哥们儿，还是全盘马化的“小左”网友，实质上都是在主张不要中华文化、或起码是反对中华民族应以中华文化为旗帜、为祖宗。而看不到今天的党中央，是何等的重视我们自己的文化，是何等急切地盼着我们自己文化的复兴与发扬光大。不信，浏览一眼铺天盖地的网文和我们各种媒体的宣传，有多少是中华人文化的内容，又有多少人在为中华文化的被压抑与被谩骂鸣不平呀？是我们的文化真的不好吗？我看不是。是我们的“选贤与能”人民民主不如苏修那样的一党专政？是我们的“交相利”经济不如资本主义那样的一切为了少数人发财？是我们的“等贵贱，均贫富”、“四海之内皆兄弟”价值观赶不上“拿来主义”的阶级论、自由平等？我看都不是。硬说是，就是象当年日伪保长那样的耍横、不讲理。对西方文化中的人文化部分，我们的有些同志称之为“普世价值观”，为什么我们文化中更根本的人文化内容就不准称之为“普世价值观”呢？世界上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文化部分对全人类来说不具“普世价值”呢？明明我们自己正确，可又偏偏不敢承认我们自己正确，这对我们自己公平吗？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真正的标志与灵魂，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当然也不例外。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其文化的泯灭又伴随着那个国家或民族兴旺发达的道理；而只存在着国亡尚可复、文化亡则民族亦不再矣！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与振兴，只能是我们更先进文化之复兴与振兴的结果，而不会是相反的！世界各国、各兄弟民族的文化中，都有先进的方面值得我们谦恭、虚心的去借鉴与学习；但决不能如邯郸学步，决不能如毛主席所说割断我们的历史、忘了祖宗。我们的政治经济改革只有一条路、一个方向是正确的：那就是复兴和振兴中国的天下为公更先进文化，高高举起我们自己的旗！
只有中华民族的天下为公文化，总结和继承了人类社会数百万年原始民主的天然优秀文明成果，概括和包容着当今人类社会学中一切先进成分。这是我们文化的最优势，世界其他兄弟民族均无可比拟。这也正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特色”在什么地方之唯一正确答案与道理。高举马列旗不是“中国特色”，大搞西方“普世价值”也不是中国特色。我们只有理直气壮、堂堂正正地认祖归宗，在全中国和向全世界大力推介与传播我们的天下为公文化，保护和发扬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挺起腰板坚持我们自己的正确，以我们更先进的价值观提升自己、影响世界，才能拿回我们的话语主动权、展示出我们民族的“特色”来，开辟出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真正美好的前途！一切以尚待完备的西方民主、“形左实右”的马列社会主义等外来文化为祖宗、为旗帜的做法，一切全盘西化、全盘马列化的主张，都是不正确的、都是真正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与民情的，都是不能真正将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引向复兴与光辉未来的！建国六十年了，我们既应总结进步与成就，亦应有一个全方位的回忆与对比。象阿Q那样，仅仅搞一通“看，我们也发展了”是不够的。实事求是的回忆和家实事求是的比一比，看一看我们到底还有那些落后与被动，才能找出“怎么办”的有效办法来，才是我们的国庆与改革需要议论的最大课题。
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必须以文化上的全方位改革与革命为前提与方向，将我们的天下为公文化与价值观，改革和革命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及每一个炎黄子孙闪光的魂灵。否则，就必然异化为对国家和人民随心所欲的的一场场瞎折腾。
《礼记·礼运》大同篇、“兼相爱，交相利”、“四海之内皆兄弟”；
毛泽东：“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使人类进到大同境遇”；
张角：“极大公平”、“尊卑大小皆如一”；
钟相：“等贵贱，均贫富”；
康有为：《大同书》、“人间公理”；
孙中山：“天下为公”、“三民主义”；
张君励、梁漱溟、郭沫若等：中国儒家社会主义；
如此等等，概括和展示着中华天下为公文化的发展主线与精华。有人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是偷我们的，这话缺少根据；但如果说中国的社会学在理论上几乎始终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则是一点也不为夸张的。我们的“选贤与能”不亚于西方的民主论、我们的“交相利”更优于唯利是图经济、我们的天下为公远胜于马列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不以这些为根本与旗帜，去招引与吸纳外部文化的先进成分，而硬要去以支离破碎的外来文化摧残我们自己的先进文化呢？我们只有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把我们的天下为公文化进一步筛选、提炼、取精、贯通、融合、汇聚，缓爆成一颗大改革的中华天下为公文化原子弹，使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与民族，在这人文化的大冲击波洗礼中获得真正的新生、涅槃、升华！才是眼前我们国家与民族的改革最好的抉择！
让中华人文化的旗帜首先在中国的上空高高飘扬起来！在全人类文化大融合的餐桌上，我们不谋求满桌都是中国味，但起码也应有一个中国文化的大盘菜吧？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