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宣民兄
李根蟠
十分高兴收到寒鸣给我寄来上中下三册《中国儒学发展史》，宣民兄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张罗的这个课题，终于在寒鸣的手中完成了。宣民兄在九泉之下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看到这厚厚的三册书，不禁想起我与宣民兄近四十年的交往，我们的交往确实非同一般。
宣民兄2001年初去世后，我撰写了如下一副挽联：
同窗同事同寓。待人输赤诚，张公德私谊，涵养有素。忆议论纵横，音容宛在，荡荡肝肠存古道。
亦友亦兄亦师。处世惟淡泊，为前贤晚学，奉献无遗。垂刚廉风范，精魄长留，殷殷肺腑惠后昆。
这副挽联概括了我与宣民兄的交往以及交往中的感受。
我于1958年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宣民1959年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我1963年大学毕业后调入中国农科院，这时宣民已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文革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于1980年底调到该院的经济研究所。1992年，我搬家到皀君庙中国社科院宿舍4号楼，当时，他往在四楼，我往在六楼。人的一生中，能成“同窗同事同寓”者几何？
1963年到北京后，通过同班同学卢钟锋（当时是侯外庐先生的研究生）拜访在历史所工作的老校友，这是我与宣民直接交往的开始。宣民为人热情，助人为乐，他像兄长一样关心我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传授治学经验。他对我谈到，侯外庐先生主张治学“走有成果的道路”。建议我选择同一领域的若干课题，一个个地做，做出成果，逐步形成体系。这些对我以后的学术生涯起了指导作用。当时，我把大学时的一篇习作请他指教，他看得非常认真，提了不少意见，鼓励我写成文章发表。遵照宣民的意见并在他的直接指导下， 1963年底1964年初，我在中阿友好公社劳动实习期间对文章作了两次大的修改。宣民替我联系了出版单位。最后又替我把清样呈交侯外庐先生和田昌五先生审阅，两位先生在清样上亲笔作了修改。我确实是把宣民兄看作老师，而且宣民兄是无愧这个“师”字的。现在又有多少老师对学生能做得如此到位呢？
宣民长期担任侯外老的助手，起草文稿，处理日常事务。这是默默无闻的奉献，宣民却甘之如饴。对后学的提携，我有亲身的体会，寒鸣也有很好的回忆，完全够得上“无私”二字。
宣民爱议论，谈锋颇健。作为一个学者，喜欢谈学术问题，对现实也很关心。而且性情耿直，敢说话，敢于批评不合理的现象。听他古今中外、议论风生的谈话，往往使人感受到其中蕴涵的哲理和正气。
宣民晚年家庭连遭厄难，又身患沉疴，心情是郁闷的。他刚直不阿，坚持与邪恶的东西做斗争。当时我是住得离他最近、又是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人。我深知他需要帮助、需要宣泄，对他的召唤基本上是有求必应。这是我们接触和交谈最多的时期。交谈也不限于如何应对家庭遇到的厄难，因为宣民并不孤立看待这种厄难，总是与社会联系起来思考，而且他始终没有忘怀他所酷爱的学术。在这一时期的交往中，我加深了对宣民的了解，也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
宣民晚年肺心病十分严重，他艰难地与疾病作顽强的搏斗。医生曾建议他做气管切开手术治疗，为了不影响研究工作，他拒绝了。有几次，甚至可以说他是从死神的手指缝中跑回来的。但他始终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疾病，无论如何困难，始终没有放弃研究工作，始终没有消磨对新事物的兴趣和敏感。为了给自己的研究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六十多岁的他在如此困难的境遇下还努力学习电脑操作。他使用电脑比我早，对我学电脑是一种推动。他认为他长期患病的肺脏有医学研究价值，嘱咐身后把肺脏捐献给医院，作为他最后的奉献。他的家人正是遵照他的遗愿这样做了。挽联中“殷殷肺腑惠后昆”，就是为此而发的。
作为一个正直的学者，宣民兄的一生是对社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在学术上不懈追求的一生。在他离开的八年多里，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脑际。在《中国儒学发展史》问世之际，仅以这篇小文寄托我无尽的哀思。
20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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