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渠首枢纽工程以都江鱼咀，飞沙堰和宝瓶口三部分为主干。鱼咀的作用是分流引水，控制岷江由峡谷进入平原的咽喉。在平原入口处江心河床上用竹笼盛石累成形同鱼咀的沙洲长堤，把岷江分为内外二江。内江用途是引水灌溉，流出都江堰后变为平原上多支分流的扇形水系，起着最主要的灌溉作用。外江则用于排洪，其水部分流入沱江。紧接鱼咀之后是金刚堤，堤的尾部筑有飞沙堰，它的作用是泄洪排洪。距飞沙堰200米处是宝瓶口，是由人工开凿出来的"离堆"，控制内江流量，使其内江进水量恰可供下游灌溉之用。如内江水量过大，则宝瓶口可起控制抬高水位的作用，使水越过飞沙堰泄人外江，保持水量的平衡。飞沙堰还起着利用江水直冲离堆而产生的横向漩流的力量自动横向排沙，向外江方向排出洪水中大量沙石的作用，据测算最多时可自动排出沙石98％。蜀中先民创造的这一水利工程的奇迹，是使得内江和宝瓶口以下渠道不致被沙石淤填，使得都江堰渠首工程不需用大量人力清淤就可以连续使用数千年的重要保证。为了观测水位，李冰立了三个石人于水中，"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水经注·江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则。李冰还采用了竹笼装石技术作为筑堤护岸实施岁修的手段，这种以多层竹笼卵石来减轻水势的以柔克刚办法一直使用了两千多年。为调节内外江流量的合理分配，李冰还发明了杩杈与羊圈调节水量的技术，这种技术也一直使用了两千多年，起着水闸的作用。据传李冰根据治水经验还总结出了都江堰维修原则的"深淘滩，浅包堰"的六字诀，至今惠益成都平原水利系统。后人将六字诀发展为治水三字经60字，刻在纪念李冰的专祠二王庙的墙壁上，这是两千多年治水经验的结晶。
成都二江（府河和南河）是成都城市的生命线，是成都文化萌芽和滥觞的摇篮，其开穿治理成功也是李冰的功劳。《史记》载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司马迁盛赞他引水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直到今天，都江堰灌区已扩大到一千万亩以上，都江堰和二江还仍然是成都城市生态、生产和生活的命脉。因其嘉惠后人，对城市起着因水而生、因水而荣的巨大作用，二江被历代文人赞誉为"锦江"。
后人为纪念李冰及其子二郎治水的功劳，在都江堰修建有"二王庙"，在四川各地建有"川主庙"，把李冰尊奉为"川主"。今阿坝羌族地区有二郎为羌王的传说，李冰父子也可能是羌人，至少都江堰的修建是羌族与汉族先民联合开发的结果。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成功，促成了巴蜀地区秦汉时期农业的高度发展，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又在灌口分流，实施分内江水为蒲阳河，灌溉今天彭州一带土地的水利工程，扩大了都江堰的灌溉面积，灌口也因春耕时需水如金，被叫做"金灌口"。汉代的成都平原由于灌溉的保证、铁器的使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农业生产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农产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水稻亩收可达30 斛至50斛，大约相当于今天亩产780斤至1160 斤，而当时全国中等土地种栗，一般仅得三、四斛，其粮食亩产量仅为成都平原的十分之一。
在汉代四川画像砖上，对于农业生产有生动的反映。再加各种陶俑和陶塑，则是巴蜀园艺、畜牧、家畜、养鱼等副业发达的文化反映。这与《华阳国志》说：巴郡"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蜀郡"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的文献记载，正可互相印证。
巴蜀农业在唐宋时期仍保持着"天府之国"的地位，享有"扬一益二"的美誉。唐人陈子昂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宝，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在唐代，剑南西川是全国诸州中最富庶的地区，是唐朝的重要财源地，在安史之乱之后，剑南西川和东川的税收财赋占唐朝国库收人的三分之二，可见其在全国经济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说它是聚集了天下珍宝的"国家之宝库"，是"人富粟多，可兼济中国"的粮食基地，应该不是虚誉。宋代的巴蜀农业发展程度不低于唐代，仍然是全国最重要的稻米产区"蜀地膏腴，亩千金，无闲田以葬"，（《宋史》卷344 （王觌传））。南宋时期，川峡四路负担全国军粮总数的三分之一，仅由此就可见巴蜀粮产之丰富，府库之充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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