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华尔街的破产，美国神话轰然倒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顿时失去了主心骨，而不得不在迷茫中寻找新的支柱，于是民族主义的旗帜便悄悄的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新左派的春天提前来临了。在2009年的5-6月份，新左派的大佬们团聚一堂，达成了共同协议，挺胡打温，突出边疆问题，妄图以民族矛盾压制阶级矛盾，依靠金融垄断资本，实现富国强兵的美梦。
但是，如我们所知道的，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民族主义从来都是个末流的概念，新左派大佬们的民族主义概念完全是西夷的输入，不仅不合体，还在新左派的削足适履过程中被阉割，只余下空洞的概念，而失去了附加在民族差别之上的政治经济主张，进而也丧失了民族主义在西夷底层组织动员上的积极性。而真是这种底层组织动员上的作用，才是西夷建立霸权的根基。新左派的民族主义，已经蜕化为国家的威权主义，民族区分不再是统治民族的福利，而是愚民的工具，对底层劳工分而治之的权谋。
中西方文化的分野，首先基于生活方式的差异，中国的文化首先是基于农业文明的扩展，一切愿意归附农业文明的种族，都可以归属到中华文化圈，一切愿意尊重中华农业文明的种族，都可以纳入中华文化的朝贡体系，这就是春秋时代的五服天子制度。这是一种以我为主，宽容开放，自信豁达的文明，这种博大的文明被抽象成天下的概念，一切愿意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的苍生，都是天子治下的化民，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
天子制度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经扩散到全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种族间的争斗已经变得越来越激烈，全世界范围内，种族灭绝的战争延绵不断，而中国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下，农业文明暂时取得了压倒性优势，而农业文明本身的内敛保守，就决定了中华大地普遍的和平需求，更重要的是，农业严重依赖于天文历法的进步，而天文历法有依赖于专业的群体，在广阔的地理范围内严谨的协作。这就为天子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正是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天子为天下苍生服务的政治伦理，决定了中华文明是基于农业文明，而不是基于种族特权的政治伦理。天子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化解种族间的冲突，也正是这一制度划时代的历史意义，造就了中华民族领先于世界直到明清的根基。相对于中华天子制度，西方基督教所谓文明不过是人类历史真正恐怖的黑暗时代，而这也是航海大发现之前，中西方普遍的共识。
天子治下的国家，只不过是家庭结构的扩大化。遵从血族的区分，以及繁盛程度，天下被划分成伯侯子男若干等级的独立国家，每个国家又被划分为若干个独立的大夫。无任是天子还是国君，抑或是大夫，都尊崇家庭的长子继承制度，形成自然的家国政治。而家国政治的核心是社稷，长子的继承人法理，完全建立在延续社稷的神圣任务之上。而借组社稷的概念，又特显了天下的概念，因为使得社稷得以延续的唯一办法便是以天下为己任，抑强扶弱，平衡各方利益，创造和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家国政治与天子秩序的和谐统一，正是基于这个社稷的概念，而社稷的概念背后，正是中华民族的天下观。
在中华文明的视野中，民众是不用承担对国家的责任的，除非国家的危机会引发天下的危机，所以既有“国家之事，肉食者谋之”的说法，又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两种说法浑然一体，形成了中国老百姓特有的文化特质与承担，也正是这份文化特质与承担，造就了中国家国政治的天下道义长久不衰，形成了对天子、国君、大夫天下责任的强烈导向。有道之君，天下共守之，无道之君，天下共伐之，中国人正是在天下的和谐观中，进退自如，进而使得中华文明千年不坠。
也正是基于这种对天下的认识，使得民众超越了国家的概念，而保持了自身的纯真，进而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文化，老子总结为持身三宝，也就是“慈、俭、不为天下先”，所谓俭，所谓不为天下先，都是讲韧性，都是讲器长，今天的中国，依然不缺少韧性，依然不缺少器长，所谓今天我更多的要讲“慈”。所谓慈，即爱人，爱天下之人，所谓天下之人，即彼此不加侵害，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老子说，“慈，故能勇”，“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 就是说，只要保持慈的特质，就会有天下的胸怀，天子有道，则退而耕，天子无道，则起而抗暴，慈的力量胜于一切力量，慈的力量就是决定天下兴亡的力量。只要心中还洋溢着对父母兄弟的爱，那么总有一天，他就会变成摧枯拉朽的力量，而改变天下的大势。中华民族屡次限于危难，都不是靠儒家知识分子，不是靠先进的理论来救天下之亡的，中华民族的不朽，在于中华文化的天下观，在中国农民中的数千年沉淀，在于中国农民永不磨灭的慈爱之心。所以老子又说，“天将救之，以慈卫之”。从这一层面上说，中华民族在今天的危难，首先在于现代科学神教对传统的冲击，在于西方说教对中国农民的蔑视，在于所谓“小农思想”的种种污蔑，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必须要正视农民的苦难，正视农民工在城里的一切不平等，用慈爱之心武装自己，联合一切志在救亡的同志，逆转天下的大势，中国的青年农民必须放弃对贵族乃至清流知识分子的幻想，必须明白世界的拯救者其实就是你们自己，必须带着自信，昂首打破城市特权的枷锁，正大光明的做城市的新主人。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群体，他们不仅具有广阔的天下观，更在精致的生产过程锻炼出先进的思维方法与科学理念，每一个农民都算得上优秀的科学家、工艺师，他们不仅要用科学的方法在每一道工序上精益求精，更统领全部的生产流程，进而发展出一流的大局观，而农业的保守型，更锻炼出优雅从容的心智，这样的群体，怎么赞美都不为过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所描述的黑暗时代愚昧的欧洲农民，小农意识的说辞更是风牛马不相及。马克思所描述的小农意识固然表现出黑暗时代欧洲农民的狭隘，但也更接近于中国历史上一直批判的小市民市侩，而正是这种小市民市侩，在传统城市工人中蔓延，可怜的城市工人对自己的狭隘浑然不见，却用马克思所描述的无产阶级先进性来欺骗自己，可是，马克思所描述的无产阶级先进性，正是基于破产的农民，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农民工群体之上。一切最求进步的青年，都要抛弃陈腐的说教，在中华文明的广阔视角中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寻找救亡的主力。
回到现实，也正是中华天子秩序的传统，决定了民族主义的无力，也正是中华文明广阔的天下观，决定了国家威权主义的破产，一切救亡的努力，都必须回归天下的视野，回到受压迫最深，而最先进最有前途的群体——农民身上来，回到背井离乡在城市里漂泊的农民工身上来，这才是真正的天下，未来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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