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郡县制度与秦汉帝国霸业
现代人最喜欢谈现代性，但是真正懂现代性的并不多，甚至，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夷强盛的背景下，将黑暗的欧洲当成现代性的基石，这就非常荒谬了，抛开西方中心主义的灌输，其实我们不难发现，现代性的一切特征，都可以在秦汉的郡县制中找到注脚，可以豪不夸张的说，郡县制是现代政治的开端。
当整个欧洲还处于种族仇杀的黑暗时代时，中华文明已经在天子秩序下，取得了和平发展的伟大机遇，但也正是这份和平发展，带了深刻的生产力冲击，天子制度创造的和平，是在一种力量相对平衡基础上的共同契约，但并没有改变传统血族基础上的独立领主（国君、大夫）权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力量的平衡被打破，独立的领主之间，就必然会爆发吞并性质的战争，周天子的军队一旦失利，天子秩序的权威就会逐步瓦解，战国时代不可避免的到来了。
天子秩序的瓦解，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天下观的消亡，不管是天子，还是后续的帝国，只有在天下的概念下，才可能生根发芽，英勇无畏，开放包容的中国人没有停滞不前，他们用郡县制的现代政治粉碎了传统战争的根源，用郡县制基础上的皇权，粉碎了传统的领主权利，从多元的等级政治秩序，革新为皇权基础上的扁平政治架构，大大的节省了统治成本，适应了农业文明的发展需要。于此同时，削弱了地方势力，减少了内部战争的危险与损耗，也为抵制西戎北狄游牧民族的进攻，创造了历史条件，所谓大汉雄风没有郡县制革命是不可想象的。
郡县制的根本意义还不在于此，郡县制打破了传统领主特权，为全国大市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而传统农民在摆脱旧领主的人身控制之后，也发挥出巨大的生产积极性，他们第一次从底层产生了生产革新的冲动，因为，他们的所得不再是领主的恩典，而是国家地租之后的剩余，如果将这种国家地租视为现代国家的税收，那么我们可以事实上认为这些传统农民已经掌握了土地的所有权，他们已经破天荒的成为独立的生产机构，而不再是具有人身依附的农奴。
郡县制革命符合一切历史进步性要素，也事实上成为一切现代国家的典范。欧洲从黑暗时代，过渡到现代民族国家，也是在内部实现郡县制革命的过程，现代国家的本质就在于郡县制。
自伪满末期开始，中国最深刻的危机便是郡县制瓦解，军阀割据再生的祸害，这一状况直到红朝建立，才开始改观。并以此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土地革命与工业化进程，从而摆脱了落后农业国的附属地位，成为新兴工业强国。
但是，这一历程在最近的30年内发生了逆转，贵族们打着改革开放的名义，放弃自主工业化路线，与之相匹配的便是在政治上放权，进而使得诸侯坐大，危机郡县制的根基，特别是朱-镕-基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的压力迫使地方诸侯不得不行动起来，建立反动腐朽透顶的士绅黑社会基层统治，以行政垄断地方市场，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破坏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更有甚者，各地以招商引资的名义，以税收优惠为诱饵，以恶性竞争的方式，展开对资本的争夺，进而使得整个国家丧失了对资本力量的控制能力，使郡县制形同虚设。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郡县制国家，沦落为野蛮落后的诸侯联邦，理想主义的政客早已经失去了生存空间，党代，人大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已经彻底沦落为腐朽的官商联合分赃会，党国已经彻底丧失了调节政治力量平衡，自我革新的能力，甚至连实行扁平化的政治变革，降低统治成本的能力都已经丧失。此时，一场深刻的政治风暴已经不可避免，来自基层的民权革命与来自高层的民主革命将交汇激荡，直到新的政治体系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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