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不都是儒家有本质区别

对于儒者，很多人都存在误解。需要区别对待。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政治智囊、军事参议、外交使节、思想精英、文教师长而活跃于天地翻覆的历史舞台上的士，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表现出自己强烈的独立意志，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群体人格。“士”本处于西周宗法制度下统治阶级的最底层，春秋、战国之世“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大改组，将之从沉重的宗法制枷锁中解脱出来，在社会身份上获得独立的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拥有专门文化知识并以脑力劳动为特点的社会阶层。

中国之士，不同于日本之武士，应该是具有一定文化的自耕农一类的人，可以成为“四大公子”或吕不韦的豢养之士，但他们因为有较高的人格自立，并不依赖于权贵。这就是不同于日本“武士”之处。

真正的文化人必然要学习一下历史经典。这样，这些有文化的人就成为所谓的“儒者之风”的人们。儒者并不都是儒家的范畴。有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儒家”的人。所以，把历史上有学问、有著述的人都归于“儒家”是极大的错误。

有感于一般士人或求声名而著书立说，期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或求富贵而奔竞仕途，期以加官增禄、封妻荫子，陆九渊指出修道之人的人生目标是道德的自我完善，做道德上的完人就不应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也不必追求个人的作为。他说：“此道非争竞务进者能知，惟静者可入。”“不曾过得‘私’一关，终难入德。”（《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　　

这也正是所谓知识分子的柔弱的原因。总是沉浸在自我完善的小圈子里，难成大事。那些所谓的精英们，不过是一群旁门左道的势利小人而已。哪里还有什么真正的人心可言。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告子下》）绝非迂腐书生的口出狂言，而应看作士群体博大胸怀与高远志向的自白。

儒、墨两家纷争不已，“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齐物论》），成为“世之显学”（《韩非子·显学》）。关键是儒家的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鼓吹修养功夫，企图为帝王师；而墨家更多的是维护人间大义，兴利除害，讲究的是大多数人的进步。这就是两个学派的阶级立场决定他们的不同风格和仁政方针的本质不同。

“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要真正干革命的能者，不是吹打弹拉的吹鼓手。儒家的出身就是吹鼓手，信乎哉。因为他们的祖师爷孔老二就是以鼓吹“仁政”欺名盗世的“丧家狗”，正式各国诸侯国君看不到他的好处，没有凝聚力，当然不会给他一个家，豢养他犬吠了。那些能豢养的欺名盗世之徒，最起码也说毛遂之类，荆轲一般。

陆九渊的学说思想不仅顺应了儒家经学思想发展的潮流，而是完全是依循着先秦孟子思想传统发展而来的。他信守孟子“先立乎其大”之语，不为别人的嘲讽所动，说：“近有议吾者云：‘除了先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吾闻之曰：‘诚然。’”其所以如此信守孟子“先立乎其大”之语，乃因其力倡“发明本心”，自作主宰。全无伎俩不行，没有凝聚力不行，没有科学的理论实践更不行。这就是历史的考验。　　

不要轻信所谓知识分子的精英之口惠。更不要轻信掌握“话语权”的媒体大腕的悠忽。阶级的利益必须依靠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政党和枪杆子来获取，靠革命组织来保证。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给人们的经验教训。　　

知识分子必须与人民群众的革命利益相结合，必须实现自身的共产主义革命。只有如此，才不愧为是真正的文化人、革命的知识分子、人类真正的良心、人民群众革命的带头人。真正的革命者不同于唯利是图的小人，他们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