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是“一筐烂柿子”吗？！
——评袁腾飞历史虚无主义史观
70年代出生的青年历史教师袁腾飞，借着一股商业娱乐炒作“趣说历史”之俗风，被戴上“史上最牛的历史教师”桂冠，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一夜间俨然成了“中国历史权威”。
8月18日他在“新浪博客”“官网”上发了一篇《回答部分网友的问题》文，其中在回答“您最喜欢的古代王朝是哪个朝代？”时，讲了这么一段话：
“中国古代都是君主专制，与近代以来的民主政体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不管是哪个朝代，其本质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可以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君主专制就像一筐烂柿子，即使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比如宋朝，确实开明一些，君臣共治的味道比较浓烈一些，但它也只是这筐柿子中的一个而已。”把这段话简化一下，就是：
中国古代史——都是君主专制制——一筐烂柿子——确实开明一些的宋朝——终究还是烂柿子一只——都可以带着批判（否定）的眼光来看待。
这就是袁老师“研究”中国古代史后得出的结论，也是他独创的袁氏“烂柿子论”历史观。这样，自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开始，直至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的整部中国史，一概成了“一筐烂柿子”！
“烂柿子”是什么？即腐烂了的柿子。柿子是一种水果，有营养价值、味美，它的功能就是让人吃的。腐烂了的柿子不仅没有营养，而且只能是一口烂味，吃了当然还会损害健康，因此，“烂柿子”是不能吃的，它是不折不扣的废物，是标准的垃圾。
袁老师把整个一部中国王朝史，看作是“一筐烂柿子”，无疑把整个中国古代史给彻底否定了。这是什么史观呢？谁都知道，这是一种地道的历史虚无主义。那么，袁老师的这一史观对不对呢？结论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只要不是白痴，谁都知道：中国古代史是一部世界公认的文明史，是对整个世界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文明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是没有中国古代这么一部王朝史，就不可能会有今天这么一个文明世界！因为近代的世界文明，正是在包括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下面是世界公认的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评述，对袁某来说，也许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也许他根本就不愿去“读懂”，否则他怎会陷入如今的尴尬？那么，还是请他重温一下吧：
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近代实验科学家的始祖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也指出：“如果想看看各种发明的力量、作用，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新近发明的印刷、火药、指南针。因为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第一种在文学上，第二种在战争中，第三种在航海上。从那里接着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变化是这么之大，以至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学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现在许多人都崇拜西方近代文明，对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国文明往往不屑一顾，殊不知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不能割裂的，近代西方文明恰恰是在吸收古代东方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和培根都是真正的学者。他们所以都把中国的“三大发明”，看作是近代欧洲文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这并不是他们对中国文明有什么偏爱，而仅仅是科学地实事求是对待历史。因为事实就是这样：没有中国古代文明的贡献，就不会有如今的近代世界文明。
以往讲中国文明，老生常谈的是“四大发明”，其实何至如此。
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曾经轰动西方学界。全书七大卷（原版分为二十分册出版），李约瑟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全面而又系统地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展示了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科技方面的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他的结论是：“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书中分列了中国传入西方的26项技术，为什么是26项呢，那是因为李约瑟用完了从A到Z排序的26个字母，所以被称为“26项技术”。此后，又有美国学者坦普尔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详细描述了“中国领先于世界”、“西方受惠于中国”的中国古代100项技术发明。
不仅是自然科学领域，即使在社会科学领域，古代中华文明同样对世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黑格尔认为：“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他认为，孔子是中国主要的哲学家，他的著作传到欧洲之后，“在莱布尼茨时代曾轰动一时”。孔子的道德学说曾“受到哪些熟悉基督教道德的人们最大的称颂和对它的优越性的承认”。
德国的另一位思想家莱布尼茨，对中国的易学的哲学思想给以高度评价，他和白晋（明、清之交来华传教士）共同发现了中国《易经》卦爻的二进位制的排列问题。莱布尼茨还把程朱理学——新儒学，当作其创立古典哲学的某种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
被称为“欧洲孔子”的法国学者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深受儒学影响，他对于中国《论语》的评价是：“一部《论语》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他称颂孔子学说，并作诗赞美：“他使世人不惑，启发了人心；他说圣人之道，决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谁知到处使人相信，也使得本国深深的爱好。”他特别赞美中国古代对宗教思想的宽容，能听任不同宗教的共存与发展。
启蒙运动中的“百科全书派”思想家狄德罗说过：“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据一部分学者的意见，他们所有的优点甚至可以和欧洲最开明的民族抗争。”
看了以上这些近代欧洲思想家对古代中国文明（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成果）的评述，不知道袁老师作何感想？为什么这些欧洲学者会对中国的古代文明作如此崇高的评价呢？他们不会都是傻瓜吧，难道他们都把“烂柿子”当珍宝了！
那么，究竟是谁错了呢？是人家把我们的“烂柿子”当作了珍宝，还是袁老师把自家的珍宝当作了“烂柿子”？ 显然，错的只能是后者。是袁老师不在乎自己的祖宗，才会把家传的珍宝当作“烂柿子”，这就难免会做“败家子”。其所以如此，袁老师至少是犯下了两大错误：
其一，袁老师身为历史教师，却不知道“历史是什么？”以致掉入了一个非历史主义的泥坑。
历史是什么？人类以往过程的记载也，是“过去”。既然是过去了的历史，不是现实的今天，因此就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评判历史，只能用历史的眼光来评价历史，这就叫历史主义。
用历史主义看问题，古代历史上的“君主专制”体制，并不像袁老师讲的那样是一筐“烂柿子”；相反，恰恰是古代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君主专制”政体在古代绝不是什么“烂柿子”，而是天经地义的、合理的政治制度。
其实，何止是古代东方的政体是“君主专制”，就是在古代西方，除了希腊时期的雅典，有过短暂的约250余年（起自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迄于前338年马其顿征服希腊）的奴隶主民主政体（仅占总人口1/10有选举权，90%居民被剥夺了选举权）特例外，几乎再无一国家、再无时间出现过什么“民主”政体（罗马共和国也空有其名，实际上是奴隶主寡头政体）。整个中世纪，欧洲盛行的就是君主专制政体。不知道袁老师是否了解这些历史？如若不知，望能补上一课。
既然在整个古代世界史上，普遍地实行的是“君主专制”政体，那么，袁老师又凭什么要“批判”中国古代存在的“君主专制”是“一筐烂柿子”呢？又凭什么可以认为，西方的“君主专制”就不是“烂柿子”了呢？如果是的话，那岂不是整个世界古代史都是“一筐烂柿子”了吗？既然全是“烂柿子”，那袁老师的“批判”还有什么意义呢？
其二，袁老师的又一个错误，就是缺少辩证思维。作为历史教师，其实最应该懂得一些辩证法，须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利弊，都有其两面性。凡是讲历史的，尤其应讲究这一点，必须历史地、全面地、联系地来分析问题，绝不能搞片面性。
在我国古代，正是“君主专制”政体保证了国家从分裂走向的统一，并保证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正是“君主专制”政体保证了古代经济的发展，并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正是“君主专制”政体保证了文化、科技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并使中国的发展能长期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也正是“君主专制”政体保证了我国历史绵延不断地发展，成为现今世界上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国家。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了解了中国独特的历史以后，曾在他的著作《真正的战争》中，发出过如下的感慨：历史上的许多大国，都匆匆而过，“其它国家来而复去，其它帝国由兴而亡”，惟独中国“能与世长存”！
到了20世纪，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在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后，越来越显示其腐朽性的一面，终于走到了它的反面，被时代所淘汰。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埋葬了这一专制政体，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然而，百足之虫，至死不僵。针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今天我们应该继续对其进行批判，但必须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决不能搞全盘否定，决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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