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希言自然，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
[原文]
希言自然。
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孰为此？天地而弗能久，又况于人乎？
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德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
[注释]
1、希：同“稀”，少。言：言语。
2、终：整个。又况：何况。
3、道者同于道：按照道的规律办事，就是合乎于道。
4、德者同于德：按照德的规范办事，就是合乎于德。
5、失者同于失：不按照道的规律或德的规范办事，就是失道或失德。
6、同于德者，道亦德之：后一个“德”，同“得”，获得，事件做对了，成功了。 按照德的规范办事的人，就会得到“道”的帮助。
7、同于失者，道亦失之：后一个“失”，丧失，事件做错了，没有成功。违背道德规律规范的人，就会失去“道”的帮助。
[译文]
少言寡语，顺其自然。
狂风刮不了整个早晨，暴雨下不了一整天。谁使它们这样的呢？（当然是天地造化而成的。）天地的狂风暴雨的力量尚且不能持久，又何况人呢？
所以当人们按照道的规律办事，就合乎于道；按照德的规范办事，就合乎于德；不按照道的规律或德的规范办事，就是失道或失德。办事合乎于德的人，道就会帮助他获得成功。办事不合乎于德的人，道就会抛弃他，无法取得成功。
[评述]
老子开头就提出本章的主旨“希言自然”，与第十七章“猷兮，其贵言也。功成遂事，百姓皆谓我自然”（作为君主啊，遇事一定要深思熟虑，从来不肯随便发号施令。功业成就了，事件办好了，百姓不会去想是出于君主所赐，而是认为君主顺乎了自然，事件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表达的是同一意思，同时又与第五章“多闻数穷，不如守中”（见多识广，多施政令，只能加速失败，不如保持内心的清虚无为。）成鲜明的反比，表述了顺其自然，少施政令，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思想。
老子以自然界的狂风暴风盛极而衰，不能持久为例，由小喻大，由自然现象比喻人事：自然现象是这样，人类社会一切的现象，包括：国家组织，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法律条文、文化观念、伦理道德等等也是这样，不能避免自然飘零的必然结局。
自从汉武帝搞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革命，给了儒家学说所谓的官方地位，作为可以用于思想上对人们进行怀柔中和的手段后，受到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尤其是北宋时期，经程朱两位老大人的超级发挥，儒家学说终于成为中华传统文化舞台上独领风骚的垄断文化，而中国的国家从道法兵儒四法治国，开始了儒子（文人）治国的时期。从此中国开始走向外交无智，外战无力，内损不止的下流文化。
凡是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两宋历史是中国处于西夏，辽，金和蒙元与汉族政权宋的并立时期，由文人担纲的所谓大宋，经济文化上繁荣无比，政治军事上却处处被动挨打，割地赔款那是家常便饭。由一代少数民族伟人康熙统一的中国，到了其三代之后的道光皇帝开始，被儒家文化熏陶的满族的子孙彻底丧失了草原民族的野性，再次使中国陷入割地赔款的下流之国。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强盛朝代如汉唐明清四朝，无不是从道法武功文化四方面入手，从而取得国家的繁荣强大。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整体把握而疏于局部分析，注重事务的系统性关系而疏于细致研究，更喜欢比喻而不善于推理。在中国人眼里一般事务没有绝对真理，“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变”，例如周易阴阳学说讲的就是阴阳转化，物极必返。孔子通过对周礼和易经的研究搞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中庸之道，一个就是仁礼道德。又如黄老学说则讲究要循天道去行人道，搞了个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所以说周易阴阳说和黄老学说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而不是所谓的儒家学说。
对用兵打仗感兴趣的人不可不看《孙子兵法》，那是一本无论从政治大局观还是用兵方略都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兵家圣典。其理论基础就是来自《易经》和黄老学说。
中国二千多年的所谓封建社会实质是一个标准的天人合一的，重农轻商的，自给自足的，无为而治的小民自治社会。中间朝代变更，大多数因为土地兼造成社会贫富严重分化，加上天灾人祸，最终导致民不聊生，激起民变而改朝换代的。
孔子说“吾从周”，其实并不现实。在私有化大潮席卷下的春秋乱世，舍却了西周实行的具有公有制性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井田制的背景，注定了他一生无法实现其主张的仁礼治国思想，不得以已著书立说，并以教书为业，办了个民间干部管理学院。历史机缘，中国终于又走向一统，仁礼学说被董仲舒改造后终于有了用武之处，被历代圣人（皇帝）用于从文化思想上的统一国家人民的工具。当儒家学说成了天下读书人求官发财的唯一出路后，孔子被后世掌握社会话语权的精英（儒生）尊为圣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果你通晓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在从拔乱返正的过程中，基本没有信奉儒学人的身影。而一旦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儒生们就影影绰绰了。当中国社会慢慢地又从治到乱，儒生们身影又稀少了。对于求稳定的国家，儒学是有利文化思想统治工具，对天下以读书为官，为谋生手段的儒生们来说，他们只能是和平时代的应声虫，他们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是注定了的。
当然也有乱世坚持儒家忠义礼智信五大戒律原则的，如方孝儒，最终被明成祖灭了十族，从此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真正的儒生消失了，剩下的都是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说透了，儒家学说营造的并不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和谐社会，而是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社会关系的阶段学说，是私有化条件下统治者意志下的东西。
秉性自然的蒙古人建立元朝后，将儒生列于“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中的“臭老九”位置是不无道理的。
从商周开始，“逆取顺守”成为夺取政权的指导性思想。武王伐纣，属于造反，属于“逆”。《周书》记载武王理由是“逆取顺守，保大定功，安民和众”。《尚书》赞曰：“汤顺天应人，逆取顺守”。而孔子虽然号称要从周，却在论语中说“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的意思是：仗打得还真不错，可是不该动武。因此孔子的仁礼学说只能是和平时期才会被执政者用于宣传和怀柔的思想。“替天行道”、“逆取顺守”本质上是道家思想，对儒生来说，“秀才造反，”不仅仅是能力问题，根本上就是没有动力的源泉。但儒生做帮凶倒是完全合适的，我前面曾经面举过孔子利用权力和制度诛杀少正卯的故事堪称经典案例。
可见儒生们口中的君子实质是当官的处于权力阶层的人，决不是同讲仁礼的平头百姓。如果说孔子利用权力杀人，因为年代久远，还能自圆其说。那么南宋的抗金英雄岳飞，虽然侥幸没有死于宋金冲突的战场，但却困于“精忠报国”的儒训，死于文弱的满腹经纶的儒生宰相秦桧之手，则实在是讲不通了。好在读书人就是心眼多，从不说秦桧文采出众，因儒得官，直接将其打入奸臣行列，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事。
儒生们总是拿秦始皇“焚书坑儒”说事，认为那个是钳制言论自由，是搞文化恐怖。其实历史真实情况是，方士卢生等说能给秦始皇找到长生不老药，而参与这件事的有四百多儒生，最后卢生不能兑现选择了逃命。秦始皇因此大怒，把涉案人全部抓起来砍了头，其中包括涉案的方士和儒生们。烧的书包括儒家、方家等很多学说，而道家和法家一本书也没有烧，因为秦自孝公以后秦国就以法家和道家治国。这种事若放到任何一个君主专制的社会都是死罪，没有大搞如清朝的“文字狱”就已经是非常的仁慈了。
后来儒家当道，悄悄擦去不光彩的一面，把自己描绘成历史受害者。这一点与现在的文人们很像，因为当年上山下乡接受劳动改造，或被公有制国家在文化大革命进行强行洗脑，失权失势失去了高人一等的地位，一旦翻身以后，当然反攻倒算，以被无知的低贱的劳动人民教育为耻，进而喋喋不休，指桑骂怀，颠倒黑白，企图愚弄年轻一代。
我从来不相信一个在经济上以依附别人为生的文人，会有其人格的独立性。这种人要么在公有制社会做人民群众的同路人，要么在私有化社会做权贵富人的走狗，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
所谓民族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思维方式，小到个人、家庭，中到一团体、一地方，大到一民族、一国家，关系甚大。我们每个人是在出生后，无不受自己所处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人们如何处理这些生产生活关系的影响，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环境。所谓“孟母三迁”，不是搬家那么简单，那是伟大的母亲在给孩子换环境，换一个她认为对孩子成长有利的环境。我们今天的城市父母们为了给孩子上一个所谓教学质量高的学校忙着搬家恐怕也是这个心思。不可取的是，所谓的教学质量高不应该成为核心，而应该关注的是是教学的内容，又如我们考大学时填志愿非常重要，对专业的取舍直接关系到毕业后就业情况。悲哀地是，今天，经济无比繁荣的今天，大多数父母们给孩子选学校是为了升学率，选专业仅仅是为了就业，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东西了。社会给予我们的生存方式是那么狭窄，从上学到毕业，十几年的辛苦就是为了一个事－就业，用不顺耳地词就是打工，还有什么文化可言，还谈什么国家强盛。
经济繁荣不代表不被动挨打。公元后184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经济总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还不是割地赔款，沦为半殖民地。
少数人富起来，带动大多数人富裕起来。本质上是为私有化做借口。在某一特殊阶段或许可能，但最终必须导致贫富分化，社会不稳。和谐社会的目标只有在贫富不分化严重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所谓公有制社会，是以生产生活资料的全民或集体占有，分配相对公平的社会，没有所谓先富后富理论的物质基础，不可能提这种低水平的口号。
所谓搞市场经济可以使国家强盛根本就是一个弥天大谎，结果只能是先富起来的人想更富裕，希望建立有利于保障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从而彻底将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用法律制度和国家机器规范起来。这是一张无形的大网，或者说是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你只能在现有的有利于先富起来人创造的环境下求富，如果你终就不能富裕，对不起，那是你努力不够，情商不高，还没有掌握成功学的奥密。
所谓资本主义可以强国，那是建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可以被殖民，被掠夺的前提条件之下的。现有的资本国家并不都是强国，所有的现存资本主义强国都是先搞工业化的国家，然后拿着工业化造的先进武器全界搞威逼利诱才从整体上相对富裕起来的。没有工业化的私有化社会只有权贵、地主和成功的商人是富有人群，工业化后的私有化社会则以权贵和资本家为富有人群，而私有化社会对于没有权利资源、资本资源和自然资源的老百姓来说只能继续其不自由的劳碌命运－打工。
近年来各种国内外各种媒体、文化、专家都高调宣扬经济全球化。其实质是全球既得利益者的全球化，是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的全球化，不是大多数劳动群众的全球化。因为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人类的基本现状是：全球人口已经超过了60亿，人为分布在100多个土地面积大小不一的国家，导致各国拥有的生存资源非常不均衡；而国家的存在将人口相对控制在固定的土地上，不能自由流动，使各国的绝大多数人只能依附本国拥有的土地和实行的社会制度生存。
因此今天到处高调宣扬的经济全球化，是全球既得利益者的全球化，是既得利益者面向全球，获利更多生存权利的全球化，是私有制条件下全球资本家掠夺全球劳动者生存权利的全球化，转嫁资本投资经营风险的全球化，是强势国家掠夺其他弱势国家生存资源，转嫁本国社会矛盾的全球化，是加剧全球社会矛盾的全球化。今天高调宣扬的经济全球化，是强者建立的分赃游戏规则的全球化，是披上羊皮的狼制定的狼吃羊规则的全球化，它是无国界地，但有社会阶层之分的经济全球化。
你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或许你能买得起一张到国外的飞机票，但你去不了，因为你没有签证，拿签证是有条件的，要么你是资本家，要么你具备能有效为资本家服务的条件，否则你别想得逞！进一步讲，全球无国界了，你可以全球溜达了，但你语言不通，没有钱购得吃穿住等基本生存资料，也没有所在土地上资本家所需的技能，那么你就不能实现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是全球化的失败者！再进一步，你全球溜达了，语言也通了，也具备了资本家所需的技能，可以通过劳动来实现生存权利了，那么恭喜你，这时你成为是两国或多国共需的人才，这才是实质意义上全球化人才。如果由于你表现足够杰出，还取得了当地的居住权或国籍，那么你实际上你已经是另一国的人了，移民成功。可想而知，要成为全球化人才有多难，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其他各种条件是行不通的，对于绝大多老百姓来说只能是天方夜谭。当然如果你是资本家，钱是不成问题的，语言不通没有关系，可以花钱学，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到某国开公司，这样吃住就不成问题了，再雇个翻译，语言也不用学了，直接就全球化了。
当然，如果你也成为资本家，那么你也能分一杯羹，这是按照人性趋利避害的特征设计的一个最具诱惑力的私有化制度。给你这样的机会，有实现的可能哟！但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资本家的，否则就不存在资本家这个名词了。哦，对了，资本家有一种流行的称谓，叫老板，中性词！个体户也叫老板，资本家也叫老板，这样就不刺激人的意识形态了。
大多数只能成为打工者，出卖劳动力这种商品，以实现个体的生存权利。提醒一下，劳动力这种商品，要有人买才能实现其价值的，否则就没有价值了，私有制社会把一个人没有工作叫失业。再提醒一下，在公有制社会，劳动力不是商品，不存在买卖问题，如果你没有工作，那叫待业，是国家暂时没有安排你工作岗位，但是一定会安排工作的哟，是哪一天安排的问题。如果你哪一天不幸失业了，对不起，你不幸生活在私有制社会，劳动力是一种商品，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老板会很同情你，但没有义务帮助你，因为老板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来解决你的就业需求。如果这种失业是大规模的，这时候最慌的是国家，是那些社会组织管理者，因为大规模的失业意味着大多数个体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不能实现，如果这种状况持续恶化并长期化，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可能直接导致社会矛盾急剧激化，进而导致大多数人对现有的群体生存权利分配方案（人类社会制度）产生不满，试图去改变或者重新建立一个群体生存权利分配方案，那就是造反或革命了，不得了，了不得啦！这种词是最忌讳地，少用为妙！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其实西方强国并不反对中国搞资本主义，而是最怕中国搞公有制性质的经济体，公有制的可怕之处在于，可以集中全民力量搞轻重工业，还可以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可以在短时期内兴修大量水利，改量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什么技术啦，产量啊，生活水平啦，就如前苏联一样，什么技术都不落人后，那么资本主义还有什么优势可言。
西方强国并不反对中国搞资本主义，而是反对中国搞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那样的话，你什么都搞了，从重工业，到轻工业，样样齐全，西方强国还有什么竞争优势可言。我们的现状是，中国先搞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化体系，然后在八十年代初开始市场经济，开始私有化，就这样西方那些强国就受不了，竞争不过咱中国了，搞得他们国内的轻工业企业无法生存，关门大吉。当然人家自然搞了几百年的工业化，还是有技术优势的，什么发动机技术啊，电脑芯片技术，还有所谓的品牌优势（曾经以质量因素建立起来的品牌信誉，现在大多数是贴牌生产，已经没有质量优势可言）啊……
资本因为以追求利润为根本目的，所以它的长处在于因势制宜。于是在保住现有技术优势的同时，开始开辟经济全球化浪潮，以资本和技术为优势，看中哪个国家有自然资源或劳动力的优势，就去哪里投资搞生产，美其曰“全球化分工”。这样做的好处是，钱可以挣得更多，还可以与爱国统一起来：净化了曾经被污染严重的本国环境，消耗投资的自然资源，污染毒害投资国环境和人的身体健康，一举四得，何乐而不为。还有就是利用精心建立起来的金融工具，推动各国建立起一个资本可以满世界转悠的股票、期货、汇率等赌博市场。不用再辛辛苦苦搞生产了，却能过上无比滋润的日子，其幸福指数远超人类发展史上的任何帝王将相。所以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对于那些后搞私有化工业化国家的新生民营资本来说，面对这么多的强大的国际竞争对手，其处境可想而知；对于其国内的大多数百姓来说，都是给人打工，只有工资高低的差别，并没有改变私有化条件下个体命运。
不想信了吧，过于危言耸听了罢！？如果你们的国家一起来抵制全球化，那么就会有战争了，直接通过武力来抢东西了。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这个打起来的，是后起强势国家与已有的强势国家协商不成后，动用武力试图推翻现有的全球分赃格局。再举一个中国的例子。清末，由于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经济，关起门来中国人生活得也很自在。西方资本家的产品在中国没有销路，最后它们走私鸦片这种毒品，并大规模培育这种产品的市场，严重毒害中国人身体健康并换走巨量白银，直接危胁中国当时军队战斗力和实行的银本位币金融制度及金融市场的稳定。道光皇帝没有办法，派林则徐禁烟，触动了西方资本家的利益命门，于是用军舰和大炮胁迫清政府接受种种不平等条约，打开中国大门，后面的事中国人都知道，西方列强肆掠了中国整整一百年，直到1949年中国成立了真正独立自主的政权才改变被人强掠状态。
中国人与西方相比，至今很难改变的，不是制度礼仪，不是器物，而是思维方法－即所谓的传统文化。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一直在孜孜以求工业化的梦想，可是直到公元后1949共产党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还没有完备的从重工业到轻工业的工业化体系，我们用的铁钉叫洋钉，用的火柴叫洋火，用的汽车叫洋车……
1979年以后，中国凭建国后仅30年时间打下的坚实的工业基础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经济的政策。到2009年刚好整整30年，这30年间我们凭借坚实的工业基础，庞大低廉的数亿劳动力和农业生产基本自给自足的三大优势，使中国制造的产品销往全球，累积二万多亿以美元计价外汇储备。中国人大呼：我们终于“不差钱”了，可是经济危机来了，为了应对危机，全球各国，尤其美国大规模发行钞票。我们突然发现外汇贬值了，中国人辛辛苦苦几十年，数亿人的辛勤劳动、消耗了资源、污染了环境……挽回的是一堆可能随时作废的银行数字或花纸。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突然发现好像落入了一个巨大的陷进或阴谋之中……
2007年以来，以金融杠杆无限制放大广义货币供应量为特征的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了。其实所谓金融危机，就是以金融杠杆等手段获取超额利润为特征的现代资本经济体的经济危机，其鲜明的特征就是首先必然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
象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这次的经济危机再次习惯性地到处漫延，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危机当然也全球化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第一反映是必须建立超主权货币才能避免当前的危机，这时最开心是国际金融资本家，因为他们既是金融危机的制造者，又是金融危机的受益者。如果有一天超主权货币建立了，国际金融资本家又是最大的受益者，可以彻底消除国家主权的篱笆，自由的在全球飞翔，合法的觅食。至于何时再爆发经济危机那肯定不是它们关心的事，反正有主权国家承担，全球人民承担。所谓残命千千万万，反正死的不是我家里人就OK 了。因此今天我们国家和社会面对的问题更加繁杂，但万变不离治国大道，无非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生存权利的争夺方式问题和国家这个群体内部生存权利的实现和分配方式问题，认识了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必须地！老子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做驼鸟埋沙状只能是自欺其人，待人宰割的结果。雄起吧，中国，在全球还有国家主权存在的现状下，宁愿做一只能吃羊的狼而不是做一只被狼吃的羊！
所以靠儒家那一套真的能建立繁荣强大的国家？答案是根本不可能。靠私有化的资本能避免经济危机或国家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吗？答案也是根本不可能。没有道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可能克服人类在工业化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更不可能解决国家由乱到治的历史命题。如果由丢失了人类野性的儒生们当政，在外力侵入时，只会干割地赔款的耻辱之事，没有兵家的决胜千里的思想，即使徒有野性，这个国家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五千年中华文明一路看过来，一百七十年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奋斗史（1839年-2009年）并不遥远啊！前世不忘，后世可鉴！我写《盗珠老子》目的就是寻找中华民族的根，寻找中华民族多历磨难而经久不息的根本原因，以为后来继续……
第十三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原文]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也，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
[注释]
1、宠：宠爱，宠幸。辱：侮辱。
2、若：如。贵：贵重，珍视，重视。身：身体。
3、下：下位。
4、有身：从而有身，，比喻重视有形之物的人生态度。及：等到，到那时。患：担心。
5、若：才，乃。爱：吝惜，舍不得。
[译文]
世人都会为得宠和受辱而担惊受怕，重视大忧患就像重视自己的身体一样。
为什么世人会觉得宠和受辱是令人恐惧的事呢？因为得宠是一件形而下的事，得到它会让人惊喜不安，失去了它会让人惊恐不安，这就叫宠辱若惊。
为什么世人会重视大忧患就像重视自己的躯体一样呢？我们之所以有大忧患，是因为我们都有躯体，等到我们没有躯体时，还有什么可以忧患的呢？
所以说一个人如果能以重视自己躯体的态度去处理天下的事，才可以将天下托付给他；一个人如果以爱惜自己躯体的态度去处理天下的事，才可以将天下寄托给他。
[评述]
本章承接上一章圣人为了建立安定富足的社会生活，必须放弃追求声色货利的享乐生活。这一章老子提出了作为国家领导人必须做到不为个人利益患得患失，而应该超越自我，舍却自我，敢于损害自身的利益而成全天下人的利益。只有这种无私的人，才是无畏的人，才能把国家治理好；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得到天下百姓的拥护和爱戴。用今天的大白话来说，就是只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人”才是老百姓值得信赖的国家公务人员。这使我想起了当年开国领袖为中国共产党人和政府公职人员定下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是多么的深刻啊。
[事例]一
偶尔读到1956年11月15日老人家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读到之日，是2009年12月15日，已时过境迁53年零1个月，做讲话的老人家业已仙去33年有余，但这篇讲话其中内容仍然如此新鲜，其中精神仍然如此振奋，其中道理仍然如此实用，在通读后特别摘录下其中几段与朋友们分享：
[老人家说]：
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司马评语]
我想：现在，可能再提反对铺张浪费有点不与时俱进，有点落伍，但你看中国的碳减排承诺要靠什么实现呢，还不是老人家50多年前就反复提倡的这个“勤俭建国”吗？
[老人家说]：
要抓报纸。中央，各级党委，凡是出版报纸的地方，都要把办报看成大事。今年这一年，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很少宣传，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广播电台讲的那些东西，恐怕也是从报纸上来的。所以，要把新闻记者、报纸工作人员和广播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开会，跟他们交换意见，告诉他们宣传的方针。
[司马评语]
我想：中国现在的媒体里一味宣传奢华鼓吹富有，所谓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早就被羞答答地塞进历史的角落，所谓礼崩乐坏，或者了因之而起。
[老人家说]：
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现在，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他们片面地看问题，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
[司马评语]
我想：苏联虽然早解体了，但毛爷爷讲话里的中苏关系观照，仍然可以被套在中美关系上使用，现在中国有许多人正是在硬搬美国的东西，所以他们最后也是啥也做不成。
[老人家说]：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司马评语]
我想：他老人家早在那么多年前就给出了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方式方法道理主张，但现在仍然没被贯彻下去。
[老人家说]：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司马评语]
我想：中国的房地产商人，尤其是任志强之流真应好好学习一下毛爷爷的这段讲话，清醒一下中国人骨子里的是非观和忍受底线在哪儿，中国的开国之父早就认识到现在房地产的这种搞法行不通，早就在那儿号召人民起来推翻他们了――如果不反思毛的这段话，搞不好文革的事在中国的土地上真的会卷土重来。
关键是中国缺毛泽东啊。
[老人家说] ：“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
[司马评语]
不知当时邓公是什么想法，也不知邓公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是不是还记得当时老人家的提醒？
还有，毛爷爷关于“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的话说得多好――也许通过这段发表于文革前10年的讲话可以了解10年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他对当时的“房地产商”的痛恨，他对官僚特权阶级的痛恨，他对自己作为人民代言人身份的认同，读之让人感动之至。
[老人家说]：
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 加一个挞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三十五年，还只有七十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
[司马评语]
我想：达赖毕竟年轻，在毛泽东辞世30多年仍然可以呼风唤雨做他的宗教领袖，不过他现在的一切仍然没有逃出当年毛泽东的意料，“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是啊，53年后的达赖，除了骂人，还有什么本事呢？
[老人家说]：
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于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他的人更要艰苦奋斗。不然，军队就将你的军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们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司马评语]
我想：现在的中国军队已不是当年的中国军队――生活条件自然要好得多，但说到军民关系是不是仍然可以做到一个苹果都不拿，却在未知之中，毛泽东说“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现在好像酸菜的事早就没有了。
现在这样的中国军队，还是毛泽东喜欢的吗？（摘自司马平邦博客《一篇53年后仍然读来感动的毛泽东讲话》）
第七章 无私故能成其私
[原文]
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
是以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注释]
1、以：因为。故：所以。
2、身：自身，自己。先：居先，占据了前位。
3、外其身：使其同外。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不顾，有置之度外的意思。
[译文]
天地总是长久存在的。天地所以能长久存在，是因为它们不为自己存在而自然运行，生养万物，所以才能长久存在。
因此高明的国家领导人（圣人）在利益面前往往把自己的利益摆在后面，反而能占得先机或取得领导地位；将自己置之度外，反而能保全或成就自己。这正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能成就他的自身。
[评述]
老子发再现天长地久的秘密，在于天地“不处生”，即不谋求自己的生存，而是无私地去生养万物，所以天地能长久存在。
由天地之道推论人之道，人世间所谓的圣人或伟人下是由于“退其身”、“处其身”的无私行为，才成就了其伟大的理想或功业。
老子用朴素辩证法，说明了无私和利已实质上是统一的，利他往往能转化为利己。老子意在告诉人们要有利他的无私精神和行为，才能最终保全自己，维护自身的利益。
前文我已经说过，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天性，但是人类实现个体的利益主要是通过个人面对自然、社会时的趋利避害行为和以群居组织形式的趋利避害行为来实现。
如果我们回朔到人类的起源，我们会发现：人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不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而是从来都是以群居组织方式存在的。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吃饭、穿衣、睡觉、迁移等行为主要以集体组织方式进行，彼此间相互关照，相互协助。人类在完成第一次伟大分工——直立行走后，虽然在实现生存权利的能力方面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以个体作为主体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其生存权利仍然无法得到保障，客观事实使人类从不得不依然保持群居组织方式实现其生存权利。人类的群居生活方式决定了人类个体的生存权利必然是在人类群体生存权利实现后才能实现。
人类群居生活方式就必须把个体的生存权利通过群体组织方式集中起来，形成群体的生存权利。群体组织通过专业分工和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为获取生存权利实现后再分配给个体，从而实现个体生存权利。无论是古代人类还是现代人类，从其存在以来，在大自然面前主要是以群体组织的趋利避害行为行为来实现个体的生存权利，其表现形式有：家庭、小规模群体组织（如氏族、企业）和大规模群体组织（如地区、国家）和整体人类行为来实现的。我们讲人类文明，不是某一个体所能创造的，而以群体方式的不断经验结累和提高的结果。
人类的这种以群体组织形式来生产和分配生存权利的方式对人类的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知道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而群居生活方式则是一群人趋同利避同害的行为过程，长期以往，必然使人类产生同趋利同避害的意识，今天我们把这种意识叫做公共意识或公共道德。以群居方式生活的人类在实现趋利避害的过程中会产生主动维护群体的的生存权利实现方式不被破坏的意识，今天我们把这种意识叫做社会责任感。
因此人类社会自存在以来个人一直面临着在实现个体利益时如何处理个人的趋利避害行为与以群居组织形式的趋利避害行为之间的关系，即利益如何分配！
深入浅出了解人类群居生活方式的特征，人类在趋利避害的天性和同趋利同避害的组织行为和意识的作用下，不断地提高着人类的生存能力，创造了属于人类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把这些去繁存简后，我们会发现群居的人类经历了或正在经历中的人类社会制度（利益分配制度）共有五个：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和还没有真正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注：按马克思哲学理论推衍，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社会的过渡阶段的一种临时的社会制度形态）等。之所以作出这样划分，主要是是根据以下几个标准来确定的：一是人类生存能力，即生产力以发展水平，主要以标志性的生产生活工具为特征；二是生产生活资料分配依据和具体标准，即以所有权（如土地所有权或资本所有权等）分配人类社会财富；三是人类个体在其群体组织生产和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即是否处于组织管理地位，还是处于被组织管理地位。
因此人类社会的一切所谓的文化、社会制度和道德体系都是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和群居生存方式共同作用必然结果，也是所谓人类社会文明一切内容（即如何通过群体组织方式，最终实现个体的生存权利以及个体在群体组织中因此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本质。
所以作为人类群体组织的领导人，必须把个人利益放在一边，以群体组织利益为其工作核心内容，才能最终实现或保全组织管理地位和相关个人利益。依此类推，作为企业或人类社会中小我，如果能做到“退其身”、“处其身”的利他精神和行为，才能最终保全自己，维护自身的利益。
[事例]一
1949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斗争，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回顾其历史，人们往往关注于“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不怕艰苦困苦的斗争精神和智能双全的政治军事斗争史，忽略其成功的另一大关键因素－土地革命。当时共产党人的斗争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并在控制区付诸于行动，从而嬴得了中国最大的贫困群体－农民的衷心支持。其中军事斗争虽然由于敌强我弱，几次处于危难的边缘，但一旦时势稍有许可，就又如野草般发展壮大起来，从而最终取得国家政权。建国后，共产党政权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分配土地，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在城市工商业则实施公私合营，最终建立了公有制工商体系，从而在全国实现了“大同”局面。此时人人以公为先，在面临外部压力时爆发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朝鲜半岛会同当地人民一举击败强大的联合军，在越南地区也是同样赶走了强大的美国军队。在国内建设方面，人们更是热情高涨，短短30年，修建了几年来不曾有的农田水利系统和完备的工业体系。其功业真是盖千古风流英雄，究其原因正是老子所说的“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事例]二
2008年四川济川发生大地震，一时间万众瞩目。5月18日晚，在央视一号演播大厅举办的 “爱的奉献2008抗震救灾募捐晚会”上, 中国饮料业企业广东加多宝集团(生产罐装王老吉)为四川灾区捐出一亿元人民币，成为国内民营企业单笔最高捐款。因数额巨大，成了当晚捐款环节精彩的压轴戏，赢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王老吉一时成为举国瞩目的热点。随即，许多网民纷纷上网搜索有关信息，10分钟后，广东加多宝集团网站随即“瘫了”。更有网民查清楚广东加多宝集团就是生产罐装王老吉的企业后，马上贴出这样的广告语：“要捐就捐一个亿，要喝就喝王老吉！”“患难见真情，真爱王老吉”等。王老吉被网友视为“最有责任感的企业”。王老吉的善举也刺激了消费者对王老吉的热情，并以实际行动支持王老吉，在随后的19、20这两天王老吉就卖断货，供不应求。一题为《王老吉亿元捐款感动消费者 市场终端两天卖断货》的报道，被各大网站、论坛转载。21日，网络上一个名为“‘封杀’王老吉”的帖子得到网友热捧，帖子号召大家“买光超市的王老吉，上一罐买一罐”，“让它从大家面前彻底消失！”不久，这个帖子几乎出现在国内所有的知名社区网站与论坛。跟贴的网友表示，“支持王老吉！你的付出一定会有收获的，虽然你捐款的目的并不在此，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王老吉的捐赠义举，体现了企业家对抗震救灾高度关注的社会责任感，其意义是深远的。从表层来说，它给了灾区人民物质上的帮助，使很多人直接受益；从深层来说，它形象地诠释了什么是爱国主义，对全体民众是一种精神激励，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情；对其他企业也是种一种无形的鞭策，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
众所周知，四川济川大地震，牵动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心，上到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以实际行动支援受难的同胞。要人给人，要钱捐钱，要血献血。总之，要什么给什么，无怨无悔。多灾多难的中国人在大灾难面前表现出空前的大团结，空前的慷慨大方。巨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令人感慨，一个有高度社会责任感、有爱心、有高尚民族情结的企业受到中国人的热捧，当然是情理中之事。
国家是民族企业发展的基石，企业的发展跟国家的命脉息息相关，没有国家的发展就没有民族企业的未来。企业应该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所以，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企业总是把自己的命脉，自己的利益与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王老吉对自己的善举，是这样看的：企业的社会责任事实上应被转化为一种视野及与之匹配的行动力。“王老吉今天所获得的第一罐的行业地位，正好体现着一个传统的民族饮料品牌对于未来的竞争能力。”对王老吉的善举，有人把它看作是一种炒作，是一种推销自己的营销策略。我们且不理这种人是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退一万步来说，就是营销策略，也是一种于国于民有利的“双赢”策略，“必赢” 策略。我们要为王老吉的远见击掌称好。
[事例]三
孟尝君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收责于薛者？”冯谖署曰：“能。”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谖至薛，召诸民当偿者悉来，既合券，矫令以责赐诸民，悉焚其券，民称“万岁”。长驱至齐，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义耳。窃以为君市义。”［边批：奇。］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焚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悦，曰：“先生休矣。”后期年，齐王疑孟尝，使就国，未至薛百里，民扶老携幼争趋迎于道，孟尝君谓谖曰：“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摘自明冯梦龙《智囊》）
[译文]
孟尝君问门下的食客，谁熟习帐目，能替他去领地薛收债，冯谖(战国·齐人，孟尝君门下食客)签下姓名说：“我能。”于是冯谖准备车辆，整理行装，载着债券契约出发，向孟尝君告辞说：“债收完后，要买什么东西回来？”
孟尝君回答说：“看我们家缺少什么东西就买什么吧。”
冯谖到薛之后，将欠债的人悉数召来，经核对债券无误，诈称孟尝君有意免除大家的债务，就烧掉了所有的债券，欠债的人都欢呼万岁。
冯谖很快地赶车回到齐国。
孟尝君觉得很奇怪，穿好正式服装出来接见他，说：“债都收完了吗？”
冯谖说：“收完了。”
孟尝君问：“你买了什么回来？”
冯谖说：“您说买我们家所缺少的东西，我看主君家中金银珠宝、声色犬马都不缺，所缺的只有‘义’，所以我为您买了‘义’。”
孟尝君说：“义怎么买呀？”
冯谖说：“目前您只有薛那么小小的一块地方，却不爱抚薛民，还以赚钱为目的向他们放债；所以我诈称您下令免除他们债务，因而烧了那些债券，人民都欢呼万岁，这就是我为你买的义。”
孟尝君很不高兴，说：“你去休息吧。”
一年后，齐王怀疑孟尝君，命他回自己的封邑，离薛还有一百多里，薛民就扶老携幼，争着在路上迎接孟尝君。孟尝君对冯谖说：“先生为我买的义，今天才看到了。”
第七十四章 民之不畏威，大威将至矣
[原文]
民之不畏威，大威将至矣。
毋闸其所居，毋压其所生。夫唯不压，是以不压。
是以圣人自知而不自见也；自爱而不自贵也。故去彼而取此。
[注释]
1、畏：害怕。威：威压。大威：指使执政者感到害怕、畏惧的事。
2、毋：不要。闸：闭门。压：迫使、逼近、阻塞、压榨、抛弃、厌弃。唯：只有。
3、见：通“现”，显现、表现。
[译文]
如果老百姓不再害怕威压，那么令执政者恐惧的事就要来了。
不要逼近老百姓，使他们无法安居乐业。（执政者）只有不压迫老百姓，所以才不会被老百姓厌弃。
所以高明的执政者都有自知之明而不自我表现，都懂得自尊自爱而不自居高贵。所以他们舍弃“自见”和“自贵”，而选取“自知”和“自爱”。
[评述]
老子说，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如果不害怕刑罚时，那么这个国家真正令人恐惧的事就要来了。所谓“官逼民反”，四个字精确地道出了一个社会如果到了让人无法生存的境地时，老百姓不得以铤而走险，自谋生路：去偷、会抢、去骗、甚至占山为盗、为王，竖起造反的大旗……
所谓“有果必有因”，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僵化死板或以己为本、执政行为简单粗暴或徇私舞弊等等综合因素，是造成“民之不畏威，大威将至矣”的必然结果。
秦末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其根本原因是秦朝边界兵事频繁，修筑长城皇陵等工程浩大，四处征用民力，导致农业生产荒废，民不聊生，而秦朝法律严苛，进一步将人民逼向绝境……老百姓只能以死求生！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则是由于东汉中后期，豪族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权，政治极端腐败黑暗，加以自然灾害相继不断，使农民陷于死亡的境地。
大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后，执政者上层腐败，地方军阀四方割据，民不聊生，天下农民均起义反唐。从公元874年王仙芝于长垣(今属河南)率众起义。次年黄巢起兵，与王仙芝合并。后王仙芝战死，黄巢成为起义领袖，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率军由山东渡淮河、长江南下，879年攻克广州，部队发展到百万。旋挥师北伐，次年底攻入长安(今陕西西安)，黄巢即帝位，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后唐军围长安，黄巢突围，到884年黄巢兵败自杀，前后十数年。唐王朝经此十年农民战争已名存实亡。
中国北宋时期，蜀地青城人王小波李顺发动了农民起义，打出的口号是“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军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政治口号。按说川蜀地区在五代时期，先后建立过前蜀、后蜀两个政权，长期没遭战争破坏，到了后蜀时期，国库殷实，人民生活还是不错的。但宋太祖灭了后蜀后，纵容将士在成都抢掠，把后蜀贮积的财富运到东京，激起了百姓的愤恨。到了宋太宗的时候，又在那里设立衙门，垄断买卖。蜀地出产的茶叶、丝帛，都被官府垄断了。一些地主、大商人趁机投机倒把，贱买贵卖。于是蜀地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终于激起民变。中国历史上的宋王朝，是一个经济文化强盛，但军事上比较弱小的王朝。宋王朝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的30%左右，所以当时到过中国的有些西方人说，大宋开封城门口守城的士兵的生活，都好过欧洲的国王。这话到也不完全是虚夸。但经济如此强大的宋王朝，为什么还是有农民起义呢？只有一个理由可能解答，那就是当时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且富得流油，而另一部分人却是穷得叮当响，用杜甫的诗形容就是“朱门狗肉臭，路有冻死骨。”所以王小波们要起义。而他们打出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的口号是有针对性，反映了当时当地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需求。
元朝（公元1206年～1368年）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又称大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1279年统一全国。元朝的疆域空前广阔，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台湾及南海诸岛，都在元朝统治范围内。元朝自成吉思汗起历经十五帝163年，自忽必烈定国号起，历十一帝98年。
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总是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蒙元后期，元朝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大地主，占有大量的田土。元泰定帝也先帖木儿在其即位以前，曾献给朝廷七千顷土地，元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地主当然以地租为生，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的花样无奇不有。到了元顺帝（元惠宗）时，苛政和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和人祸平行的，还有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挺而起。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南人，因此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元丞相伯颜等人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这些禁令的实施，更激发了反抗的火焰。元末的红巾军大起义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激化严重的总爆发。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是刘福通，以“贫极江南，富跨塞北”为号召，发动起义。另一支起于蕲州，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从此辉煌一时的蒙元王朝，自成吉思汗起历经十五帝163年，自忽必烈定国号起，历十一帝98年，彻底灭亡了。
明末农民起义首先爆发于陕北。这儿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终于引起农民起义的爆发。1627年，陕北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领数百农民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从明崇祯元年(1628年) 至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流动作战到运动流动作战，将近200万农民起义大军在黄河南北、长江上下十几个省的辽阔地区，与明清交替前后的政府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1641年，李自成部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经过渑池之战、洛阳之战、襄阳之战、成都之战和山海关之战，明军战斗17年，终于推翻明朝的战争。后农民起义军又与清军战斗14年，斟称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的最高发展和总结。
到了清末，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船坚炮利的西洋文明冲击下陷入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全部转嫁给劳动人民。由于五口通商，外国的工业产品涌进中国，质高价廉的工业产品，排斥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生计。同时，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1840-1850年，广东、广西和全国许多地区，水灾、旱灾、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家破人亡，陷入绝境。农民反抗斗争多达110次。特别是两广地区，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荡更为激烈。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并南京创立政权。1853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改变土地制度和其他改革社会的措施。其内容表现了农民反封建的要求和解决土地问题的强烈愿望。纲领内容的完备性和深刻性，使太平天国革命达到了中国歷代农民革命所能达到的最高思想境界。1859年颁布了洪仁□为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写的《资政新篇》一书。这是后期太平天国的重要政纲，说明他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较同时代的地主统治阶级思想开明，眼界开阔。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它历时14年，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先后攻占600多座城市，势力发展到18省，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廷国力大伤，也给外国强权势力以沉重打击。太平天国运动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和崩溃，同时《资政新篇》传播了西方先进思想。乃至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愿作洪秀全第二，即可见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太平军在江南征战时，大量富户及平民逃到上海避难，促进了上海的发展。清廷曾借助外国人镇压太平军，因而产生效法西方，推行改革的想法，促成后来“洋务”运动的出现。
由于清廷倚赖汉人组建的湘军和淮军才能打败太平天国，逼使清廷更加重用汉人，汉人在清廷的权位因而大增，同时满人对军队的控制权减弱。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因在平乱有功，一度被称为所谓“中兴名臣”。其中湘军领袖曾国蕃（大地方大官僚出身）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圣人。但从曾国蕃遗留的作品及其实际传奇性人生作为来看，是一位标准的内道外儒，言行多方矛盾的历史人物。淮军领袖李鸿章在曾国蕃去世后更达到其人生巅峰，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签署了一系列割地赔款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被钉在卖国的历史耻辱柱上。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并没有改变中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特征，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口号（即所谓土地革命）继续着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诉求。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人经过28年的与内外强权势力的斗争，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国家。
毛泽东是一位真正懂得国家存亡之道的伟人，他深知“圣人自知而不自见也，自爱而不自贵也。故去彼而取此。”的道理。他和战友们发动“土地革命”，建国后很快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经济分配制度，这都与老子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相一致。他还深知要根除几千年来为私有化社会服务的儒家学说，就必须建立起为公有制社会服务的新的民族思维习惯和文化思想，因此他提出：“劳动最光荣”、”文艺要为人民群众服务”，国家各级管理者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等指导思想，对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人则喊出：“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我想胆兢心惊于这一口号的决不是中国的老百姓，而那些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已经处于官位权位的战友们。
在党和国家组织经过多次大规模的反贪反腐活动后，毛泽东发现不能从根本上扭转黄炎培所讲的中国历史朝代的周期率，毅然发动席卷华夏神州的“文化大革命”。1974年初，毛泽东还发动了针对儒家思想的“批林批孔”运动。儒家思想在中国发展了两千多年，从根本上已经完全是一套权贵思想。孔子及后来的儒生们把读书做官以外的事情都看贱，并以此为荣；以不知道种庄稼等各种行业和劳动作为很得意的事情。试想一个民族如果仅有当官有理论，有指导思想，做别的事情却没有指导思想，那这个民族就麻烦了，结果可想而知，继续朝代变更不息的历史宿命。
[事例]
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周期率的对话在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史称“窑洞对”。
1945年黄在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讲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但最终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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