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郾城之战和颖昌之战考证

岳飞郾城之战和颖昌之战考证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系列之二

  唐宋春秋力作

(一). 郾城之战和颖昌之战发生的背景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宋金双方在秦桧和完颜昌（挞懒）的主持下，正式达成了第一次和议：金国将原来由伪齐统治的北宋沦陷区归还给南宋，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当金国归还河南、陕西地之时，宋高宗和秦桧强令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和约划归南宋之地。宋高宗和秦桧还宣称：“大金割还河南故地，信义甚著”。并下令禁止抵斥金国的文字，对反对议和的人又加以罪罚，想以此来束缚臣民的手脚，“使忠义之士，结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将，缩手而不为用”。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格守和议，对于金国归还的州郡，规定“现任文武官，各安职守，并不易置”，不仅伪齐文武官吏的原班人马丝毫没有变动，而且后来还“以文臣为新复诸县令”。这样，新收复的河南、陕西之地，其实根本就没有部署边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 高宗本纪》）

但是不久,金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 金国主战派右副元帅完颜兀术(汉名宗弼)、领三省事完颜斡本(汉名宗幹)等发动政变，先后诛杀领三省事完颜蒲鲁虎(汉名宗磐)、领三省事完颜讹鲁观(汉名宗隽)以及由左副元帅降任行台尚书左丞相的完颜挞懒(汉名昌)等主和派。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升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兼掌军政大权。完颜兀术(宗弼)在给其侄子金熙宗的密奏中，将“诛挞懒”和“复旧疆”联成一体，金国统治者决定再次发起对宋的侵略战争。（参见《金史》以及《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完颜宗弼（兀术）在“盟墨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完颜宗弼(兀术)亲率金兵主力攻入开封，完颜撒离喝(杲)攻陕西，李成攻西京河南府（今洛阳），聂黎孛堇攻宋之京东路。金人打来时，原来伪齐的官吏纷纷迎降，金国女真骑兵势如疾风骤雨，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原来根据和议由金归还给宋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河以南。

金军的这次大举南侵，对于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宋高宗和秦桧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捧。宋高宗无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的话来为自己打圆场。同时还发表文告，陈述兀术的罪状，并拟定赏格，声言有能生擒兀术者，封为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当顺昌大战进行之时，宋高宗确实惊慌异常，他深怕刘锜所部被歼、顺昌失守而致金国军队长驱直入，故频催岳飞“多差精锐人马，火急前去救援”“不得顷刻住滞”。但是宋高宗却又不想让岳飞乘机大举北伐，故命令他“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候到光、蔡，措置有绪，轻骑前来奏事”(参见《金佗稡编》所载宋高宗手诏)。宋高宗还规定光州(今河南潢川)和蔡州(今河南汝南)为岳飞进军的极限，不但黄河以北，就是黄河以南的土地，包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等战略要地，都准备一概放弃。“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夺取一个蔡州，即可为两年前的屈膝求和遮羞，这是苟且偷安的宋高宗和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当时的基本战略方针。

岳飞闻知金军毁约南侵的消息，一则以愤，二则以喜，他以公文通知各路宋军，准备大举反击。而在此之前，岳家军在鄂州整整被羁束了三年，枕戈待旦。岳飞以无战之年，为有战之时，十分注重对部队实施严格的实战训练。岳飞自己擅长左右开弓，也教战士左右开弓，精习射技。全军将士都身披重铠，苦练冲陡坡、跳濠堑等战斗动作，手脚矫捷，堪称“无一不当　十”　。（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鄂王行实编年》、卷9《遗事》）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六月初，岳飞正式出兵北上抗金。在接连获胜的形势下，岳飞打算联合义军、配合友军，进而乘胜收复中原。不久, 宋将刘锜所部在顺昌(即颍州，今安徽阜阳）大败金国军队主力, 与此同时,进攻陕西、京西、淮东的金军也分别为宋将吴璘、岳飞、韩世忠所部击败，此时，各路宋军相继向北挺进，并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原本在战和问题上举棋不定的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等人，在看到战事有转机、又有了议和的筹码之后，就又想着如何才能尽快结束战事、妥协求和。

绍兴十年六月下旬，南宋朝廷派往岳飞军中议事的司农少卿李若虚带着宋高宗的密旨来到鄂州，此时岳飞已率大军北上，于是李若虚又赶到德安府(今湖北安陆)，方才见到岳飞。岳飞与岳家军前任参议官李若虚相见本是一件高兴的事，然而李若虚向岳飞传达的宋高宗密旨，却是“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岳飞断然不从、据理力争，认为北伐的计划已经延搁三年，此时机不可失，岂容一误再误。李若虚本来就是违心地执行皇命，他激于大义，毅然主动承担了“矫诏之罪”，在关键时刻支持岳飞北伐之举。关于岳飞违诏北伐之事，《宋史》卷29 《高宗本纪》记载: “(绍兴十年夏六月)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指班师，飞不听”，关于岳飞违诏北伐的详细记载，可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

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时，按照以襄阳、鄂州为基地，连结河朔、进捣中原、恢复故疆的既定方针，岳飞将受其节制的军队分成奇兵、正规军和后方留守部队三部分。

奇兵是深入敌后的游击部队。早在宋金开战的前一年，即绍兴九年（1139年），李宝和孙彦等人受岳飞派遣潜回山东，在京东路(主要在今山东境内)发动了不少不愿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汉族民众，组成忠义农民军，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寻找机会，给予金军以打击，在《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中还留下了这支打着岳家军旗号的农民军进攻东平和邳州的记录。到了宋金正式开战的绍兴十年（1140年），李宝和孙彦等人在京东路组织的忠义农民军再次活跃起来，以配合北上的宋军。

这次北伐，除了李宝和孙彦等人在敌后发动的忠义农民军，岳飞又委派梁兴、赵云、李进以及董荣、牛显、张峪等分别统领两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以加强奇兵力量，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寻找机会骚扰金军后方，进而南北呼应，相机收复河东、河北失地。

后方留守部队主要是全体水军以及荆湖一带的地方军队。岳飞为稳固后方，派岳家军水军接管了直到江南西路江州(今九江)和江南东路池州的江防，以拱卫湖北、江西和江东三路的安全。

正规军就是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岳家军主力部队。岳飞开始战略进攻时，在中原地区西面，派出武赳、郝义等将带领轻兵，攻取虢州，与陕州“忠义军兵”首领吴琦、商州知州邵隆所率诸军唇齿相依、联成一体，以切断兀术和撒离喝两支金军的直接联系，进而护卫岳飞主力军的后背。

在中原地区，岳飞亲自统率岳家军主力部队，在辽阔的京西路平原地区向北疾进。岳飞派遣张宪、王贵、牛皋、杨再兴、徐庆、傅选、董先、姚政、李山、郝晸、孟邦杰等将领，兵分数路向蔡州、颍昌（今河南许昌）、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京西洛阳、汝州、郑州（今河南郑州）等地挺进，展开猛烈的攻势；并分别派兵接应东、西两面的宋军,而岳家军的整个兵力部署则呈两翼展开、中央突破的战略态势。此时，韩世忠所部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张俊所部自庐州(今合肥北)、寿州(今安徽寿春)间也相继向北推进。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飞乃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颍昌、陈、曹、光、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阚中原。”

在顺昌战败之后，完颜宗弼（兀术）率金军主力退据开封府（东京汴梁），同时命令韩常守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翟将军守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完颜阿鲁补守应天府（即今商丘，宋朝称之为南京应天府，金国则称之为归德府）。企图以这三个军事重镇为前卫据点，以开封府大军作后盾，与北上的宋军对抗。

根据敌情，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作战方略是，由南向北逐次推进，先扫荡东京汴梁(开封府)外围据点，再进克开封，渡河收复河北失地，然后直捣黄龙。

绍兴十年六月上旬到七月初，岳家军主力部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接连击溃中原地区的各路金兵，相继攻占了蔡州（今河南汝南）、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郑州(今河南郑州)、西京河南府（今洛阳）等一系列战略要地，收复了从洛阳到陈、蔡之间的许多国土，基本完成了扫清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汴京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在此期间，岳飞所动用的“奇兵”，即敌后忠义农民军武装也活跃起来。在梁兴、董荣、李宝等人的组织下，太行山义军、山东义军也四面出击，配合北上的宋军，袭击金军，骚扰敌后，切断河北、山东等金国统治区内的一些道路，甚至攻克了不少州县。(参见本人所整理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前期战事考证》一文)

在绍兴十年的宋金战争中，宋军抗击金军的战场，事实上划分成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战线。然而，东线和西线都不是主战场，对当时战事的全局不起决定作用。而当时对整个战局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战场在中线，一方是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所指挥的金国军队主力，另一方则是南宋大将岳飞、张俊和刘锜分别统率的三支大军。当时北上的各路宋军中，以岳家军攻占的要地最多，收复的失地最广。尽管岳家军接连打了一系列的胜仗，收复失地甚广，为其他各路宋军望尘莫及，但是占地甚广却造成了兵力分散，又成为严重的军事弱点。

在岳家军占地甚广、兵力分散的不利形式下，岳飞期待张俊和刘锜统率的两路宋军也能向北挺进，以便与岳家军配合，进而与完颜宗弼 (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当时东线战场的韩世忠所部，以及西线战场的吴璘、杨政和郭浩所部都在努力作战，但他们与金兵的战事处于胶着状态，不可能直接配合岳家军作战；而在后来的战事过程中，同在中线战场的张俊和刘锜所部宋军却没有配合岳家军作战。

张俊、王德等人所部近乎兵不血刃，就拿下宿州和亳州，然而他们不仅没有继续进攻，反而放弃距离南京应天府（即今商丘，金国称为归德府）很近的战略要地亳州，并于绍兴十年闰六月底班师南归。刘锜自顺昌大战得胜之后，颇为踌躇满志，无意于进取而收复失地。刘锜所部一部分撤回镇江府，一部分留守顺昌（今安徽阜阳），按兵不动。到了绍兴十年七月初，岳家军的孤军独进己成定局， 南宋朝廷却还要求刘锜所部从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全部撤回到镇江府，而顺昌府竟然又改命岳飞“分拨兵将，严为守备”。

早在绍兴四年（1134年）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岳飞即提出组编“精兵二十万”以实现“直捣中原、恢复旧疆”的战略主张，并曾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然而由于宋高宗等当权者对武将做大的担忧顾忌和阻挠牵制，岳飞组编“精兵二十万”的计划一直未能落实。此后，岳家军的总兵力一直维持在10万人左右，与20万的预定数目相去甚远，这也成为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制肋因素之一。

绍兴十年北伐时，在得不到友军配合的情况下，随着光复地区的日益扩大，岳家军不仅要继续完成战斗任务，还要奉命“分拨兵将，严为守备”广大新收复地区，因此，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问题也就日益突显。

岳家军前锋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底已突入到开封府附近的中牟县，并曾夜袭金兵万户漫独化的营寨。然而因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开封府的金兵主力又近在咫尺，岳家军前锋不得不中止正面推进。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问题也在岳飞给南宋朝廷的奏章中得到体现:“本司契勘所管兵马，已分布调发前去陕、虢、西京、陈、蔡、颍昌、汝、郑州一带，并已有差往河东、河北措置事宜。已两次申奏，乞将刘锜一军切令于顺昌府屯驻，庶几缓急可以照应去讫”

面对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得不到友军配合的不利形势，岳家军只有缩短战线，才能集中兵力御敌。于是参与北伐的岳家军各部相继中止正面推进，并尽量集结、相互靠拢。事实上，在收复西京河南府（今洛阳）之后，岳家军主力就停止了正面推进，并开始在开封府附近集结兵力。当时岳家军集结的地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岳飞亲驻的郾城县（今河南郾城），二是王贵增戍的颍昌府(即许州，今河南许昌)。

然而，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看到有机可乘，不待岳家军集结完毕，就抓住战机，抢先发起大规模的反攻，接着就发生了金国军队主力与岳家军之间的战略决战。

(二).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

在岳家军收复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之后，岳飞本打算以重兵驻守并长期驻扎，将颍昌府作为向北进军的基地，不料原本在中线战场东部迎击金军的张俊和王德所部却从毫州、宿州前线撤离南归，致使中线战场的岳家军处于孤军无援的状态。金人探察到这一情况，完颜宗弼（兀术）便决定把原来分作几路的军队调集在一起，集中军力反攻岳家军，双方之间的战略决战由此展开。当时金国军队主力与岳家军之间的战略决战主要由郾城之战、颍昌之战等一系列会战组成。

郾城之战发生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　七月八日　。绍兴十年七月初，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探知岳飞孤军深入并亲驻郾城（今河南郾城）且郾城驻军不多的情况，于是就指挥经过休整的金国军队主力，并会同由盖天大王完颜宗贤(赛里)等人所率领的援军，倾巢而出，直扑郾城，企图利用岳家军兵力分散之机来一举摧毁岳家军的指挥中枢。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　七月八日　，岳家军探事者报告岳飞，完颜宗弼(兀术)会同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盖天大王完颜宗贤(赛里)、昭武大将军韩常等，统率精锐马军一万五千多骑，披挂着鲜明的衣甲，自北方赶来，距郾城县只有二十多宋里路。

当时岳飞麾下只有背嵬军和一部分游奕军，而游奕军的另一部分又随统制姚政驻守颍昌。须知参加绍兴十年北伐的岳家军总兵力约为十万人左右，但是至少分成了十二军，分别攻占中原地区的众多要地，此时尚未集结在一起。当然，随岳飞驻郾城的背嵬军既是岳飞的亲军，又是岳家军的精锐。而直接参与郾城之战的这一个半军，包括背嵬军和半数的游奕军，大约不过一万几千人的兵力，除去守城部队和火头军、辎重兵等非战斗人员外，岳家军实际参战兵力就更少了。然而参战的金兵仅作为先头部队的精锐骑兵就有一万五千多骑,并且还有十多万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陆续开来。可见郾城之战确实是以寡击众的硬仗和恶战。

岳飞深知这将是一场前所未遇的恶战、以寡敌众的硬仗，也坚信自己的将士能够承受严酷的考验。他首先命令岳云率领背嵬军和游奕军骑兵精锐，出城迎击。岳飞神色严毅，对其子岳云说：“必胜而后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矣！”当天下午，岳云舞动两杆铁锥枪，率精骑直贯敌阵。双方的骑兵展开了激烈的鏖战。

金兵的后续部队源源不绝地拥来。岳云率领的马军打败敌骑的一次冲锋后，又招致更多的敌骑进行第二次冲锋，如此激战几十回合,形势逐步发展到与完颜宗弼(兀术)“全军接战”的地步，金国的十余万后续军队也陆续开进战场。岳家军猛将杨再兴扬言要活捉完颜宗弼(兀术)，单骑冲入敌阵，杀金军将士近百人,他自己也身中数十枪，遍体创伤，仍然战斗不止。

《宋史》卷368《杨再兴传》记载: “飞败金人于郾城，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韩常兵逼之。飞遣子云当敌，鏖战数十合，敌不支。再兴以单骑入其军，擒兀术不获，手杀数百人而还。”

关于郾城之战中杨再兴英勇杀敌的战况，《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杨再兴单骑入虏阵，欲直擒兀术，不获，杀数十百人而还，身被数十枪”,《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是役也，统制官杨再兴单骑入敌阵，欲擒宗弼，不获，身被数十创，犹杀数十百人而退。”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黄尘蔽天，杀声动地，岳飞亲率四十骑突进到阵前。都训练霍坚急忙上前挽住战马，说：“相公为国重臣，安危所系，奈何轻敌！”岳飞用马鞭抽了一下霍坚的手，说：“非尔所知！”接着，岳飞跃马驰突于敌阵之前，左右开弓，箭无虚发。岳家军将士看到统帅亲自出马，顿时士气增倍。

金国女真骑兵擅长使用弓箭，然而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至于白刃近战，更是女真骑兵之所短。女真骑兵能坚忍不拔地进行韧性战斗，而岳家军持续激战了几十个回合，也毫无倦色和馁意。金军惯用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进行迂回侧击。岳飞也指挥岳家军骑兵，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敌之两翼拐子马，“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

郾城之战的另一特点是相当规模的骑兵会战。岳家军主要依靠以往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大量战马，才组成相当规模的骑兵, 并且岳家军骑兵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胜其他各支宋军，故能够与金国女真骑兵进行对抗。而在郾城之战的次年救援淮西时，岳家军仅背嵬马军即有八千多骑。

完颜宗弼(兀术)眼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焦躁万分，于是下令将披挂“重铠全装”的“铁浮图”军投入战斗。“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主要用于正面冲击。金军一反以左、右翼“拐子马”迂回侧击的惯技，改用重装骑兵“铁浮图”军来进行正面冲击, 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

岳飞当即命令步兵出动，岳家军步兵将士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以步击骑的利器，专劈马足。只要一匹马仆地，另外两匹马就无法奔驰，“铁浮图”军顿时乱作一团。岳家军步兵与敌骑“手拽厮劈”，杀得金兵尸横遍野。天色渐渐昏黑，女真重装骑兵损失惨重，金军一败涂地、狼狈溃逃。岳家军在此战中“戕其酋领”，还夺得二百多匹战马。至此，岳飞指挥岳家军将士以少胜多，在平原旷野地区大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女真军队主力，取得郾城大捷。

现将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摘录于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贼酋首四太子、龙虎、盖天大王、韩将军亲领马军一万五千余骑，例各鲜明衣甲，取径路，离郾城县北二十余里。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鏖战数十合，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至天色昏黑，方始贼兵退，那夺到马二百余匹，委获大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注: 岳飞郾城捷奏可以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16，或《宋会要辑稿》兵14之30。而根据《宋会要辑稿》所载捷奏可知，因为古代交通不便，岳飞于绍兴十年七月初八日所作之郾城捷奏其实是在七月十八日才送至南宋朝廷。《宋会要》系宋朝史官根据当时诏书奏章原文进行分类编排而成，详细记载宋代典章制度，史料价值很高，但原书已散失。现存《宋会要辑稿》则是清朝学者徐松根据《永乐大典》中残存的《宋会要》辑录而成>>>)

仔细阅读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我们就会发现，在郾城大战中，岳家军其实是采用步兵和骑兵相互配合，以骑兵为中坚，最终击败女真主力骑兵的。根据岳飞郾城捷奏所载“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我们可以推知战斗开始时岳家军骑兵首先出击，与金国女真骑兵鏖战。再后来,“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我们根据麻扎刀、提刀、大斧这些步军专用兵器可以推知岳家军步兵后来也纷纷出动，上阵杀敌了。

据考证，在南宋初年,“拐子马”是宋人对女真主力骑兵的称呼。“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被布置在两翼, 可以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以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用以对敌军迂回包抄而后突击。“铁浮图”军则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 也称铁塔兵，“铁浮图”形容重甲骑士装束得如同铁塔一般。“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 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主要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的铠甲并用皮索将战马互联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金国军队主力是女真骑兵，宋军一般都以步兵为主，但是参与郾城会战的岳家军却有不少骑兵精锐。岳飞在郾城会战一开始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这是其他各路宋军所做不到的。在平原旷野上驰突，正是女真骑兵的长技。郾城之战中，岳家军不可能依托山险，也没有凭借城垣，而是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平原地区进行骑兵会战，这在宋金战争中尚属首次，而这一点既是郾城之战不同于和尚原、仙人关、顺昌等战的特点，也是郾城之战意义非凡之处。

岳家军骑兵将士主要是和女真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对抗，岳家军步兵将士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利器，所要对付的其实正是最后上场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

岳家军骑兵的素质丝毫不低于女真主力骑兵“拐子马”,参加郾城之战的背嵬军则是岳家军骑兵中的精华,而带领背嵬军精锐打头阵的又是猛将岳云。故岳家军与女真骑兵之间的会战打得难分难解，战事处于胶着状态。

当完颜宗弼(兀术)看到骑兵会战不能取胜时，这才命令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上阵, 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发起的正面冲击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完颜宗弼(兀术)“自谓奇计”。然而,可能是吸取顺昌大战刘锜破敌的经验,岳飞对此早有准备,所以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铁浮图”重装骑兵。金人著作《征蒙记》(收录在《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兀术自述)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谓”，可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正是步兵对付骑兵的利器，也是“铁浮图”军的克星。英勇的岳家军步兵将士用这些以步击骑的利器来对付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从而大获全胜。

而根据当代宋史泰斗　王曾瑜　先生的分析，据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一个省札《郾城获捷支犒士卒省札》所载“枢密院奏：「勘会岳飞一军于郾城县，独与番寇全军接战，大获胜捷。」”可知，金国的一万五千多骑兵其实是前锋，其后尚有大军继援。当时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全军”其实有十几万，而随岳飞驻守郾城的岳家军兵力只有一万几千人。故郾城之战中岳家军将士能够与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全军接战”，并能以寡击众、大败金军,显然很不容易。

金国女真人用兵之战术，常以步兵作正兵，而倚仗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作迂回侧击,用以对敌军包抄突击。《历代名臣奏议》卷90吕颐浩奏：“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直至南宋宁宗时，叶适在《水心别集》中仍称“拐子马，虏之长技”。郾城会战刚开始时，金国女真骑兵即以两翼拐子马“更进迭却”，作迂回侧击,岳飞随即“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岳家军骑兵(背嵬、游奕马军)同金国主力骑兵(即“拐子马”)周旋，故“鏖战数十合，方决胜负”。岳飞郾城捷奏说双方“鏖战数十合”，就是指女真骑兵进行数十次“更进迭却”的战斗。针对金国女真骑兵的作战特点，岳飞巧妙地指挥部属，“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这场恶战大约从下午二三点钟打到七八点钟，金军才最后败退。

《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了南宋大将吴磷的一段话“磷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角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关于金国女真骑兵作战特点的类似描述还可见于《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吴阶和吴磷的经验之谈，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三朝北盟会编》还记载“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

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而根据岳飞的奏折，也充分反应出金国骑兵的这种作战特点。

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而且能迫使敌军败退，并进而缴获许多战马，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值得注意的是，参与郾城会战的金兵都是金国的精锐骑兵，损失以后极难补充。所以岳家军能在郾城之战中以少击众并取得胜利，委实是大捷，而且已经重重地伤了金国的元气了。

关于郾城战事，《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己酉，岳飞及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南宋史学家徐梦莘所著《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 ，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宋人李植所著《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绍兴十年七月)飞驻兵郾城县，丙午，金人来攻，飞出，与战，破之。己酉，兀术、龙虎大王复举兵来攻，战于县北二十余里，又败之。” 相比其他史书，《皇宋十朝纲要》关于岳飞郾城战事的记载还提到　七月五日　之战。

宋高宗看过岳飞从前线发来的　七月五日　奏章以及　七月八日　郾城捷奏之后，在回复岳飞的第一份手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七》)中说:“览卿　七月五日　及八日两奏，闻虏并兵东京，及贼酋率众侵犯，已获胜捷。卿以忠义之气，独当强敌，志在殄灭贼众，朕心深所倾属。”

得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其实是在绍兴十年七月八日晚所作，也就是在战斗刚结束之时立即上报的，故叙事简略，由于“天色昏暗”，当时连战场也尚未清点，战果也来不及全面统计，所以没有提及杀死敌兵的具体数目，只说“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故后来又有一份更详尽的补充捷奏来上报郾城大捷的全面战果。

郾城大捷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虽然已经佚失而不得见，但是在宋高宗回复岳飞郾城大捷补充捷奏的第二份手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八》)中仍有反映，高宗在手诏中说:“览卿奏，八日之战，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实为隽功。然大敌在近，卿以一军，独与决战，忠义所奋，神明助之，再三嘉叹，不忘于怀”，值得强调的是，其中还转述岳飞郾城之战的补充捷奏，提到“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等关于郾城战况的重要信息。

宋高宗看过岳飞于　七月八日晚　发出的首份郾城捷奏之后，对郾城之战的结论是“已获胜捷”，而当他看到岳飞关于郾城战事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已佚失)之后,对郾城之战的评价就提升为“实为隽功”。可见那份已经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中所反映的郾城大捷详尽战果自当非同一般。

岳家军郾城大捷的胜利是空前的，当时的南宋朝廷还曾在奖谕诏中对郾城大捷的意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

现将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奖谕诏摘录如下:

《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在郾城大战中，参战的岳家军将士奋勇杀敌，其中有许多人立功。根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人张嵲所著《紫微集》卷12收录的梁吉等人转官制、韩之美转官制，卷13收录的杨光凝、吴师中转官制可知，在郾城之战中，梁吉等一大批武将，以及宣抚司干办公事韩之美、准备差遣杨光凝、吴师中等岳家军幕僚，都立有战功。但是梁吉等人当时仅升一官，而根据《宋会要》记载，立下战功的人可以迁“两官”以上，故梁吉等人尚属于战功较小者，而战功较大者(如杨再兴、岳云等人)的转官制却已佚失而不得见。

绍兴十年七月八日的郾城会战结束后，完颜宗弼（兀术）不肯甘休。　七月十日下午　，又有一千多女真骑兵来到郾城县北五里店窥探军情。岳飞亲自率军出城，命部将王刚带领五十多名背嵬使臣组成的精锐骑兵队伍，前往侦察。他们同金兵相遇后，立即闪击敌军，冲入敌阵,一拥而上地抢先把金兵统帅阿李朵孛堇砍死，于是一千多女真骑兵惊慌失措、作鸟兽散。王刚等人以五十多骑杀退金兵一千多骑后，还乘胜追赶了二十多宋里，然后凯旋而归。

关于岳家军郾城再战破敌之事，《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日辛亥，岳飞败金人于郾城县。是日，杀金人将阿李朵孛堇”,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飞再破兀术于郾城县，杀其将阿李朵孛堇”，《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候与兀术战郾城县，败之，再战，又败之”，《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辛亥，金人再犯郾城，诸军战少却，岳飞遣其子云率兵进战，破之。”

郾城之战结束后，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尚未被歼灭。完颜宗弼（兀术）惨败之余，虽不敢再窥伺郾城，却仍想作一番挣扎。为扭转战局，他再次调集大军，率军进占郾城与颍昌之间的临颍县，企图切断岳飞与其副手中军统制王贵两军之间的联系，然后实施各个击破。

当时驻扎在郾城的兵力不多，岳飞尚不能带兵立即向临颍县的金军发起进攻，但是岳飞却识破了完颜宗弼（兀术）图谋，料到金军可能会调转兵锋，去转攻颍昌府。岳飞于是重新调整部署，派遣其子岳云率部分背嵬军骑兵绕道急驰，赶往颍昌，前去增援驻守颍昌府的王贵。《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郾城方再捷，先臣（岳飞）谓臣云（岳云）曰：‘贼犯郾城，屡失利，必回锋以攻颍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贵。’”

张宪等岳家军统制得知消息后，也率部先后从淮宁府等地赶往郾城会师。岳飞一方面加速调集兵力，同时命令其得力助手张宪等人率大队人马向临颍进发，寻求与金军主力决战。另一方面还给顺昌府(今安徽阜阳)的刘锜写信，要求他派军队北上，参加会战。

　七月十三日　，张宪奉命率领背嵬军、游奕军、前军等岳家军“诸军人马”，还有其他一些军组成的雄厚兵力，向临颍县挺进，寻求和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军进行主力决战。

岳家军将官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罗彦、姚侑、李德等以三百骑为前哨，巡绰到小商桥，与金国军队主力猝然遭遇，数万金军对他们实施包抄围掩。尽管众寡悬殊，杨再兴等人却毫无惧色，他们率三百骑士奋不顾身地进行殊死战。经过一场众寡悬殊的激战，杨再兴和高林、王兰、罗彦、姚侑、李德等三百将士全部英勇战死，而金国军队则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仅被杀的金军将士即有二千多人。当时和杨再兴三百骑交手的金国骑兵中有很多高级军官，其中被杀的金将包括万夫长（忒母孛堇）撒八、千夫长（猛安孛堇）、百夫长（谋克孛堇）、五十夫长（蒲辇孛堇）等百余人。

关于小商桥遭遇战，《宋史》卷368《杨再兴传》记载:“兀术愤甚，并力复来，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再兴以三百骑遇敌于小商桥，骤与之战，杀二千余人，及万户撒八孛堇、千户百人。再兴战死，后获其尸，焚之，得箭镞　二升　”，《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甲寅，岳飞遣统制杨再兴、王兰等击金人于小商桥，皆战死。

小商桥遭遇战结束后，完颜宗弼（兀术）或因怯于同张宪率领的岳家军大队人马对阵、或因为自身战术需要，随即将各路金军集结一起，仅留下部分金兵守临颍，自己则亲率主力去转攻颍昌。

　七月十四日　天明，张宪指挥的大部队直逼临颍县，以摧枯拉朽之势来扫荡金兵，一直追过县城三十多宋里，接着轻而易举地重占临颍。残存的金兵或往颍昌府方向，或往开封府尉氏县(今河南尉氏县)方向逃跑。岳家军获得杨再兴的尸体，焚化以后，竟得箭镞　两升　，足见当日战事之惨烈，杨再兴等人捐躯之英勇。岳飞和将士们后来都悲痛不已，对三百勇士深致敬意。岳飞还特地上奏，要求南宋朝廷为杨再兴、高林、王兰等将追赠七官或六官。

关于小商桥、临颍一带的战事，《宋史》卷368《张宪传》记载:“兀术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县，杨再兴与战，死之。宪继至，破其溃兵八千，兀术夜遁。宪将徐庆、李山复捷于临颍东北，破其众六千，获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张宪败之（指金兵）临颍县”

关于小商桥、临颍一带的战事，留存有这份捷奏：“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今月十四日，本司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申：“今月十三日，统率背嵬、游奕并诸军人马，起发前来小商桥北一带，至临颖县，措置掩杀金贼。于今月十四日天明，据绰路马报，临颖县南逢金贼，绰路马遂追赶过县三十余里，杀死贼兵不知数目，其贼望颍昌府、尉氏县路前去。委获胜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在张宪重占临颍的同一天(即　七月十四日　), 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激战。

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完颜宗弼（兀术）、镇国大王、韩常，另有四个万夫长，带领女真骑兵三万多骑，在颍昌府城西门外、舞阳桥以南列阵，此外还有很多后续部队陆续开进战场。金军在那里摆开阵势，横亘十多宋里，金鼓震天。

当时岳家军戍守颍昌府的部队共有五个军，然而除踏白军外，中军统领苏坚在西京河南府，选锋军统制李道在外地，背嵬军和游奕军的一部分又在郾城县和临颍县，都不是全军，总兵力不到三万人。颍昌之战开始前，王贵命令统制董先率踏白军，副统制胡清率选锋军守城，自己和姚政等率中军、游奕军，会同岳云带来的部分背嵬军出城迎敌。首先出城作战的岳家军的这三个军，兵力也不过只有一万几千人，而据《鄂国金陀粹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参与颍昌会战的金军兵力，除“三万余骑”外，尚有“兵十万”。显然，这又是一场以少击众的硬仗与恶战。

二十二岁的虎将岳云抡枪纵马，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首先出动，驰击金军。岳家军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金国军队倚仗兵多势大，岳家军将士则凭借士气勇锐，双方苦战了整整几十个回合，依然难分高低胜负。岳云前后十多次出入敌阵，身受百余处创伤，岳家军许多将士也杀得“人为血人，马为血马”。在战事最艰难的时刻，连宿将王贵也不免有些气馁怯战，然而岳云以自己的坚定，制止了王贵的动摇，终于使全军“无一人肯回顾者”。

颍昌府的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上午，到了正午，战事仍然十分激烈，双方相持不下。守城的董先和胡清见状，立即率领踏白军和选锋军出城增援。多了两支生力军以后，岳家军将士顿时士气倍增，董先、胡清与王贵、岳云合兵奋击，战局迅速得到扭转，金兵很快就支撑不住。完颜宗弼（兀术）全军溃散，大败而逃。至此，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大获全胜，取得了颍昌大捷。

颍昌之战的战果是辉煌的,岳家军将士当阵杀死金军统军使、夏姓金吾卫上将军（兀术的女婿），还先后杀死金军千夫长5人，杀死金兵五千多人，擒获金兵大小首领78人，俘获金兵两千多人，缴获战马三千多匹，缴获的金、鼓、旗、枪、器甲等器物更是多得不计其数。金军副统军粘汗孛堇身受重伤，抬回开封府后死去。

关于颍昌之战，《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乙卯，金人攻颍昌，岳飞遣将王贵、姚政合兵力战，败之”，《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卷208《林泉野记》提到:“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乙卯)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统制官姚政及金人战于颍昌府，败之”，《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王贵、姚政与兀术战于颍昌府，败之”，《呻吟语》也提到：“兀术犹骄横，所向无敌。自韩世忠败之黄天荡，吴璘败之和尚原，岳少保败之颍昌，锐气渐消。”

《鄂国金陀粹编》卷9《诸子遗事》记载：“颍昌之役，大战无虑十数合，（岳云）出入虏阵，甲裳为赤，体被百余创”，《鄂国金陀粹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王贵尝以颍昌怯战之故，为臣云所折责。比其凯旋，先臣犹怒不止，欲斩之，以诸将肯请，获免”， 《鄂国金陀粹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记载：“颍昌之战，人为血人，马为血马，无一人肯回顾者，复中原有日矣”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对颍昌战事的记载较为详细：“郾城方再捷，先臣（岳飞）谓臣云（岳云）曰：‘贼犯郾城，屡失利，必回锋以攻颍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贵。’既而兀术果以以兵十万、骑三万来。于是，贵将游奕，云将背嵬，战于城西。虏阵自舞阳桥以南，横亘十余里，金鼓振天，城堞为摇。臣云令诸军勿牵马执俘，视梆而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进。自辰至午，战方酣，董先、胡清继之。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鄂王行实编年》所载“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绝非虚言，关于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早就明确指出。据《金史》卷55《百官志》记载：“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而在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也即金熙宗天眷三年之时，金国已经颁行此“汉官之制”。当时随兀术侵宋的汉奸李成的官阶是从三品的奉国上将军，韩常的官阶为正四品的昭武大将军，上将军夏金吾就是姓夏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而据《金史》卷 57《百官志》记载：“统军司(河南、山西、陕西、益都):使一员，正三品，督领军马，镇慑封陲，分营卫，视察奸”，由此可知，夏姓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之实职正是统军使，而他的虚阶也和实职之官品一致。　王曾瑜　先生还指出，姓夏的金吾卫上将军即是兀术女婿，然而今存文献中没有女真人使用夏姓的例证，故此人可能不是女真人，而留存下来的王贵颍昌捷奏所载“当阵杀死万户一人”，估计即为此人。

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王贵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而《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叙述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早就指出了。——因为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宋人岳珂也没见到！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根据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的考证，《三朝北盟会编》、《建年以来系年要录》两书关于颍昌战事的具体描述其实错讹甚多。据《宋史》卷368《杨再兴传》以及《宋史》卷29《高宗本纪》的记载，再结合现存张宪小商桥捷奏和王贵颍昌捷奏原文所述可知，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等人战死的地点确实是小商桥，而非颍昌，《三朝北盟会编》、《建年以来系年要录》两书将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等人的战死地点写成颍昌，系误。今存颍昌捷奏表明，颍昌之战中并没有出现 “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的狼狈景象，而是“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贼兵横尸满野”，“大获全胜”。《三朝北盟会编》卷204所载“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杨再兴、王兰、高林殁于阵。杨再兴、王兰以五百骑直入虏阵，杀数千人，再兴与兰皆阵殁，高林亦死，闻者惜之。获再兴之尸，焚之，得箭头　二升　。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其实是来源于赵甡之《中兴遗史》，这段记述其实颠倒错乱，显然是误将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发生的颍昌之战与　七月十三日　发生的小商桥遭遇战混为一谈，进而误将王贵、姚政、岳云率军在颍昌击败兀术的金军主力之事同杨再兴等三百勇士与数万金兵在小商桥发生遭遇战之事混在一起。事实上颍昌之战中并没有“天大雨，溪涧皆满溢”的记录，而杨再兴的战死地点显然也不在颍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其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和李心传。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虽然都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甚至有不少错讹之处的，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关于这些，宋史研究泰斗　邓广铭　先生　和王曾瑜　先生都曾多次强调。故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这两书关于颍昌战事的描述会出现明显的错讹之处。

还有一点需要澄清，即郾城之战结束后，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尚未被歼灭。完颜宗弼（兀术）惨败之余，虽不敢再窥伺郾城，却仍想作一番挣扎。为扭转战局，他再次调集大军，率军进占郾城与颍昌之间的临颍县，企图切断岳飞与王贵两军之间的联系，然后实施各个击破。当时驻扎在郾城的兵力不多，岳飞尚不能带兵立即向临颍县的金军发起进攻，但是岳飞却识破了完颜宗弼（兀术）图谋，料到金军可能会转攻颍昌府。岳飞于是重新调整部署，派遣其子岳云率部分背嵬军骑兵绕道急驰，赶往颍昌，前去增援驻守颍昌府的王贵。张宪等岳家军统制得知消息后，也率部先后从淮宁府等地赶往郾城会师。岳飞一方面加速调集兵力，同时命令其得力助手张宪等人率大队人马向临颍进发，寻求与金军主力决战。另一方面还给顺昌府(今安徽阜阳)的刘锜写信，要求他的军队北上，参加会战。

刘锜的左右军当时早已南撤至镇江府，留在顺昌府的只有一万几千人，其能出动的兵力当然比较少。在收到岳飞来信之后，刘锜的援军出发了，可惜并非全军，只是由雷仲、柳倪率领的约几千步兵的偏师，且仅有“骑数百”，故其行军不快。这支偏师按照刘锜的指令，没有直接奔赴战场，而是开往开封府南部的太康县，想作围魏救赵之谋。然而由于刘锜偏师多为步兵，行动缓慢，等到他们到达太康县的时候，岳家军已经在颍昌府击溃了金军主力。故刘锜偏师见不到金军的踪影，他们在没有和金军交战的情况下，平安无事地撤回。

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和《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两书所载因夸张刘锜战功而失实，这两书关于颍昌之战的具体描述都有明显错误，如声称岳飞屯颍昌，杨再兴战死在颍昌之类。但谬误最严重的，则是因夸张刘锜战绩而失实。杨再兴战死的次日，在根本就没有得到刘锜一兵一卒支援的情况下，岳家军照样能够在临颍和颍昌同时获胜，击败金军主力，进而迫使完颜宗弼（兀术）退遁开封。

岳家军兵力自　七月八日　郾城之战至　七月十四日　颍昌之战，为时仅七日。刘锜从接岳飞书信，到发兵几千至太康县，为时已晚，不可能起到援助岳家军的作用。事实上，雷仲和柳倪所率领的偏师既没有遇到金兵，也根本没有和金军交战。而依岳飞使者南下和刘锜大约几千步兵北上的日程估计，雷仲和柳倪的偏师抵达太康，却未遇一个金兵，其实正是享受了岳家军的胜果。

　王曾瑜　先生还指出: 颍昌之战发生之前，岳飞要求刘锜派兵增援之事，反映了郾城之战后、颍昌之战前，岳家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独挡强敌的严峻形势。然而，在杨再兴战死的翌日，张宪率大军收复临颍县，王贵、岳云等率军又在颍昌府击败金国军队主力，取得颍昌大捷的胜利，迫使完颜宗弼（兀术）逃回开封。在敌众我寡、孤军无援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仍能独当一面，并击败金军主力的大举反扑，其意义非凡。

(附注: 太康县在顺昌府以北约二百公里左右，在颍昌府以东约一百公里左右，在小商桥东北约一百公里左右，在开封东南约一百公里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颍昌之战中，岳云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在战事一开始，岳云即率领“骑兵八百，挺前决战”，前后十多次出入敌阵，杀死了很多金兵，自己也身受百余处创伤。在战事最艰难的时刻，岳云更是以自己的坚定，制止了主将王贵的动摇，终于使全军“无一人肯回顾者”。《鄂国金陀粹编》卷9《诸子遗事》记载：“颍昌之役，大战无虑十数合，（岳云）出入虏阵，甲裳为赤，体被百余创。然每有战捷，先臣(岳飞)独不上，故其（岳云）功多不闻。”

与岳飞同时代的宋人张嵲,在其所著《紫薇集》卷16中收录了南宋朝廷嘉奖岳云颍昌之战立功的升官制《岳云为与番人接战大获胜捷，除左武大夫遥郡防御使制》: “敕：‘师以胜归，策动于庙，礼也。若夫成功行封，犹有遗者，何以为劳臣之战哉！具官某，大帅之子，能以勇闻。比从偏师，亲与敌角，刈旗斩敌，厥攻为多。显赏未行，殊非国典，其升庸于横列，且遥领于捍防。益务忠勤，无堕乃力。’可”。《鄂国金陀粹编》卷15收录的岳飞关于此事的奏章《辞男云特转恩命剳子》：“臣于今月二十六日准告，授臣男云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臣　闻　君之驭臣，固不吝于厚赏，父之教子，岂可责以近功。臣昨恭依睿算，与虏贼决战于陈、颍之间，云随行迎敌，虽有薄效，殊未曾立到大功。遽超横列，仍领郡防，赏典过优，义不遑处。”

由此可知，南宋朝廷后来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岳云在颍昌大战中战功卓著，于是就授予岳云左武大夫遥郡防御使这一官衔，岳飞一向不报岳云的战功，这次他也谦逊地推辞南宋朝廷给岳云的封赏。

(三).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小结: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四).关于“拐子马”与“铁浮图”

在南宋初年,“拐子马”是宋人对金军主力两翼骑兵的称呼。“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被布置在两翼, 可以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以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用以对敌军迂回包抄而后突击。

“铁浮图”军则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 也称铁塔兵，“铁浮图”形容重甲骑士装束得如同铁塔一般。“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主要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的铠甲并用皮索将战马互联的原因。

“拐子马”与“铁浮图”确实都存在过，但两者并非是同一事物。《鄂王行实编年》的编者岳珂将“拐子马”与“铁浮图”混为一谈,系误。关于这些，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早已指出。

以下摘录部分学者的考证结果:

南宋时期,“拐子马”是宋人对女真人的两翼骑兵的称呼。“拐子马”被布置在两翼,用以对敌军实施迂回包抄而后突击。他们纪律严肃,作战勇敢顽强,每个骑士一般都备有两匹马,以保证作战时的机动性。其装备有格斗型冷兵器和弓箭,既能作为骑射进行远距攻击,又能作为突击力量近距搏杀。这种骑兵,马匹和骑手都有一定的防护装甲,同时兼顾轻捷灵活的要求。

总的来说, “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汪若海记录顺昌之战的一篇《剳子》中记载: “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女真人作为马背上的民族,骑兵是其在战场上的中坚,如南宋吕颐浩在奏疏中谈到“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可见金军的“拐子马”的任务是包抄“围掩”。

在南宋张棣所著《金虏图经》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正军虏人。取胜全不责于签军,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不以多寡,约五十骑为一队,相去百步而行。居长以两骑自随,战骑则闲牵之,待敌而后用……;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或进或退,见可而前,弓矢亦不妄发。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盖骑先贵冲突,而已,遇败亦不散去,则逐队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极长,刀剑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护膝微存,马甲亦甚轻。”《金虏图经》“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正军虏人”的记载,与汪若海所说的“(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一致。而“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的记载则是宋人称其为“拐子马”的原因。

古代战争中,大队的骑兵往往是被放在两翼的,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对敌人侧翼进行突击。而且两翼骑兵需要有相当的规模,才能实现其作战意图。所以“拐子马”其实是金军骑兵的主力。金国女真人用兵之战术，常以步兵作正兵，而倚仗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作迂回侧击,用以对敌军包抄突击。《历代名臣奏议》卷90吕颐浩奏：“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直至南宋宁宗时，叶适在《水心别集》中仍称“拐子马，虏之长技”。

郾城会战刚开始时，金国女真骑兵即以两翼拐子马“更进迭却”，作迂回侧击,岳飞随即“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16，或《宋会要辑稿》兵14中收录的岳飞郾城捷奏)。岳家军骑兵(背嵬、游奕马军)同金国主力骑兵(即“拐子马”)周旋，故“鏖战数十合，方决胜负”。岳飞郾城捷奏说双方“鏖战数十合”，就是指女真骑兵进行数十次“更进迭却”的战斗。针对金国女真骑兵的作战特点，岳飞巧妙地指挥部属，“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参见《紫微集》卷12收录的梁吉等人郾城之战立功转官制)。

 “铁浮图”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南宋杨汝翼的《顺昌战胜破贼录》最早记载“铁浮屠”(“铁浮图”)。文中称兀术“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屠,又号叉千户”, 这“叉千户”便是指侍卫亲军。《金虏图经》记载金军“专尚骑”,骑兵是早期金国唯一的正规军,金军中所有的步兵都由汉人签军充当,他们不是常备的正规军,其作用“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他们是不可能装备造价昂贵的重型铠甲的。也就是说,穿戴此等重铠的不会是金军的步兵,而有资格穿戴重铠的只能是女真骑兵。

金军骑兵的主力只能是轻型和中型的左右翼骑兵“拐子马”, 而非重装骑兵“铁浮图”。这是因为古代重甲十分昂贵,不可能大规模装备,而由于重骑兵在承受铠甲重量的同时,还要进行战斗,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拥有超人的体魄,所以“铁浮图”的人数肯定不会很多,在顺昌战役中只有三千人。可见重骑兵只能是骑兵中的精华,见诸南宋史籍,凡提及“铁浮图”,必会称其“常胜军”、“精锐特甚”、“所向无前”诸如此类等等,其身份也应当不同于一般的女真骑兵。

金军骑兵的主力是轻型或中型骑兵,除此之外,才是“重铠全装”,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的重装骑兵。“拐子马”可以“或进或退,见可而前”,而“铁浮图”去必须“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铠甲的原因。

金军的“铁浮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某些不利于重装骑兵作战的场合,他们经常下马,作为重装步兵使用。如汪若海所说“其所将攻城士卒号铁浮屠”,骑在马背上显然是无法攻城的。“铁浮图”重装骑兵下马攻城的事例还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四所载的绍兴四年仙人关之战,金军“人被两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此外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也提到:“虏用兵多用锐阵,一阵退,复一阵来,每一阵重如一阵。重兵既多,即作圆阵以旋敌人;若敌人复作圆阵外向,即下马步战,待其败走,上马追之。自用兵以来如此。”《三朝北盟会编》卷202汪若海札子载顺昌之战时，金军“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乃“铁浮图”用于“攻城”之时舍马步战。《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所载“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其实正是“铁浮图”作为重装骑兵进行正面攻坚的记述。然而,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将“拐子马”与“铁浮图”混为一谈，系误。

郾城之战的另一特点是相当规模的骑兵会战。女真骑兵能坚忍不拔地进行韧性战斗，而岳家军骑兵持续激战了几十个回合，也毫无倦色和馁意。完颜宗弼(兀术)眼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焦躁万分，于是下令将披挂“重铠全装”的“铁浮图”军投入战斗，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

可能是吸取顺昌大战刘锜破敌的经验,岳飞对此早有准备,所以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铁浮图”重装骑兵。

金人著作《征蒙记》(收录在《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兀术自述)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谓”，可见，神臂弓、麻扎刀、提刀、大斧等确实是步兵对付骑兵的利器，也是“铁浮图”军的克星，而这些以步击骑的利器也确实曾重创金国女真骑兵,否则金军统帅兀术就不会说宋人所用兵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了。而英勇的岳家军步兵将士正是使用这些以步击骑的利器来对付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从而大获全胜的。

根据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的研究，据《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的记载(还可见于《资治通鉴》卷99)前燕的鲜卑统帅慕容恪与冉魏的汉人枭雄冉闵大战于魏昌城时，“恪(慕容恪)乃以铁索连马，简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方阵而前”，慕容恪的战术明显与金军重装骑兵“铁浮图”相似。

既然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入侵中原的游牧民族鲜卑的骑兵部队就曾“以铁索连马”布阵来击败冉魏枭雄冉闵所部，那么到了两宋时期，自北方入侵的金国女真人偶尔采用“三人为联”“ 贯以韦索”的战术，并非是绝无可能。而宋高宗在回复岳飞的第二份手诏中转述岳飞郾城大捷补充捷奏(今已佚失)中的记述 ,称郾城之战时“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八》)，应即是指女真重装骑兵采用三马相联的战术，——若仅用左、右翼拐子马，此乃惯技，不可谓“奇计”。

(五).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前岳家军的兵力状况

南宋初年，岳飞一手带出的岳家军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在频繁的战事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

岳飞早年曾随东京留守宗泽守卫开封。宗泽死后，杜充接任东京留守，原本为宗泽部将的岳飞也就成了杜充的部属。后来杜充要放弃开封南下，岳飞进言说中原之地不可放弃，然而杜充不听，于是岳飞被迫随主将杜充南下，来到建康(今南京)。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兀术)率军南下侵宋，在南宋诸将皆溃的不利形势下，岳飞仍然奋力作战。不久，时任建康行营留守的杜充向金人投降。面对主将投敌、士卒溃散、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招集东京留守司军的散兵，慷慨陈词，激励众人说：“我辈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士卒为他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

随后，岳飞指挥这支为数不过几千人的部队转战江南的许多地方，所部秋毫无犯，在与金国女真兵及各地流寇的作战中，接连获胜，并于建炎四年收复建康(今南京)。不久，南宋朝廷任命岳飞为通州、泰州镇抚使兼知泰州，此时的岳飞已经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将领，而岳家军也在这时开始形成。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独立成军之初，只有正兵不到一万人。此后又经过一些列的征战和收编，到绍兴四年（ 1134 年）岳飞收复襄汉六郡时，岳家军兵力已增至三万五千多人。

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率部平定杨么之乱之后，在收编湖湘农民起义军的同时，又合并了一些地方军队，使岳家军的兵力大增。

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南宋军队整编中，原湖湘农民起义军中的壮丁五、六万人大都编入岳家军，再加上此后拨隶岳飞统辖的荆湖南路安抚司统制任士安、郝晸、王俊、统领焦元、丘赟等部约一万二千人，以及杜湛所部调归岳飞统辖时带来的八千多蔡州兵，此外还有江南西路安抚司统制祁超、统领高道等部约八千五百多人，这样实际受岳飞节制的总兵力已经达到十几万之多，而以后岳家军的兵员也大体维持在十万人左右这个数量，直到岳飞被宋高宗和秦桧所害。

到绍兴九年(1139年)，岳家军总兵力已经增至十万多人，有统制官 22 人、将官252人，其中正将、副将和准备将各84人，在岳家军诸将中，王贵任中军统制，张宪任前军统制，这二人是岳飞的重要副手。当岳飞不在军中时，王贵和张宪可以代替岳飞指挥其他统制，主持岳家军全军的事务；徐庆、牛皋和董先三人最为善战；以上五人都是岳家军的中坚将领。而在同一时期，淮西张俊所部统制官只有10人，淮东韩世忠统所部统制官只有11人。

在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前，以长江边的鄂州为基地，岳家军军一级的编制至少有十二军，计有：一、背嵬军；二、前军；三、右军；四、中军；五、左军；六、后军；七、游奕军；八、踏白军；九、选锋军；十、胜捷军；十一、破敌军；十二、水军。其中踏白军和游奕军都是马军番号，而作为岳飞亲军的背嵬军，也基本上以骑兵为主。而根据当代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的考证，当时岳家军全军约有十万多人，平均每军约八千余人。故踏白、游奕和背嵬三军相加，大概有两万多人的马军，也就是说，岳家军当时有两万多人的兵力是骑兵。此时的岳家军已经成为步兵、骑兵、水兵各兵种齐全的强大军事集团，规模居南宋诸军之首，且实力最强。

但如此以来，问题就来了。宋朝一向马匹缺乏，南宋尤其如此，岳飞是从哪里弄到那么多战马来组建骑兵的？据考证，这么多战马既不是南宋朝廷给的，也不是买的，而是岳家军在与金国以及金国所扶植的伪齐政权作战时缴获的。

早在绍兴六年（1136年）八月，岳飞第二次北伐，兵进伊洛，其麾下猛将杨再兴率军攻克西京长水县时，夺取了伪齐政权的一个马监，缴获战马一万多匹。在同年十一月进行的第三次北伐的过程中，岳家军又从伪齐那里俘获战马四、五千匹、骑兵千余人。就当时情势而言，伪齐政权得到金国的全力援助，马匹得来甚易，加上北宋时也曾在西京洛阳设置洛阳马监（《宋会要辑稿》），而且洛阳地处伪齐境内腹部，在此畜养大批马匹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是敌人万万想不到，岳家军进军竟如此迅速。而缴获的这约一万五千匹战马，加上以前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曾拨给岳家军的少量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

岳珂在《鄂国金佗稡编》卷22《吁天辨诬卷之二淮西辨》中提到“而况背嵬之士，先臣之亲军也，颖昌、朱仙，皆以是军取胜，而八千余骑亦不可谓寡矣”，——也就是说，在经历绍兴十年的颖昌大战和朱仙镇之战之后的次年，岳飞率部救援淮西的时候，仅出征的背嵬马军就有八千多骑，这也是后来岳家军能够在野战中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重要原因。

南宋军事家华岳在其所著的兵书《翠微先生北征录》卷八中写道：“臣闻呈试有四门马枪，拣指有马上单枪。岳飞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李显忠教关西之兵，令弓手带枪，枪手带弓。马军之有枪，尚矣。自近代，善马射者不善马枪，所以海队只选马枪一十八条、正副旗头六名，其余皆系弓箭。立为定制，不容增减。盖新刺马军、新补马校不练教习，不熟弓马，两手挟弓犹恐不能施放，更责以马枪兼人之能，则彼安能独办？要之，一队皆系老旧马军，则令各稽小枪，而不拘以十八人之数；皆系新招生疏之人，则令专事弓箭，而不拘以正副旗头之额。庶不强人以短，而反害其所长。是谓枪制。”

显然，马上用枪并非易事，而岳飞能“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显然对岳家军骑兵的要求甚高。须知岳飞本人就善于骑射，素有“勇冠军”之名，有他教导，让将士熟练掌握射技枪法，此等精兵，自然非同小可。

此外，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九《遗事》记载：“臣云（岳云）尝以重铠习注坡，马踬而踣，先臣（岳飞）以其不素习，怒曰：”前驱大敌，亦如此耶？“遽命斩之，诸将叩头祈免，犹杖之百，乃释之”，由此可见,岳飞平时要求岳家军骑兵必须身披重铠，苦练冲陡坡、跳壕沟等战斗动作，非常注重实战效果。也只有经过如此严格训练的岳家骑兵，才能在中原大地上和金兵争锋。而建成这么一支总数两万左右的强大骑兵部队，为岳飞成为南宋诸将中唯一敢于主动向金国发起进攻的稀世名将提供了重要条件。

纵观岳飞组建岳家军的过程，有以下几点特别引人注目。一是贵精不贵多的组军原则。二是组建一支高效率的幕僚机构。三是重视骑兵建设，在当时仅背嵬军（岳飞的亲军）中的骑兵，就有8000余骑。

此外，岳飞治军，以严明军纪而著称于史，“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南宋学者周密在其著述《齐东野语》中称岳飞军纪为“中兴第一”。岳家军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对百姓秋毫无犯，对敌人则如虎狼一样凶猛。严明的军纪，是岳家军保持强大战斗力和维持良好军民关系的保证。更与宋朝其他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还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牢记国耻家仇，以忠义许国、同仇敌忾，为雪国耻、抗击外侮、恢复旧山河而战，故士气旺盛。

岳飞还认为，管理军队，仁、信、智、勇、严五者缺一不可。岳飞平时与将士同甘共苦，在战场上则以身作则，冲锋陷阵，“每战尝自为旗头，身先士卒”。岳飞还有一句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由于恩威并施，使岳家军内部和睦，关系融洽，表现出强大的内聚力和战斗力。用今天的话来说，以上这些都是岳家军强大的软实力。

南宋东州爱国人士王自中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九月所撰的《郢州忠烈行祠记》中曾提到岳飞治军的以下品行:“一曰忠:临戎誓众,言及国家之祝,仰天横泗,士皆欷欤而听命。闻大驾所幸,未尝背其方而坐。二曰虚心:食客所至常满,商论古今,相究诘,切直无违忤。三曰整:兵所经,夜宿民户外,民开门纳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苇无乱者。四曰廉:一钱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待数千万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敌,不为摇动,敌以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七曰选能:背嵬所向,一皆当百。八曰不贪功:功率推与其下。”显然，具有这些杰出治军品行和军事才能的爱国将领岳飞所带出的军队确实是一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劲旅，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要求严格、训练有素，故这支军队战斗力强，将士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正如当代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所指出的，南宋初年的各支宋军中，只有岳家军是进攻型的军队，而当时具备“直捣黄龙”、光复故土的决心和能力的宋朝统帅，只有岳飞。

(六).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考辨

(1).岳飞北伐捷奏佚失的例子

得以留存下来的关于北伐战事的岳飞奏章以及南宋朝廷答复岳飞奏章的诏书无疑是研究岳家军北伐战绩战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共留存捷奏13份，记载17个相关战事。但是与其他史料对照，可以发现这些捷奏远不能涵括当年的全部战况。事实上，绍兴十年岳飞的第四次北伐也同前三次一样，得以流传后世的捷奏决非完整无损，而是残缺不全的。有些战役的捷奏已经佚失，又有些战役，虽有捷奏传世，但反映详细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例如，《宋史 高宗本纪》中记载的“（绍兴十年六月）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复蔡州”，此战的捷奏就已佚失；《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丙寅，岳飞军统领孙显大破金人排蛮千户于陈、蔡州界”，排蛮即裴满，是女真人的姓，孙显败女真裴满千户之战的捷奏也已佚失；《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丙辰）是日，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宋史》卷29《高宗纪》的记事提到：“　六月十三日　丙辰，牛皋在京西败金兵”，京西即京西路。牛皋在京西路败金兵的捷奏同样已佚失；《宋史 牛皋传》有“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但牛皋“战汴、许间”虽然“功最”，却无一份捷奏传世。

除此之外，岳家军在郾城和颖昌取得的两次关键大捷的补充战报捷奏也没能留存于世。

总的说来，得以留存于世的这13份捷奏，只是当年战争记载中的残章断简，无法准确地反映战事全貌。甚至，这些捷奏本身（尤其是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数据）还存在明显的被篡改的痕迹。

(2).岳飞北伐捷奏遭篡改的例子

郾城和颖昌两次关键大捷的战报都有佚失。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部将王贵颖昌捷奏为例，捷奏中说:“今月十四日辰时以来，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直抵颍昌府西门外摆列。贵遂令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贵亲统中军、游奕军人马，并机宜岳云将带到背嵬军出城迎战。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重伤番贼不知数目。其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不计其数，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委是大获胜捷。”

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王贵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此外，须知在古代战场上，限于战局和其他各项条件，先行统计部分战果后上报，再进行补充的颇为常见。如果仅据留存下来的首份颖昌捷奏中的统计来判断颖昌之战的全部战果，显然远非严谨客观。例如宋与吐蕃的三都谷之战，首份战报说斩首一千，最后的统计结果却是斩获一万。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将吴阶和吴磷的经验，宋军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参见《三朝北盟会编》或《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

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试想，在颖昌之战中,金兵参战人数为“三万余骑”(且还有很多后续部队),岳家军参战人数在两万多，双方自“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激战约4-6个小时，结果是岳家军在这样惨烈持久的主力会战中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并“大获胜捷”。显而易见，除非是金国女真主力部队损失惨重，否则金兵是不会败逃的，而岳家军的杀敌数目则肯定是很多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大获胜捷”了。

然而根据现存颖昌捷奏所提供的数据，“贼兵横尸满野”才“约五百余人”，——也即五六万大军激战5小时，岳家军“大获胜捷”的结果仅仅是金兵被杀500，也即每500人对战一小时，金国军队仅仅才损失1人。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超越了玩笑，一边倒的胜利都不至于赢到如此轻松，更不必说金国军队还“贼尸遍野”，大败而逃了。

事实上,双方本是性命相搏，主将又是王贵、岳云、兀术、韩常等悍将，又都带领着各自最精锐部队、在一个相对明确且较小的地区内对决，哪怕是赤手空拳的掐架，每500人一小时内打死10个以上总不成问题吧。就这份初步的颖昌大捷战果统计来说，阵斩万户一人、千户五人已经是出色的战绩。万户被斩，意味着他所统领的一万人建制的金兵部队已遭重创，而且，这是兀术最为精锐的亲军。再者，杀敌500人中即统计到有万户，如后续无法统计出相应的杀敌数目，则很容易被朝廷质疑战报有假。作为老于行伍的宿将，王贵还不至于犯此低级错误。事实上，南宋朝廷也从未曾以任何方式质疑过颖昌大捷的战果。颖昌大捷的全面战果，自当更为惊人。

关于岳家军颍昌大捷的战果，《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早就指出了。——因为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岳珂也没见到！

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鄂王行实编年》所载“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绝非虚言，关于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曾明确指出。据《金史》卷55《百官志》记载：“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从三品，上曰奉国上将军，中曰辅国上将军，下曰镇国上将军。正四品，上曰昭武大将军，中曰昭毅大将军，下曰昭勇大将军”，而在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也即金熙宗天眷三年之时，金国已经颁行此“汉官之制”。当时随兀术侵宋的汉奸李成的官阶是从三品的奉国上将军，韩常的官阶为正四品的昭武大将军，上将军夏金吾就是姓夏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而据《金史》卷 57《百官志》记载：“统军司(河南、山西、陕西、益都):使一员，正三品，督领军马，镇慑封陲，分营卫，视察奸。副统军一员，正四品”，由此可知，夏姓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之实职正是统军使，而他的虚阶也和实职之官品一致。　王曾瑜　先生还指出，姓夏的金吾卫上将军即是兀术女婿，然而今存文献中没有女真人使用夏姓的例证，故此人可能不是女真人，而留存下来的王贵颍昌捷奏所言“当阵杀死万户一人”，估计即为此人。

值得一提的是，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13份捷奏中，含大捷4份，胜捷9份。除了颖昌大捷捷奏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五百，其他三次大捷捷奏的歼敌数目都未能留存下来；而在9份胜捷中，复南城军捷奏提到了具体歼敌数目，有“杀死贼兵三千余人”的记录,却只说是“委获胜捷”。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歼敌三千余人在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事中，只算胜捷，尚不能算大捷。

大捷较之胜捷，显然战果更大，意义更重要。歼敌数目虽只是衡量战果的指标之一，但一般来说，大捷的歼敌数目应超出胜捷。很显然，留存下来的颖昌捷奏中的杀敌“五百余人”的数据明显与王贵在捷奏中称颖昌之战“大获胜捷”的事实不符。故留存下来的那份颖昌捷奏中的“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的杀敌数目是很令人怀疑的，这个数据存在明显的被篡改过的痕迹，——可能原本记录的是五千，但是却被某些奸佞之徒(比如秦桧及其党羽)改成了五百，以致欺弄后人八百年，让不少人困惑不已。

事实上，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即留存下来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歼敌数目要么不翼而飞，要么不合情理。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中，歼敌数目的关键问题再次显示出来。只是，这次的方式明显不同。该捷奏写到：“兴等躬亲统押人马，分头前去迎敌，虞贼血战，自辰时至午时，其贼大败。杀死金贼，一十余里横尸遍野，并夺到器械……”

其中“杀死金贼”之后明显应接数目字，如果不是歼敌具体数目，则应是歼敌比例，然而，这个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河北颖昌诸捷奏》中很明显有数据方面的统计，例如“贼马一万余人骑”，“剿杀金贼步军八分以上”等等，最后唯独歼敌总数这一最重要的数据却影无踪！

而在留存下来的《陈州颍昌捷奏》中，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杀敌数目以及岳家军夺得的战马数目也很明显地被删削了！

现将《陈州颍昌捷奏》全文抄录如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

「今据诸军申到收复下项：据前军统制张宪申：『将带诸统制、将官前去措置陈州。闰　六月二十四日　午时，离陈州十五里，逢贼马军三千余骑见阵掩杀，其众望城奔走。遂分诸头项并进，离城数里，有番贼翟将军等，并添到东京一带差来贼马，摆布大阵。宪遂鼓率将士，分头入阵掩击，其贼败走，已收复陈州了当。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据踏白军统制董先、游奕军统制姚政等申：『统率军马，在颍昌府驻札。闰　六月二十五日　辰时，有番贼取长葛县路前来。先即时同姚政等统率军马，出城迎敌。到城北七里店，逢镇国大王并韩将军、邪也孛堇贼马六千余骑，摆布成阵。先与姚政等分头项径入贼阵，战斗及一时辰，其贼败走，追杀三十余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很明显，《陈州颍昌捷奏》中“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杀死”后面显然本应有具体的人数，“夺到鞍马”后面显然也应有具体数目，但是这些反映具体战果的重要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擒到人”、“夺到鞍马”后面显然应该有具体的数字，但是这些与战果直接相关的重要数字也硬生生地不见了！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以及《陈州颍昌捷奏》之外的其他一些岳飞北伐捷奏中，也能找到一些因原文遭删削改动而不通顺的例子，这些都令人怀疑留存下来的捷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经过以上分析考辨之后，我们很自然地会想起以下这些事实：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由于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等当权者的暗算和陷害，爱国将领岳飞竟惨遭横死；十四年后（公元1155年），秦桧方才寿终正寝，这期间秦桧独揽大权。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以及不惜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史宫张震上奏：“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南宋的一个史官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十四年，秦桧及其同党删削档案、篡改史实的活动就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宋史 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以上这些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国史由其子秦熺主持修订，并且秦桧禁止私人修史，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前就将这部分日历编撰完成（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或《宋史》卷473《秦桧传》）

岳飞冤案平反后，岳飞三子岳霖开始收集整理与父亲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未成而卒，岳霖临终时嘱咐其子岳珂：“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岳珂承继父业，将收集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加上为岳飞辨冤的考证，以及时人关于岳飞的著述旧闻和部分传记汇集在一起，编成《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捷奏都收录在《金佗稡编<家集>》中，编者岳珂在序中写道：“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藁之所存，或备于堂剳之文移”……总之，主要是“搜访旧闻”。岳珂写序时，已距绍兴十年六十余载。家集中仅有少数文件曾找到了原件，如出师一奏，和岳飞的亲笔参校之下我们发现：录稿和原件间的文字歧异颇多。

尤其需要后人注意的是，绍兴十一年正月（1142年1月）岳飞被冤杀之后，岳飞家被抄，岳飞生前的大部分奏折被秦桧同党收去。在岳飞冤案平反之后的淳熙五年（即1178年），宋孝宗诏见岳飞三子岳霖,岳霖上疏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以及岳飞的奏折，宋孝宗诏令:准左藏南库还之。岳霖之子岳珂所著《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中收录的岳飞捷奏（包括上文所提到那些捷奏），其实大部分来源于岳霖向宋孝宗要回的那些文件档案，而这些文件档案当初曾被秦桧同党从岳飞家收走。

考虑到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以压低岳飞的功劳，故我们不能排除秦桧及其党羽销毁了许多反映岳飞战功的捷奏，也不能确定留存下来的反映岳家军北伐战果的岳飞捷奏之原文是否已经遭到秦桧及其党羽的删削篡改。故那些留存于世的捷奏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其中涉及战果的具体数据，显然也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

宋史研究泰斗　邓广铭　先生　和王曾瑜　先生都曾指出，由于秦桧专权期间对史实的删削、隐毁、篡改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足以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故对于当时留存下来的资料，不应盲从，而应综合分析其来源，并结合其他史料加以考证，将秦桧删削篡改史实的影响加以考量，这样才能尽量客观如实地还原历史。

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指出。即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宋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等原始史料其实都被收录在《鄂国金陀粹编》中并通过《鄂国金陀粹编》的刻印而得以留存后世的。

而现存的《鄂国金陀粹编》(以下简称《金陀粹编》)其实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元朝至正二十三年刻板的明印本，简称“至正本”，现在北京图书馆有藏书。岳珂所编辑的《金佗稡编》成书之后曾经在南宋嘉兴府和江南西路刻印，南宋灭亡之后，《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江浙行省中书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枢密事吴陵张公，命断事官经历吴郡朱元佑重刻之”，此即元朝“至正本”。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三次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至正本”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

第二个版本是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刻本，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黄日敬进行了一次校补，此即明朝“嘉靖本”，现在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都有藏书。由于明朝“嘉靖本”来源于元朝“至正本”，故其因袭了元朝“至正本”中所存在的缺页和缺字等问题。到了清朝时期，满清统治者又大兴文字狱，收缴全国的藏书，当满清御用文人们编撰《四库全书》时，又对所收录的明朝“嘉靖本”《金佗稡编》作了不少篡改。

第三个版本是清朝光绪七年（1881年）浙江书局刻本，简称“浙本”。“浙本”来源于遭篡改的明朝“嘉靖本”，是现在通行的版本，也是错讹最多的版本。

由此可见，《金陀粹编》最早的刻本，即岳珂的宋刻本早已散佚，而元朝“至正本”和明朝“嘉靖本”不仅留存甚少，而且还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最可惜的是现在广为流传的“浙本”《金陀粹编》其实又是因袭满清编《四库全书》时篡改过的“嘉靖本”。这些也对包括岳飞北伐捷奏在内的原始史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造成了不容低估的消极影响。

综上可知留存于世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其中涉及战果的具体数据，显然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如果仅凭残存于世的部分捷奏的记载而否定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所取得的战绩和意义，显然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也是不合情理且十分不公的。

(七). 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影响

(1).岳飞抗旨继续北进

宋高宗在绍兴十年七月十日左右，即收到岳飞收复西京的捷报前后，下诏书班师(因古代交通条件限制，此时岳飞郾城捷奏还在路途中，尚未送至南宋朝廷)。　七月十八日　，岳飞才收到这份班师诏，而在同一天，张宪战于临颖并再次取得大捷，金兵败逃，张宪率部“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岳飞于当天发出一份奏章，“言辞激切”地反对班师。最能说明岳飞态度的是，他的大军继续向北挺进。

《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记载“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金国将领仆散浑坦在鄢陵一带与岳家军的运粮队遭遇。事实上，鄢陵在临颖之北，也在颍昌府的东北方，而这一地带已经被《金史》确认成岳飞军的背后。对于轻骑兵来说，　40公里　也许说不上是“深入”，而朱仙镇就在鄢陵以北约　40公里　，则岳飞大军已经抵达朱仙镇一带，绝非虚言。

(2). 河北、河东、京东路的义军

经营敌后抗金武装是岳飞北上作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绍兴七年后尤其如此。金国受限于自己的野蛮落后，不仅无法有效经营所夺取的北宋领土，而且还强行推行奴隶制等落后制度，造成治所内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地百姓不得不起兵反抗，投入到光复国土这样正义的事业中来。

金国不止野蛮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绍兴十年，为了和岳飞军作战，兀术从各地抽调人马，如河北路的主签军完颜赛里就被招至前线，各路镇守的兵力更加薄弱。

这时候各地义军揭竿而起，形成燎原之势。

在京东、京西路，岳家军的忠义统制都取得重要胜利，并攻克占领了如永安军、南城军等地；

在河东路，忠义军收复了十一州军；

在河北路，众多州县的民众起义，虽然《宋史》中仅记载了收复庆源府，但据《金史》记载可知，当时河北路的重镇大名府也已经被忠义军攻占。

在东京衰落后，大名府已成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连这样的基地都丢了，充分说明金兵丧失属地的控制权，已渐渐日暮途穷的事实和义军出色的作战能力。

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后院不仅起火，且火势熊熊。

而“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义军英勇奋战，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

(3).金兀术和黄龙府

虽然南宋有秦桧删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一向以避重就轻、讳败扬胜闻名。但是要印证岳飞军在绍兴十年北伐战果的辉煌程度，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却是金兀术(即完颜宗弼)在岳飞撤军这一关键时刻的表现。

金兀术(即完颜宗弼)率增援军队赶赴顺昌，“自东京往复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轻骑到顺昌求救的时间，从东京到顺昌的距离是五百多宋里，兀术的主力骑兵赶到的时间应在四五天左右。

岳飞自朱仙镇后撤，曾“留军五日”以保护和协助当地百姓向南撤退。而在一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被敌军骑兵追上，显然是死路一条。

在岳飞撤退之时，兀术(即完颜宗弼)在做什么呢？

须知当时宋金双方正处于交战状态。岳飞在班师南归之前曾“留军五日”再加上携带数万百姓后的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只要兀术想追岳飞军，他的时间是足够充裕的。

而老于军旅的兀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不得不放弃这样巨大的胜机呢？

事实上，不管是无力再战还是不敢再战，都说明了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严重受损的状况。

另外一种可能则是兀术向北逃得太远了，赶不上杀个回马枪。

根据《金史》卷77《宗弼传》的记载可知，在绍兴十年，和岳飞、韩世忠大军对峙之后，“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须知早在岳飞北伐之前的五月中旬，兀术就已亲自带领人马占领汴京，——在战事尾声，再遣将去占领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占了的地方，《金史》如此记载，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兀术全军撤出开封一事。

而如果是从开封北逃，跑得太快太远，同样说明了兀术的大败。

郾城和颖昌两战之后，岳家军和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之间的强弱显然已判。

宋使洪皓被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他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假如“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国内忧外困：高层经历了2次血腥的内讧残杀；由于贪狡无信，不仅连续失去昔日的盟友，还先后和黄头女真、蒙古部落等开战，本来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金国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而他们在辽国的残暴统治和掠夺，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政策：除了蛮力，再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金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金国女真贵族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而称其为“岳爷爷”。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在密信中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当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岳飞身后20年，南宋永嘉学派的著名学者薛季宣曾提到：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参见《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薛季宣幼孤，被伯父抚养成人。他的伯父薛弼，曾是岳飞的重要幕僚。岳飞之孙岳珂曾经指责薛弼奴事秦桧，并向秦桧暗报岳飞行止，“动息以报”。岳飞的幕僚们后来非死即被贬至荒远，薛弼却是唯一的幸免者，且被秦桧所提拔，官职屡升，宋史也说，“世以此少之”。薛季宣显然有所听闻：金人自己说，如果岳飞不死，大金就灭亡了。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98《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4).宋高宗赵构态度的变化

事实上，还有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能反映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的影响。这就是宋高宗赵构态度的转变。

在收到郾城大捷的奏章之前，赵构表现得十分焦虑。并不断地以相对隐晦的方式要求岳飞不得北进。如“蔡颖旧隶京西，今专付卿措置。分兵将屯守防捍”，“事毕”即回朝。

然而，在收到郾城捷奏之后，赵构原本保守的态度却大为动摇，他连写了两份手诏，允许岳飞“择利进退”、“不妨图贼”；并且，他下令让杨沂中“全军起发”，到宿州、亳州一带进行牵制。而在半个多月前，张俊正是按赵构的旨意从这两地撤出，造成“岳飞军孤”的。再有，赵构此前已经连发手诏，严令岳飞班师，此时却懦弱地说“屡已喻卿，不从中制”，想推卸发出班师诏的责任。

而在收到颖昌大捷的捷奏后，赵构的态度彻底转变。一方面，他甜言蜜语道：“却敌兴邦，唯卿是赖”，不再限制岳飞行动；最令人惊奇的是，赵构竟然“已令张俊自淮西，韩世忠自京东，择利并进”！加上未撤军的刘錡，郾城后派出的杨沂中全军，这就是说，赵构下决心把所以能动用的兵力，除了四川的部队，全部都投入到北伐之中。

南宋的国策至此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绍兴八年以来，宋高宗赵构这个“违天逆人”地坚持屈膝求　和的昏　君，这个“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只要有机会和金国妥协求和，哪怕磕一百个头哀求也无所谓的懦夫，不知需要怎样惊人的大胜才能使他鼓起勇气？！

宋高宗赵构和他亡　国之　君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懦，在战和问题上，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的本性。从他对前面提到的岳飞捷奏的态度可以说明当时他并没有在猜忌岳飞，但是奸相秦桧会及时提醒他的。

几天后，南宋朝廷收到了岳飞反对班师的奏章，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再次变化：只字不提命令张俊、韩世忠出师，这道命令显然已经自食其言了；反而强调要岳飞和杨沂中、刘锜同进退——这两位还远在战线的百里千里之外，杨沂中更是刚刚出发。实际上，赵构又已经转为限制岳飞行动。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诺，早就他抛在了爪哇国，此时赵构一门心思的惦念着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将的祖宗家法了。

等岳飞的班师奏章送至南宋朝廷以后，赵构更是了无一丝遗憾之意，只全心全意的算计着怎样全军回退，怎样让岳飞照应其他宋军。

绍兴七年时，宋高宗赵构已经戏剧性的变卦过，他曾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把全国大部分的兵力交给岳飞，然后又在短短三天内取消成命。这次他在短期内决定北伐并再次改变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不会令人感到十分意外。宋高宗赵构的行为，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羊癫疯。

我们却能根据宋高宗赵构在和战问题上的动摇，来略窥已遭篡毁、已经佚失了的颖昌大捷捷奏的份量——足以动摇一个最懦弱的懦夫皇帝，这一战的战果必然十分辉煌！

(5).岳飞为什么要班师？

这要从岳飞违诏出师说起。自绍兴八年底始，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不顾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向金国称臣求和，以至“举朝无人从之”，有的大臣甚至警告赵构，再这么倒行逆施下去，老百姓就要造反了。“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

绍兴十年，这个以巨大屈辱换来的和议在短时间内被金国主战派兀术撕毁。赵构和秦桧两人已颜面丧尽，人心丧尽，为了保命，他们不得不派出军队迎敌，赵构手忙脚乱，发了好些诏书。在鄂州大营里积极筹备北伐多年的岳飞终于得到机会出兵，于是他挥师北上。

闰六月下旬，岳家军前锋已经和金兵交手，朝廷派来的官员李若虚却辗转追上岳飞，传达了宋高宗赵构的真实意图：

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

这就是宋高宗赵构的“忍弃中原”。他宁可白白跪拜金国、曲膝称臣，除了再次遭到侵略以外一无所得。对于南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南宋全国的主战情绪达到了顶点；而敌人金国女真人也在北宋故地上立足未稳。

从政治和军事上来讲，这是北宋亡国以来多年才出现的、不容错失的机会；一旦放弃这样的机会，南宋“忠愤之气沮矣”，民心士气必然遭受重大打击；如果等待金兵在河南地从容经营，不要说之后再进攻必然会事半功倍；如此一味挨打投降的小朝廷是否能自保还是个问题……

岳飞拒绝了这一倒行逆施的“上意”。北方那广袤的国土、数以千万计的百姓，不是某一个独夫民贼的私产，不是这个独夫民贼要放弃就可以放弃的。所以，岳飞出兵伊始，就已经抗旨不遵。

那么如果他再拒绝班师，岂不是藐视朝廷的权威、甚至是准备公然和朝廷决裂？

岳飞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此时岳家军的后勤供给应该主要还是来自后方；而赵构在秦桧等奸佞的教唆挑拨下，很可能会做出极端愚弱的选择。赵家皇帝一贯猜忌武将，而且在这一点上赵构长期被秦桧所利用。违诏出师、违诏不班师，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实。当时两军对垒，兀术虽大败，但南宋内部一旦起了变乱，得利的是最终将是金国女真人。岳飞一向以国事为重，绝无可能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来。

从宋金双方的形势分析，岳飞北伐显然是有胜机的。这也是他在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师诏之后却继续向北推进的原因。但是在接到“累降”的措辞严厉的“御笔”后，来自岳飞身后的小朝廷出现了重大变数。这些变数使得岳飞被迫撤军。

这无疑是场悲剧，不仅属于岳飞个人，也属于整个南宋。绍兴十年以及其后发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战胜而跪地称臣、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完败的绍兴和议，完全是在极端条件下发生的极端事件。

讨论这件事不能忘记赵构和秦桧这一对史上最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档。宋高宗赵构为了解除大将兵权而急于向金国求和，而奸相秦桧则“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两人交相为用而曲相成。

敌国间维持不战的状态，绝不会是一方跪拜而得。一纸“臣构”的“子孙世代，谨守臣节”的所谓和议，恬堕猥懦，不足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鲜血虽大多空洒，却仍是南宋这个国家得以继续维持的真正原因。

题外话:

南宋初年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权力增重，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南宋朝廷中的文人士大夫集团，不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尽管在对金朝“和战”问题上纷争不已，相互倾轧排挤，但在限制武将事权和右文抑武问题上则是一致的。他们处处防止武将势力膨胀，只要有适当时机，便想方设法削弱武将事权，把他们纳入文人控制之下。这一政策从宋高宗、张浚、赵鼎、王庶到秦桧，一脉相承。

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于南宋初年统治集团的上层权力斗争之中。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宋廷为压制武将，不惜放弃收复失地，偏安江南，与金朝议和息兵。和议成，抗金形势随即缓和，武将与文人士大夫集团的矛盾即上升，岳飞建立的岳家军实力最强，立即成为心腹之患，加之岳飞深得军心民心，平生大志昭著，更成为南宋朝廷疑忌的对象。尽管岳飞素以忠君爱国著称，岳家军将领、幕僚为宋高宗赵构在江南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仍不免成为宋朝抑武政策的牺牲品。岳飞之死，并不仅仅是因为反对议和而与宋高宗赵构发生矛盾，也不单纯是因为坚持抗金而与奸相秦桧发生矛盾，而是南宋士大夫集团要恢复宋朝传统的以文制武立国体制，打击岳家军的必然结果。

(附注:<第六部分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考辨>及<第七部分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影响>系以岳飞资料网网友帖子的分析为底本,由唐宋春秋整理而成。关于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前期战事，请参见唐宋春秋的力作《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系列之一，——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前期战事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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