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河殇》与《丑陋的中国人》——四评《中国站起来》
：华执殳
文明之辨——四评《中国站起来》
中国要站起来，就不能不清算《河殇》，就不能不清算另一本连文笔都只有下三滥水平的《丑陋的中国人》。
清算《河殇》与《丑陋的中国人》就必须正本清源，还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本来面目。
四大古国与亚文明
我们知道东半球原生性的古代文明就是“四大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虽然汤因比将所谓“米诺斯文明”也塞进了原生文明，然而这是西方将神话幻想为历史，于是将考古材料千方百计的牵强附会过去，就如朱元璋当了皇帝，有人替他认祖归宗到朱熹一样，自娱自欺而已，除了《河殇》的一类的精英相信这些鬼话，实际上是当不得真的。在虚构祖先“光荣的历史”上，一些韩国学者与他们的西方老师是可以互为镜子的，而且这些韩国学者也正是受到汤因比包藏祸心的文明划分的鼓舞，才如此下作的虚构韩国文明“伟大的证据”的。
四大古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先发展起来的文明，是在没有任何可以借鉴和学习的情况下，由各古代先民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经历了无数次尝试，无数次失败，创造出来的；它们都单独经历了文明产生的全过程，终于迎来了人类文明的曙光。
在这些原生性古文明的传播、带动和影响下，产生了一系列后续文明——亚文明，以至亚而又亚的亚文明。
当原生文明率先趋于成长起来的时候，它就成为了所在地区最强大的力量，对于周边地区各民族施加一波又一波的强大的影响和冲击，战争、贸易，通婚、联盟、迁徙等等都是传播的媒介，从而将原生文明在经济、政治、军事到文化等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有意无意的向周边辐射传播。模仿，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自愿还是被迫，遂使一个又一个民族得以大幅度减少漫长的摸索，最大限度的缩短文明发展的时间，大踏步走过原生文明缓慢摸索发展的各个阶段，迅速跨过文明的门槛，以早熟的姿态进入世界历史的舞台，这就是区别于原生文明的亚文明。
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就是这样一个亚文明。它站在两大原生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旁边，在这两大文明已经走过了两、三千年的历程之后，受到这两大文明以及这两大文明催熟的一些亚文明，如亚述、赫梯、迦勒底、依兰、波斯、腓尼基等等文明的传播、影响和冲击，迅速发展，登上东地中海的历史舞台。
这些亚文明受到先进文明强大影响时，自身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各不不同，也就是说，被催熟的原材料各不相同，因而往往带有受到强大影响时的那个社会发展阶段的许多特点，那个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些特有的制度、法权、习俗得以长久留存，成为历史印记；有些特点甚至还在一定的条件下，尽其所能的发展，从而给整个世界史带上丰富多彩的特点。
例如古罗马就将氏族社会末期的两头军事民主制发展到极点，成为罗马奴隶制贵族共和国的一大特点；无独有偶，中国历史上的契丹人也是在两头军事民主制时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不同的是，契丹人由奴隶制过渡到建立封建制的“辽”王朝时，还将这一制度的遗迹长期保存着，这就是为什么“萧氏”长期与“耶律氏”共掌辽朝的原因。
顺便再举一例，英国贵族生活中的所谓“派对”则是“群婚”时代的遗迹，虽然它的本质已经淡化，而只是徒具外表。当然“群婚”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是任何一个民族全都有过的，本身是不能用今天的观点来非议的，然而今天还保留这种遗迹却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荣耀的，并不是什么“高贵”的标识，它恰恰是英国文明早熟而非标准的一个证据。
原生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前驱
原生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艰难性和长期性是显而易见的，原生文明对人类发展的伟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当人们被后续文明（亚文明）直至“现代化”文明的杰出成就搞得眼花缭乱，把自己伟大的先驱一概斥之为“愚昧”的时候，让我们重温一下老摩尔根对后续文明（亚文明）直至“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关系的论述是非常有教益的，他指出：“这些文明，不仅大部分吸收了在它以前的开化时代的发明、发现及制度，并且是建立在开化时代的发明、发现及制度之上的。文明人的成就虽然是极其伟大和显著的，然而却不足以掩蔽人类在开化时代所作出的业绩。以开化时代的人类而言，除了字母的发明以外，既创造出了文明上的一切要素，也具有文明上的一切要素。人类在开化时代的成就，应该在它对于人类进步的总和关系上加以衡量；那么，我们便不得不承认开化时代人类的成就，在相对的重要性上，实凌驾在它以后的人类的一切业绩之上。”（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48页）
摩尔根所说的“开化时代”指的尚是原生文明披荆斩棘的前期，即“野蛮人”城池的“壕沟”正在“埋葬氏族制度”，它的城楼正在耸入“文明时代”的过渡时期。
在此时发端，在其后开始的文字创造则是原生文明对人类另一个值得单独提出来的伟大贡献。毕竟，迄今为止几乎大部分学者都将文字的出现作为界定文明时代的标识，摩尔根也是这样界定的，就足以说明文字对文明非凡的意义。当然，这并非科学的分界，实际上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才是真正意义的分界；埃及的古王国，北美的玛雅，南美的印卡都尚无真正意义的文字，而国家却已存在，这足以说明他们已经跨过了文明的门槛。也就是说，文明的开端应该放在摩尔根所说的开化时期。当然这在学术界还有许多争论，远还没有统一起来。
两种文字体系
亚文明，尤其是更加后起民族的亚文明，最大的受惠就是免除了创造文字的漫长历程，几乎是从天而降的文字有如化学反应的催化剂一般大大加速了后起民族亚文明的历史进程；尤其是更加后起的西方文明，完全没有创造文字的烦恼，有的只是现成的“享用”，这是亚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早熟”的一个非同小可的标识。
迄今为止，人类创造了两大文字系统：表意汉字和拼音文字。两大文字体系都起源于原生文明，不同的是：表意汉字由中国自己完成了成熟的全过程；拼音文字的成熟则是由原生文明领跑，然后由一系列亚文明接力完成的。
拼音文字的历程大致如下：
约5200年前，古埃及人发明了一种图形文字，称为象形文字。（又称圣书体，或称碑铭体，正规体）由图形文字，音节文字和字母构成。在4500—4300前由此演变出一种简化的草体字——祭司体文字，到约3600—3300年前，通过进一步的演变，才基本脱离象形文字而比较成熟起来了。
古巴比伦的最初的图形文字以5200年前的苏美尔的创造为起点，至4500年前才发展为比较“成熟”的楔形文字，从而著称于世。
约3500年前定居于古叙利亚地区（还包括今天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正好夹在埃及和古巴比伦之间）腓尼基人学习和借鉴埃及的象形文字和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演变出两套字母文字体系：北部城市乌伽里特使用楔形文字制定的一套字母；南部城市毕布勒使用一套线形字母。腓尼基字母约在公元前10 世纪传至希腊。希腊人接受后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补进了元音字母，形成了希腊字母，从此拼音文字就此基本定型，此后的拉丁字母、西里尔字母皆是它的变种。
拼音文字接力的原因之一是，那三个原生文明的创造者先是衰落，接着就在那些亚文明民族的进攻中消失了，后续的许多亚文明民族也重蹈覆辙，无法单独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表意汉字则由我们的民族完成了从发端到成熟的全过程，这是因为我们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唯一文明与载体同在的民族。
《河殇》却把西方文明对“文字”的坐享其成说成是后者对前者的“同化”，实际上在“文字”这一文明灵魂的层面上，恰恰是后者同化了前者。同时，原生文明在文字成熟之前的早期阶段出现的一些事物往往因为得不到及时的记录，从而湮没无闻，而亚文明却因此得以记录下来，例如英雄史诗之类，古埃及、古中国均只有片断的留存，古印度的达罗毗荼人则什么都没有留下；相反，希腊人的荷马史诗，日耳曼的尼伯龙根之歌，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等，则受惠于几乎是“天赐”的文字流芳百世。
可笑的是，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及西化精英却以此攻击中国先民缺乏“艺术天赋”，尤其是一些真诚热爱自己民族的中国人也埋怨自己的祖先没有“留下”英雄史诗，从而觉得矮别人一头似的，这其实是一种认为西方的社会发展才是“标准模式”的思想在作怪。事实上亚文明的发展恰恰是不“标准”的，而是早熟的。《河殇》颠倒是非妄称中国文明“早熟”，从不证明，精英们也将这一弥天大谎，当作无须证明的“公理”，并以此进行一系列的演绎推理，以证明中国文明“先天不足”，必须彻底抛弃。殊不知，早熟的恰恰是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西方文明，这一切是那么明显，所有的历史材料全都摆在人们面前，并非需要顶级专业考古技能才能穷究真相的，只是中国的“学者”们从来没有睁开眼睛看一看而已。之所以没有看，原因只有一个，他们从来就奉西方学术为“正宗”，只会人云亦云，洋云亦云，就如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那样只会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爬行，根本就没有一星半点他们自诩的“独立思考”。
两种历史进程
原生文明与亚文明在历史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发生碰撞、汇合和发展，各亚文明之间亦是如此。各种文明就在这种碰撞、汇合和发展中由奴隶社会经封建社会至资本主义社会，一路前行，以至今天正在发生的向社会主义前进，虽然中间也有许多的曲折和反复，历史的大方向却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在东方和西方这种碰撞、汇合和发展却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并深入研究的。
在西方的历史舞台上，由古埃及和古巴比伦（苏美尔人、阿卡德人等）率先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继之而起的那些亚文明民族，是以一个接着一个，一个取代一个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曾经走在前面的民族为后起的民族所征服乃至消灭，后起的民族一个又一个的接过文明的接力棒，在血和火中前进。在西方的历史舞台上民族崛起和民族灭绝是史不绝书的，一个又一个民族在“早熟”的状态下崛起，这就不可避免的保留更多“野蛮”的习俗，屠杀俘虏，灭绝敌对种族，造成了西方民族斗争的极端残酷性，这也是西方各族虽然语言相近，起源亦相近却不能如中国那样统一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例如法国南部（普罗旺斯）方言与北意大利（伦巴第）方言根本就是一种方言，我国五六十年代尚未编纂“意华辞典”时，意大利语专业的学生普遍使用“法华辞典”就是这个原因。
这一血腥的“传统”亦为西方近现代的殖民主义者所继承，英美对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的种族灭绝则创造了西方这一“传统”的最高纪录，美洲发现时的三千万印第安人如今所剩无几，澳大利亚土著则更惨；英美在伊拉克投下大量的“贫铀炸弹”则是这种种族灭绝“传统”的“最现代化”手段，而且他们还一边叫喊着这是为了解放这些辐射的受害者哩，这无疑是对西方所谓“人权”的最大讽刺。
伴随着历史的脚步，西方历史舞台的中心也在不断的转移，由尼罗河下游和两河流域开始，然而分为两路，东路进入波斯，后来又长期在波斯和波斯以西的西亚之间反复摇摆；西路经巴尔干南端（古希腊），转至亚平宁（古罗马），再转至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后是英美。实际上西方人过去所说的东方指的就是波斯阿拉伯这一东路，而并非我们中国。西方的这两个文明中心的斗争从两千年前一直延续至今。伴随着这种转移，一个又一个曾经在西方历史舞台上显赫一时的民族不是被灭绝，就是仅只剩下化石般的遗存，有幸生存下来的也是愈来愈边缘化了。
因此，西方文明这种“排他”性决定了它本质是“一元”的，而非《河殇》忽悠我们的“多元”，虽然那里充满了来自第三世界的居民，美国社会西欧社会的白人至上是到过美国到过西方的人都能真切的感受到的，否则就不会有不平凡的2008年中国海外青年的奋起了，当然杰克逊也不会执意将自己皮肤染成白色了。
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却呈现出区别于西方的不同特点，中国文明从远古到鸦片战争止一直保持着正常而自然的发展，社会进步脉胳一以贯之，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如毛主席指出，中国亦将自行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向社会主义前进；事实上，曹雪芹和王船山等已经吹响了挣脱封建主义思想枷锁的号角，就是历史提供的铁证。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国文明以华夏文明为中心，周边民族的文明在华夏文明的影响和冲击下也是一个又一个的迅速发展起来，但是，这些发展起来的亚文明却不是一个代替一个，而是一个又一个的融合到华夏文明之中，虽然这种融合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血腥的味道，然而比起西方整个整个民族的灭绝来说，那是要小得多的；并且总的来说，“合”的成分却始终大于“分”和“灭”的成分，那些融合进来的亚文明民族并没有灭绝，而是带着自己对华夏文明的贡献加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这就是中西文化比较，中国习俗远较宽容，不似西方那样排它的原因。在中国，各种宗教可以“和平共处”，从来没有“宗教战争”和“宗教仇杀”就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国文明的“多元”本质，而不是《河殇》忽悠我们的“日益单调为清一色的黄土地”，外来居民融入中国社会几乎没有任何障碍，号称最能保持自己民族特性的犹太人，在中国，也仅仅只在中国，已经消失在中华民族的大海洋里了，而没有任何抵触。
然而举着所谓“多元化”旗帜的西化精英，却颠倒黑白，散布所谓中国“一元”文明比西方所谓的“多元”文明“残忍”，“没人性”的弥天大谎，甚至鼓吹在中国“移植”所谓的基督教文明，一面高唱着西方的科学，又一面叫喊着要皈依洋迷信，比起《镜花缘》中的两面人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和西方在文明碰撞传播上的不同特点如果一定要被称为“根性”的话，到底谁“劣”？答案不是很清楚吗？
结论：
《河殇》妄指中国文明“早熟”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由“早熟”出发推断中国文明“劣等”则只能是殖民主义及其奴才的诬蔑。人所共知历史告诉我们，“早熟”的恰恰是西方文明，只是我们并不会因此给他们戴上“劣等”的帽子，然而这种“早熟”却给西方资产阶级打上了奴隶主阶级的印记，给第三世界带来了残酷搜刮、血腥屠杀和种族灭绝的巨大灾难，难怪马克思总是把奴隶称作古代无产者哩。
华执殳二零一零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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