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孟的“仁义”与“利益”之辩及其实质
探索者
孔孟“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皇皇如也”、“传食于诸侯”，皆为私“利”也；孔孟为益其“一毛之利”而祸害“天下之民”！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13·26》）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8·13》）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都被孟子视为“贼道也”，就是他“仁义”好，是“中庸之道”。
“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就是墨子，“摩顶放踵”而“利天下”！《庄子·天下》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是孟子对杨子的污蔑。由“杨子取为我”，何以必然得出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何以就说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子取为我”，让世人要爱自己，要觉悟、觉醒，不要去为天子、将相等的私欲送命！这本身就是对天下之大“利”；在那君权至上的时代里，敢于提出“为我”而不“为君”的口号，真是破天荒，振聋发聩、惊天动地！不用说别的，要顶住孟子之流的攻击和迫害，就非同小可，绝非“拔一毛”的问题。究竟是谁“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孔孟和帝王将相一伙。他们不仅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而且是宁以天下殉其私利。在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帝王不是为其一己的私利，把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孔孟之流不是亦一贯奉行“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孟子·公孙丑下·4·7》），“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孟子·离娄下·8·29》）吗？“天下有道则见”，“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是为了得“利”；“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无道则隐”、“闭户”，为何？是为了避害，以免损伤了他们自己的“一毛”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君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君末见？当蒋介石政权已经是土崩瓦解之时了，其好友陈布雷仅因劝其拿出几万钱做个样子，稳定人心，当时蒋介石就火了，把陈布雷骂了个狗血喷头！《论语·先进·11·9》：“颜回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11·10》：“颜回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论语·先进·11·11》：“颜回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论语·先进·11·8》：“颜回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孔子称颜回是其最得意的弟子。“颜回死”，“子哭之恸”，称“噫！天丧予！天丧予！”，然却不肯“之车以为椁”，先是以“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搪塞，后只好承认“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你看，孔子视“之车以为椁”而“徒行”胜于“天丧予！天丧予”！岂愿“拔一毛而利天下”！《论语·泰伯·8·3》：“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你看，曾子是如何爱惜自己的每“一毛”！试问孔孟谁曾“拔一毛而利天下”过？没有！他们是一伙满口仁义而善吃百姓的豺狼。杨子的学说就是让百姓看清他们一伙面目，爱护和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不要去充当统治阶级的牺牲或帮凶。“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孟子一副恶霸嘴脸昭然若揭。在孔孟眼里，他自己的，皆是“正道”、“圣道”；异己的，皆是“异端”、“贼道”。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有“危”、有“乱”的地方，即需要孔孟发挥治国才能，解决问题的地方，孔孟是不去的，因为那里有险而无“利”；无“危”、无“乱”，即无需其发挥治国才能，解决问题的地方，却要去兜售他们那一套“治国大道”，因为那里无险而有“利”。这不仅说明其怯懦、自私，说明其并无真才实学，也说明其惟利是图，是专门摘桃子，掠取暴利者。孔孟一副明哲保身、投机钻营、看风使舵，不知为耻反以为荣的投机商嘴脸昭然若揭。怎能相信像孔子孟子这种人，能有“居之无倦，行之以忠”，“以忠事君”（《论语·颜渊·12·14》）“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15·9》）之高举？！孔孟鼓吹“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其本人却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蒋介石令其将士“不成功，便成仁”时，其本人却早为自己营造好了安乐窝！“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孔子三个月无官做，就惶惶不可终日，出国必带上献给所去国家君主、大臣的见面礼物。可见孔子是一个官迷，富贵迷，是一个靠钻营谋求官位，寻求富贵者，是一切君王的泛走狗。他自称“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7·16》），全是自吹自擂的骗人鬼话。《论语·述而·7·12》：“子曰：‘富而可求也，虽然鞭之士，吾亦为之。’”“出疆必载质”，“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可见中国卖官鬻爵，以钱买官、行贿得官、私门求官，古已成俗，“源远流长”！既然“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那么“君子”与“小人”有何差别？“士之仕也”，为“俸与禄”，以及“祭祀”和“饮宴”，大“利”也；“犹农夫之耕也”，为养家糊口也，小“利”也。这不是“君子”与“小人”一样，都是“孳孳为利者”吗？“君子的”孳孳为善者”，就是“孳孳为利者”；“利与善”无间也！孟子称“君子”的“孳孳为利者”为“孳孳为善者”，是何等之“辟”啊！没有“小人”的“孳孳为利者”，哪有“君子”的“孳孳为善者”！没有“小人”的“孳孳为”小“利者”，哪有“君子”的“孳孳为”大利者？“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这是“君子”得了“小人”的大便宜而卖乖！
由“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来看，“无君”，无官，孔子岂能“隐”得住！孔子的“富贵”欲，也就是求“利”之心大得很，是很难“隐”住的，甚至于为“富贵”所驱使，宁愿铤而走险，做犯上作乱者的帮凶。“笃信好学”，笃信周礼，好学周礼。孔子自称“笃信”，却又云“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笃信”，乃孔子自称；“无信”，才是孔子的实际。“守死善道”，死守周礼。“死守”，也是孔子的自称；“毫无节操”，才是孔子的实际。《论语·阳货·17·5》：“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论语·阳货·17·7》：“佛肸［畔］，召，子欲往。”
《墨子·非儒下》：“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景公曰：‘以孔某语寡人者众矣，俱以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mǐ）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lù）。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邪行，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景公曰：‘呜呼！贶（kuàng）寡人者众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某之与白公同也。’”由此看来，甚至于本是“有道”、平安、太平之“邦”，经孔子一伙的“入”，也要“乱”、“危”起来，浑水摸鱼，从中取利，是孔子的拿手好戏。毛泽东曾戏称：“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孔夫子是革命党，他到哪里，哪里就造反。”（《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人物精选》）《论语·乡党·10·6》：“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论语·乡党·10·8》：“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论语·述而·7·14》：“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看来，孔孟并非是“言仁义”，不“言利”，也是“言利”的；其所追求者，也并非是为“仁义”，而是为“利”，“求善贾”，求大“利”也；“谋道”（《论语·卫灵公·15·32》），求大“利”也！所谋之“道”“仁义”就有大“利”。尽管孔孟绝不会“为利天下”而“拔一毛”，但却为其私利而奔走四方，无论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游说列国的孔子，还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孟子，虽曰行“仁义”，实乃皆是“孳孳为利者”也！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尽心上·13·32》）
孔孟“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皇皇如也”、“传食于诸侯”，皆为私“利”也；孔孟为益其“一毛之利”，既夺民财、民心，又夺民命，祸害“天下之民”！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11》）
这不仅是孔孟对国家发展经济的反动，更是对今天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反动。两千多年来，孔孟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是巨大的，难以估量！
（请进入《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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