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强：从中国哲学的道器观看虚拟经济

从中国哲学的道器观看虚拟经济

韩强

华北水利电力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内容提要：实体经济决定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如果虚拟经济进行对实体适当的模拟，它会促进资本向有成长性的领域内流动，分享其成果。这就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正向的反作用。如果虚拟经济进行的模拟超过了一定的度，会产生负方向的反作用。研究“虚拟经济”最重要的是把握这个“度”，因为“度”也是一个变量，现代经济的发展是快速的，需要在动态中把握“度”的变化。美国金融危机，从从安然事件到次按揭危机，是一个过程。实际是金融产品的虚拟过度，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基础，也就是说超过了实体经济真实总量。

关键词：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虚拟过度、经济总量、金融危机、整体思维

Abstract: Real economy has a decisive impact on fictitious economy, and the fictitious reacts on real economy. If fictitious economy made appropriate simulation on real economy, it would promote movement of economy to the growing field, and share the fruit, which is the positive reaction of fictitious economy on real economy. If the simulation of fictitious economy exceeded certain degree, the reaction would be negative.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 grasp this degree in researching on fictitious economy because the degree is variable and it is needed to grasp change of the degree in the rapid modern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Enron case to sub-mortgage crisis is a progress that excessive virtualization of financial products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status of the real economy which means it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real economy.

Keywords: fictitious economy, real economy, excessive virtualization,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real economy, financial crisis, holistic thinking

中国哲学讲究的是整体性思维，特别是对无形的形而上之道的探讨很深刻，如果我们从这种思维方式来看虚拟经济，那是很有意思的。

其实，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早有先兆，这就是在2001年至2002年发生的安然事件，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从2007年开始逐步演化的次按揭危机，终于酿成大祸。这是一个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整体质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虚拟经济的无形，人们忽略了其危险性，甚至看不到其危险性。

我在2002年的《读书》第10期，曾经发表《“非理性繁荣”与美国股市的信任危机》，指出这个危机必须上升到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进行分析。2003年在《求是学刊》第四期发表《虚拟经济的哲学思考》，指出：

《周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抽象的“道”是无形的，具体的事物是有形的。“道”是什么呢？“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变化的规律是无形的，但是它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人类发展过程中能动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模拟，既模拟有形世界现象，也模拟无形的、抽象的规律。所以说意识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在内容是客观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实体经济决定虚拟（模拟）经济，虚拟（模拟）经济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如果“虚拟经济”进行对实体适当的模拟，它会促进资本向有成长性的领域内流动，分享其成果，这就是真正的钱生钱了。这就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正向的反作用。如果“虚拟经济”进行的模拟超过了一定的度，会产生负方向的反作用，就像纳斯达克一样。但是如何判断“度”呢？这是最难的，所以我认为研究“虚拟经济”最重要的是把握这个“度”，因为“度”也是一个变量，现代经济的发展是快速的，需要在动态中把握“度”的变化。

所以，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实际是金融产品的虚拟过度，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基础。也就是说超过了实体经济真实总量。“经济总量”这个概念，我的博士生朱义明在他的论文中进行过详细的分析。

如果，我们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就会发现：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市场经济”就客观存在。古希腊的外贸市场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经济,是四个发展阶段。为了加以区别，我们可以把古希腊的外贸市场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称为“前市场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把资本主义的的商品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经济，称为“现代市场经济”或者“发达的市场经济”。

在古希腊的经济中，由于希腊贫瘠的土地，农业极其重要．到了公元前6世纪，工艺和贸易（主要是海上贸易）开始发展。希腊农业以谷类、橄榄和葡萄三大作物为主．由于土地贫瘠，农产品的收成不能够满足需求，因此希腊需要实行殖民政策，而亚细亚的殖民地对控制小麦供应很重要。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希腊很早以前己经必须进口小麦；因些迫使希腊从事海上贸易。兰尼加，埃及，意大利（特别是Magna Graecia地区和西西里岛），以及黑海的的周边地区，为希腊提供小麦。雅典和科林斯担任希腊和爱琴海各岛屿之间的贸易中途站。其他进口产品，包括纸莎草纸、香料、纺织品、金属、造船材料：如木材，亚麻，和沥青，此外还有谷物。希腊城市则出口葡萄酒、陶器和橄榄油。一些历史学家粗略地评估商贸对古希腊经济的重要性。Daniel Jew计算出，雅典在四世纪时累积的财富，有近一半来自贸易。伊恩莫里斯估计地中海四世纪时的贸易额中，约为一世纪时的20 ％。　

由此，我们可以把古希腊称为“外贸市场经济”，历史学家爱德华·迈耶尔在《古代经济的发展》一文中，认为古代同样经历了它的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具体说来，公元前7——前6世纪希腊的工商业已有了较大发展，与14、15世纪的欧洲水平相当；公元前5——前4世纪的希腊更是已经处在了资本主义的旗帜之下，与18、19世纪以来的英德两国颇为相似。此后，不断有学者加入双方阵营，从而形成了一场“原始派”和“现代化派”之争。迈耶尔这种历史循环论的看法把古代历史严重地现代化了，但他也确实发现了古希腊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事实，因此得到了一批著名史学家的支持，如英国的乌尔、法国的贾德、格格兹等。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孟子认为，君主的责任就在于发挥自己的“恻隐之心”推行仁政。实行“八家共井”的劳役地租制,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养活妻子儿女,孝敬老人,再开办学校进行道德教育（《梁惠王上》）1。

孟子把性善论推广到社会领域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分工论。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滕文公上》）2

中国真正形成农业、手工业的市场经济是在秦汉时期。秦统一六国之后，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钱币，同时修了驰道，为古代的市场经济创造了条件。到了汉代张骞通西域打开了外贸，商品交换发展起来。丝绸、茶叶、瓷器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导产品。有历史学家统计，南宋时期的经济总量比北宋时期还要多，外贸占经济总量的30%，因此，我们把中国封建社会定义为“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本”“末”之争。“本”泛指农业，“末”泛指工商业。所谓“本”、“末”观，就是指古人对农工商业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其中包括“重农轻工商”的观念。古希腊虽然没有与中国相对应的“本”、“末”概念，但却不乏对于农工商业及其关系的思考。与中国先秦的情况相似，古希腊的思想家或立法者无不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工商业居于次要地位，而且，对待“末”业的态度也存在着相对宽容和相对严厉两种倾向。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希文明所处的相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及其社会经济状况。3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王大庆说：古希腊人的“重农轻商”观念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注：胡寄窗在《政治经济学前史》一书中提到了四种对后世影响较大且有史料可依的“原创型”古代经济思想，即古代希伯来、印度、希腊和中国的经济思想，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者“重农轻工商”的观念，其中以希腊和中国的“本”、“末”观影响尤为巨大。希腊的“本”、“末”观首先被罗马继承下来，继而又为中世纪的经院学者所保留，例如，亚里士多德的“重农轻工商”的思想就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圣·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的著述中，在中古欧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直到中古后期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见《政治经济学前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8、207、255、377页。）。因此，对古希腊人的“本”、“末”观（注：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希腊虽然存在着与中国相类似的“本”、“末”思想，但并没有与中文相对应的“本”、“末”范畴。）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历来以工商业发达而著称的古希腊社会的认识，而且对于全面、客观与合理地评价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思想也将大有裨益。4

    在中国和古希腊的学者中，对古代的市场经济都很重视动态平衡，其表现就是重视各类商品交换的平衡，以及商品与货币的总量控制。《管子》的市场管理思想讲的是粮、钱、物（商品）之间的关系，说明了这个市场最基础的是粮食，这也可以称为农业重工业市场的基本理论。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 (《形势》)5。人的生产活动，，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山国轨》）6。要取得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运行之“轨”，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人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人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相反，人如逆它，它对人也必“违之”，结果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形势》）7。这就说人的社会经济活动，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管子·轻重》诸篇论述了在经济领域中，轻重理论就是通过权衡货币、谷物、百物的供需、贵贱等措施，并平抑物价、安定民众生活，使国家富强的。权衡轻重，还可以在经济上通过对外贸易和商战制服别国。

     第一，“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乘马数》）8这就是说，粮食是最重要的商品，谷与万物的关系是，谷重（贵）万物轻（贱），谷轻万物重。

     第二，货币与万物成反比。“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山至数》）9“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而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山国轨》）10

     第三，“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国蓄》）11货币与谷物的关系，又是“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二者成反比。

    总而言之，掌握轻重关系的规律，了解各种商品(万物)与谷物、货币与万物、谷物与货币彼此间轻重关系的比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调节物价，稳定市场，才能达到和谐。

管子的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影响，王安石变法中就提出，国家应该在丰收年景收购粮食，在欠收年景卖出粮食，保持市场的稳定。中国是一个大国，解决吃饭问题是国计民生的首要大事。

市场动态平衡的思想在古希腊和罗马的思想家中也有所表述，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前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市场动态平衡”是重要的思想。关于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经济”，大家比较熟悉，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下面，我们看一看宏观调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我们不妨把经济过程看做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系统，首先是世界经济系统，然后是各国经济系统，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出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经济系统。另外还可以从行业上划分出工业系统、农业系统、交通系统、能源系统、科研系统、金融系统、国家管理系统等等。这就象一个人的生命系统一样是由各个系统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的生命系统是靠各个系统之间的协调，以维持生命过程。同样经济系统也需要有机的协调，这就是宏观调控的基础。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宏观调控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首先要承认经济过程是有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要认为宏观调控可以随意改变经济的过程的规律。有时某些干预在适时间内好象起作用，但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或者在一个阶段中，客观规律还是要起作用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人体生命的自我调节是一个自然过程，当人的某个系统出毛病的时候，就需要治疗，但是任何治疗，必须符合人体生命的自然规律，否则治疗不仅无效，甚至会起相反的作用。

人类的经济活动要复杂多了，因为参与经济活动的是有意志、有意识的不同利益的群体和个人，每个群体、每个人都有有明确的目的，但是在整个活动过程中还是要受经济规律制约的。恩格斯有句名言：推动历史前进的是无数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也就是说历史的客观规律象一条对角线，以这条对角线可以做出无数个平行边形。只有边最接近对角线的平行四边形，才最接近历史的规律。但是任何平行四边形都不可能完全与这条对角线重合，也就是说人们只能认识客观规律，不能改变规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历史活动是人参加的，每个人都是有意志、有目的的，而在一切目的背后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人是有意志的，所以会产生无数平行四边形，同时客观规律决定人们活动的成就，只有最接近客观规律的人，他的活动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所以任何思想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宏观调控是让不同利益的群体和个人的活动适应客观规律，而不是改变客观规律。

关于宏观调控的三个手段：利率、汇率、税率. 其中利、汇调控手段对应于国内国外的货币政策等。税率调节手段目的； 1.增加财政收入 2.协调收入分配 3.刺激经济增长 4.维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基本平衡。这些方法都是现代经济必需的。我们看到这些调控方法是通过金融的运行反映出来的，这正是商品经济发展到高度阶段--现代经济的反映。金融领域的特征是带有虚拟性，但是虚拟是对实体经济的反映，也就是说对各个实体系统的综合反映。从信息论的角度看，实体系统，例如工业系统、农业系统、交通系统、能源系统、科研系统等等，通过一系的统计数字表现出它的运行过程，这样经济管理系统就根据综合的统计通过金融系统做出反映。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统计数字必须真实可靠，同时反映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宏观调控才能有效。如果统计数字不可靠，或者主观反映不符合客观规律，就会起相反的作用，就象医生开错了药方，产生严重后果一样。

现代经济、特别是新经济的发展，其速度是很快的，其能量也是很大的，因此要求各方面的信息能够迅速地反映到管理系统，同时要求管理系统迅速、准确地把管理信息反馈到各个实体系统中去。这就要求管理者象快速反应部队的指挥部一样迅速准确地传达信息，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整个经济系统有效的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系统又好象是高速公路系统的交通指挥部门。未来的经济发展正是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综合管理体系表现出来的。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已经很发达，而且整个世界都无法阻止这个发展趋势，但是1929年出现了经济危机，随后出现了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实，宏观调控应该是现代商品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尽管一个国家的制度有所不同，只要进入世界性的现代经济，就必须重视宏观调控。然而，80年代，正是美国，在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注：新自由主义有各种派别）的影响下，废除了大萧条后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另一方面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美国的房地产贷款市场最初由房地美、房利美和吉利美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占主导地位，它们通常会制定明确的放贷标准，并严格执行。90年代市场放开之后，私人的金融机构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展开激烈的竞争，使房贷标准不断降低，各种风险防范机制被所谓“效率优先”所代替，终于形成次贷危机。

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可把美国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看成是进入金融市场经济的标志，虚拟经济创造的“钱生钱”的神话，造成了金融市场的繁荣，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在“安然事件”发生后，几乎没有人想到还有一个更大的危机在后面。

现在，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周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抽象的“道”是无形的，具体的事物是有形的。在中国哲学家中，许多学者认为，“道”在“器”中，“道”不离“器”。从这个观点看，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就要要发生危机。现在有些经济学家还在宣扬所谓“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却没有意识，更重要的是分清“过度投机”与“创新”的关系。“投机”是个中性概念，是寻找机会，发现机会，“过度投机”是打着寻找机会，创新的旗号，进行过度渲染，造成跟风炒作，这不是创新。大家都知道，商品市场上有期货，但是把这个期货概念推广到证券市场，就产生了一个陷井——指数期货。股票本来就是虚拟的，它对应的是上市公司的实体，指数是反应股市交易情况的。“指数期货”实际是对虚拟的再虚拟，这实际是一种“过度投机”，谁能比较准确的预测指数的变化规律，概率很小。也就是说“指数期货”很像彩票，也很像“赌球赛”，这样的金融品种发展起来，就像进入“无间道”。所以，证券市场的功能被扭曲了。我们再看次按揭危机，房贷的证券化，其实也是虚拟再虚拟，甚至多次虚拟，已经成了“无间道”的怪物，不发生危机才怪呢。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必须分清“过度投机”与“创新”的关系。从金融市场上淘汰那些赌性十足的品种，恢复其资本优化的功能。

关于金融管制,实际上在美国的主导下,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有不少学者赞扬“放松金融管制”，例如，有学者说：

严格的金融监管产生于1929年-1933年的全球经济大危机之后。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采取严厉的管制和积极的市场干预，来促进经济的复苏。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金融管制对维护市场信心、保护经济安全以及促进金融机构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监管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其一，监管成本日渐提高；其二，造成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大大降低；其三，削弱了本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在认识到了管制对于金融业发展的阻碍之后，1983年，美国取消了利率管制。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瑞格尔--尼尔法案》，结束了关于跨州经营和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1999年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结束了金融分业经营制度，开创了金融发展的新纪元。

放松金融管制，大大推动了西方国家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了金融业间的并购，并加速了其金融业海外扩张的步伐。以英国汇丰银行为例，它通过一系列的购并活动，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拥有6500个分支机构、遍布五大洲79个国家的全球性银行。12

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又批判“放松金融管制”：

此次金融风暴，本质上是美国模式市场经济治理思想的严重危机。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教授大卫·科兹指出，目前的美国金融风暴，是资本主义一种特殊制度形式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形式作用的结果。由于金融管制的解除，没有了国家的密切监管，资本主义的金融部门就会出现内在的不稳定。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一套以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理想，以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思潮。一些学者称之为“完全不干预主义”，因其在里根时代勃兴，因此又称其为“里根主义”。而“金融大鳄”索罗斯把这种相信市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理念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索罗斯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华尔街的危机)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的结果。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破裂。”

新自由主义的模式，突出强调“最少的政府干预，最大化的市场竞争，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由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对这个体系也形成了极大影响。包括会计制度、市场评级体系、风险控制程序，乃至金融政策，甚至市场适用的语言、计价货币等，统统采用的是美国规则，国际金融体系实际上成了美国金融体系。很显然，这不符合平等、公平、协商的国际原则，无视各国发展阶段、管理水平、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差异。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调整要想取得成果，就必然要触动这一思想基础。13

由此可见，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活跃金融市场与管理金融市场的辩证关系，要把握适度的问题，走极端的思维方法是不可取的。这里，特别是要注意的是“过度创新”，实际上是要分清“投机”与“创新”的辩证关系。而要真正“创新”，就必须把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用中国哲学的话说：道在器中，不可离器以谈道，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世界上没有脱离实际事物的“道”，也没有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所谓“金融危机”的实质是过度虚拟化的结果。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