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年轻时说过：哲学就是为了找到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原”。当时青年中流行谈“立志”，毛泽东同志却不以为然，他觉得如果没有对“大本大原”的透彻认识，所谓“立志”是毫无根底的，他说：
“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
“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为之有志也！如此之志，始为真志。”
“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明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
“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韶山冲来的倔强少年，之所以最后成了“让历史显得渺小”（巴基斯坦前总统布托语）的伟人，以上那些话，就是他思想的原点。他是要立志的，但立志是难的，但难的事恰恰是他最愿意干的。
在他看来，这难，是因为立志要以对宇宙的真理、宇宙的“大本大原”的认识为基础；但天地寥廓，人世沧桑，要穷究其大本大原，又谈何容易！所以庄子才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志若出此，宜乎其终身无志欤？
但很显然，毛泽东同志并不是终身无志，而是为他的目标奋斗到了最后一息。但他真的找到了宇宙的“大本大原”了吗？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并没有找到。在他那里，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的：起初，他是认为确立宇宙的“大本大原”是“立志”的基础，但是这个“大本大原”的确是渺乎无极的东西，因此，对这个大本大原的寻求本身就是艰哉巍哉的，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有待确立的“志向”。也就是说，这里出现了一个循环：为了立志，需要求得真理；但是为了求得真理，本身就需要立下宏愿大志。因此，起初那种单线式的“先求真理再立志”的想法在这里陷入了困境。
从本质上讲，这位24岁的青年所碰到的，还是中国哲学史上那个讨论了很久的“知行关系”问题，或者说是“知而后行”还是“行而后知”的问题。按毛泽东本来的意思，所谓“立志”，就是由“知”到“行”的一个枢纽：由真知而有笃志，由笃志而有实行。可见他本来是赞成“知而后行”的。但他又说：“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为之有志也！如此之志，始为真志。”换言之，必须勉力实行，“志”才成其为“真志”，未行之志或者不行之志，都还算不得“真志”。那么，为什么只有实行之志才是真志呢？很显然，这是因为只有“实行”才能促进“真知”，而只有“真知”才能立“真志”。这样一来，他的思想中可以说又有着“行先知后”的一面。
这确实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王阳明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主张“知行合一”说，认为“行到明察精觉处即是知；知到真切笃实处即是行。”王船山批判这是“销行以为知”，就是说，这是把“行”归于“知”，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行”。但在我看来，王阳明的思路和毛泽东倒是有类似之处。
为什么呢？不用说，王阳明和毛泽东有很多根本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一手拿笔，一手持剑，一边推究性命天道，一边又以事功为己任。这样的人本来就完全是为了“行”而求知，但是到了“行”的过程中，又会领悟到，这“行”本身其实就是在“求知”：自己的政治军事斗争，其实本身就是探索宇宙和人生终极奥秘的最佳方式。后来，他们就会感觉到：笔就是剑，剑就是笔，笔可以是摧城拔寨的无敌利器，而剑可以是书写汗青的如椽巨笔。
从纯粹理论的层面上看，立志与求知，求知与实行，究竟谁先谁后，是可以永无定论的；但是从“行”的角度看，则这个“先后”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正如上面指出过的，无论发心于“立志”，还是发心于“求知”，实际上都是“立志”，实际上都暗含了“行”——这也正是王阳明说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立志固然是“立志”，“求知”其实也是“求立志”，是一种更根本的立志，人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哪怕是“终身无志”，但实际上却已经有了一个大目标，一个根本的目标，就是求“立志”，或者说，求自己能“有一言而终身行之”，求自己终身行为和人格的一种统一性。在这个大目标之下，就可以利用种种条件，投入学习和实践，时而“明察精觉”、时而“真切笃实”，在这两者间来复往返，为自己确立各种具体的“志”，做出各种具体的“行”，求得各种具体的“知”。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充分利用了他的时代背景中各种“知”和“行”的条件（这些是王阳明不能梦见的），大大地扩充了自己的历史容量；更在于他始终不让自己拘牵于某种具体的“行”和“知”上，而总是让自己超拔出来。他是终身在力行，也终身在求知，可以说也是终身在立志。“共产主义”当然是他的最终理想，但是他并不知道，也不认为有可能预先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究竟可以把这个事业推进到哪一步。因此，他用自己的实践，也鼓舞、动员了亿万人民和他一起实践，来求得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历史。
马克思曾经这样评论英国入侵之前的传统印度社会：
“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
中国在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入近代史的时候，整个民族的面貌基本上也是这样一种麻木停滞、可怜可悲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作为这一学说的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唤起了这个民族空前的历史主动性和奋斗精神。得中国哲学一向重“行”的传统之助，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敏锐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实践”观点。但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是，这里的“行”已经不再是圣贤的个人修为或是帝王的文治武功，而是觉醒了的人民的集体实践；这“行”所体现的“志”也不再只是个人的完美人格，而是科学共产主义对未来社会的伟大预见。当然，这里面还留下了个性和人格独立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革命者们相信，每个人个体人格的独立、完整、平等和尊严，首先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到实际斗争中去确立和锤炼的问题。不是在讲经布道的过程中，而是在共同自觉地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人们将会获得平等和尊严——这可以说也是新的“知行合一”观的体现。
因此，这段历史，可以看做一个民族在自觉地“求知”、“立志”的历史，一个民族在自觉地“笃行”、“成人”的历史。伟人之为伟人，就在于他将自己的原点，也变成了作为那段历史参与者的每个普通人的原点。
到了今天，这段历史对我们仍然是有启示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称更加注重“个性”的年代里，可是我们仔细想想：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那种“模仿性”在我们身上到底是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我们自诩的“个性”有多少真正称得上是我们独具的“个性”？我们所立的“志”又有多少我们自己真正能够了悟和把握的东西？我们是否还追求那种大彻大悟的境界，是否还在努力为自己塑造一种有切实根据和完整意义的生活？我们是否还有可能与他人真正做到心心相印，同气相求？我们是否还有一种平等和有尊严的归属感？
如果这一切的答案都不乐观的话，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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